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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去世当天，“副总统”李登辉宣誓继任“总统”职位，而后又被推举代理中国国民党主席。这位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以农业经济专家身份跻身政坛的人物，成了台湾当局新的领导人。
李登辉上台后，因为他是台湾本省人，不见得像从祖国大陆逃到台湾的老国民党人那样有难解的“国共心结”，同时也不见得像由祖国大陆逃到台湾的老国民党人那样，有热切的“统一期盼”，他既可能抛却国共两党之间的历史恩怨，在两岸统一问题上展现作为，也可能抱持统一干我甚事的态度，加速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分离。
1、李登辉的“台湾经验”
1988年7月8日，国民党召开第十三届代表大会，通过了“现阶段大陆政策案”。
这是第一个李登辉主导制定的大陆政策案，其中不难发现李登辉的新观念和有所改变的痕迹。
该案在建立大陆政策共识方面提出：
“现阶段大陆政策，当有所为，有所不为；知所变，知所不变。应有前瞻性，但不是浪漫的憧憬；应有开放性，但不可撤出安全防线。对大陆，有吾土吾民的民族情感；对中共,不能忽视其坚持敌我斗争的政治现实。我们必须将中共与中国分别界限；将大陆同胞与中共政权分别对待。在民间性的基础上，踏出稳健的步伐。我们应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政府立场，更应巩固心防，加强国防，以御敌海峡之外，掌握攻守之势。”
在统一认识之后，该案又提出现阶段大陆政策的目标是：
“扩展台湾经验，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发挥政经影响，争取大陆民心。”
为此，还从政治、经济、社会、文教四个方面提出了十九项重点措施，涵盖内容不可谓不广，但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类是对两岸的通邮、通商和其它各项交流的政策规定，一类是促进大陆向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文化中国化演变。
前者对蒋经国时期的某些还左右摇摆的弹性政策进行了厘定，而后则集中体现了台湾当局企图以“台湾经验”来促使大陆和平演变的用心。
打出“台湾经验”的招牌，反制大陆方面“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这就是李登辉的新观念。
蒋经国在世时主张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李登辉上台后提出用“台湾经验”统一中国，前者着重意识形态，后者着重社会制度，二者是有区别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一个口号，台湾经验统一中国也是一个口号，两个口号所代表的意义都反对一国两制，而主张台湾的一国一制。
李登辉的新观念之所谓新，不在内容而在形式，用“台湾经验”取代三民主义，给人以新鲜务实之感，而且还具有配合国际反华势力和平演变中国大陆的功能。
“台湾经验”一词在国民党“十三全”后，特别是苏联及东欧国家发生巨大变革时期，几乎成为了李登辉的口头禅。在李登辉的卖力鼓吹下，“台湾经验”被解释得天花乱坠，俨然成了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灵丹妙药。
但是，进入90年代后，因为中国在“东欧、苏联剧变”的冲击下屹立不倒，国际反华势力的和平演变策略没有在中国奏效，中国反而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不断进步，而且取得了为全世界所肯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如此一来，“台湾经验”就显得渺小了，用“台湾经验”统一中国也显得无趣了，李登辉也就很少提及它了。
2、假戏真做的“国统会”
李登辉是由“副总统”继任“总统”的，任期至1990年5月届满，但他连任的问题却在国民党内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政争。
1990年2月11日，国民党召开十三届临时中央全会，讨论“国民大会第八次会议政治任务提示案”，也就是确定“正、副总统”候选人。
会上，李登辉出人意料地提名“总统府秘书长”李元簇与他搭档参选，虽然获得会议通过，但引起了国民党内大陆籍“法统”势力的不满。
另外，由于国民党大陆籍势力，看到李登辉上台以来纵容“台独”，允许“台独”势力在台湾岛内公开活动，对这位台湾籍的“总统”是否坚持统一的立场产生了怀疑，因而由“国大代表”滕杰等人出面，提出了“党主席与国家元首不宜由一人兼任”的主张，并酝酿推出“司法院长”林洋港和“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纬国参选“第八任总统”，与李登辉唱对台戏。
李登辉见状，急忙请出国民党八大老出面调解政争，劝退林洋港，同时发表讲话，表白他坚定的反对“台独”的立场。
在表白了反“台独”立场之后，李登辉又来安抚大陆籍势力，特别是那些将在“国民大会第八次会议”上投票选举“总统”的“国大代表”。
安抚的办法是反复地表白他追求国家统一的决心，甚至夸口说国际潮流变化很大，国际潮流压迫共产主义制度站不住脚，中共也会在国际潮流下站不住，因而，他有办法在6年内实现统一，带着这些从祖国大陆逃到台湾来的“国大代表”重回祖国大陆，荣归故里。
这一番表白使得一些对他的统一立场将信将疑的“国大代表”对他投了赞成票，使李登辉顺利地赢得了6年的“总统”任期。
1990年5月20日，李登辉正式就任所谓“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
在就职演说中，李登辉再次慷慨激昂地表示，台湾与大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有中国人同为血脉相连的同胞，所有中国人都应共谋以和平民主方式，达成国家统一的共同目标。
同时，李登辉信誓旦旦地追求统一，宣称在客观条件成熟时全面开放两岸交流并依两岸中国人的公意研讨统一事宜，这对于怀疑李登辉的统一立场的国民党大陆籍势力，特别是希望李登辉6年内带着他们重回祖国大陆的“国大代表”来说，听起来心里会是蛮舒服的。至于李登辉所说的话究竟能有几分可信度，就只有天知道了。
为了显示自己果真追求统一，为了使自己“6年内一定有机会回大陆”看起来不太像一句空话，也是为了进一步安抚、蒙蔽大陆籍势力，李登辉就职后导演了一出大戏，这就是在“总统府”设立所谓的“国家统一委员会”。
成立“国统会”，其实不过是一出假戏。李登辉的统一口号在90年代初喊得最多也最响，但其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却是要“建立台湾人的国家”，只是他的心迹直到1994年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恳谈时才暴露出来。
既是假戏，就只能真做，才能让人信以为真。
3、假戏如何真做？
“国是会议”落幕后，李登辉特派“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负责筹备成立“国统会”的事宜。
蒋彦士原本是蒋家的旧臣，对李登辉有知遇之恩，当初就是他把李登辉拉入政坛的。李登辉就任“第八任总统”后，聘任蒋彦士做秘书长，体现了李登辉不忘旧情，知恩图报，再派他筹备成立“国统会”，则更给人以他确实是打算在统一问题上做点实事的印象。
因为，蒋彦士在人们的眼里是李登辉信任的人，李登辉派蒋彦士做的事，当然是重要的事，也是李登辉想做的事。
8月29日，李登辉在“总统府”以茶会方式邀请全体“总统府资政”和担任“战略顾问”的一级上将，就设立“国统会”一事交换意见。在这次茶会上，李登辉按照蒋彦士为他准备好的致词稿，向全体“资政”和“战略顾问”解释了设立“国统会”的构想。
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按照李登辉的构想，“国统会”于10月7日宣告成立。李登辉以“总统”身份担任主任委员，“副总统”李元簇、“行政院长”郝柏村、无党籍著名人士高玉树，担任副主任委员，另由李登辉遴聘“立法院长”梁肃戎、“司法院长”林洋港、“考试院长”孔德成、“监察院长”黄尊秋等29位各党派、学术界、工商界、舆论界和民意机关的代表性人士为委员。
是日，“国统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除民进党籍委员康宁祥未出席外，其余委员全部与会。
会议从上午11点开到下午1点，先由李登辉致词宣布“国统会”成立，接着蒋彦士报告“国统会”筹备经过，“行政院大陆工作会报执行秘书”马英九报告“两年来的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然后是蒋纬国、陶百川等14位委员发言，最后由李登辉作总结讲话。
“国统会”的成立，对于怀疑李登辉统一立场的国民党大陆籍势力，的确起到了安抚和蒙蔽的作用。一些怀疑李登辉的人因此转变了对李登辉的看法，“看来李总统是主张统一的”，“看来6年内回大陆不见得是一句空话”。
主张统一的报刊媒体也对此寄予了高度的期许。
《联合报》即发表社论呼吁“国统会应以推动海峡两岸的积极互动为任务取向”，期望发挥咨询、决策，执行的功能，突破三不政策等禁忌与藩篱，作出前瞻性规划和执行开创性政策，打开两岸关系的局面。
李登辉导演的这出戏，赢得了观众，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
但是“国统会”成立之后，并未如《联合报》所期许的那样，打开两岸僵局，推进国家统一，反而发挥了限制两岸关系发展、阻碍统一的功能。
这个打着策进国家统一招牌的“国统会”，除了制定出一个“国家统一纲领”为国家统一设置障碍和提供拖延统一进程的理由之外，从未认真地就统一的大政方针提出积极的意见。
后来，随着李登辉分裂意图的公开化，“国统会”连定期集会也不再坚持了，几乎变成了聋哑人的耳朵。
4、阻碍统一的“国统纲领”
“国统会”是一个任务编组式的咨询机构，而“国统会”的委员包括了台湾当局的党政高层政要和社会各界的代表性人士，这些人有代表性无专业性，有的年老昏聩，有的对两岸关系和大陆政策不尽熟悉，难以想象这些人能够拿出智慧对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提供咨询意见。
因此，“国统会”之外另设有“国家统一委员会研究委员会”，由李登辉遴聘党政机关负责搜集、研究大陆资讯的人士和对大陆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出任“国统会研究委员”,，列席“国统会”会议，提供建言或研究“国统会”委员交议的事项。
“国统会研究委员会”作为“国统会”的幕僚机构，于10月3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决定，依据“国统会”委员陶百川所提的构想，研拟一份“国家统一纲领”，作为大陆政策的指导原则。
制定“国家统一纲领”的构想，是一向倡导中国按美国的联邦制实现统一的陶百川在“国统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并得到了“国统委员”的一致赞同。
虽然没有作成正式结论，但陶百川在会后接连发表了《国家统一的初阶段纲领》、《国家统一的中阶构想》、《国家统一的高阶远景》三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他对统一的方法、条件、步骤等一整套设想，其核心是“三联统一论”，主张海峡两岸经由联络、联合、联邦达成国家的统一。
“国统会研究委员会”由丘宏达、沈君山等人负责，依据陶百川提出的架构，经过反复研究，草拟了“国家统一纲领”草案，于12月22日，提交给“国统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但由于部分委员对草案中的部分条文有不同意见而未获通过，退回重拟。
1991年2月23日，“国统会”第三次会议再对重新拟定的草案稿进行讨论，并对某些条文进行了修改。
这样，九易其稿的“国统纲领”终于出炉。
5、“国统纲领”如何阻碍国家统一？
“国统纲领”的全文只有七八百字，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前言、目标、原则、进程4个部分的结构也较为周延，三个阶段的进程更是环环相扣。
因而，陶百川在“国统纲领”通过之后用了“有情有义、可大可久”八个字来吹嘘这个纲领，意思是说纲领是为统一制定的，而且有原则、有目标、有步骤，先交流，再合作，最后依两岸人民公意协商统一，可谓有情有义，但同时，纲领又在具体进程中，没有规定时间表，一切视条件是否具备而定，万无一失，可完全主导统一的进程，是为可大可久。
就“国统纲领”的内容来说，其中堆砌了中国统一是海内外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领土、统一的目的在于谋求国家富强与民族长远的发展、统一应以全民福祉为依归，促成统一是中国人的共同责任等华丽的辞藻，统一的口号喊得震耳欲聋，但关于进程的三阶段设计却给人以障碍统一之感。
有关统一的进程，“国统纲领”故意把本属于“交流互惠”范围的两岸直接三通放在中程“互信合作”阶段，而在近程阶段开出种种条件，其中最具关键意义的至少有四项。
一是在互惠中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二是祖国大陆地区积极推动经济建设，逐步开放舆论，实行政治民主；三是两岸应摒除敌对状态，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四是在国家间相互尊重，互不排斥。
这四项条件中的第一项，实际上就是要求祖国大陆承认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第二项其实也就是李登辉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中共要放弃“四个坚持”，第三项是要求祖国大陆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第四项是要求给予台湾国际生存空间。
这些条件，对祖国大陆来说根本没有可能接受。
因为答应了这些条件，不但祖国大陆要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社会主义制度，重新改写1949年推翻国民党在全中国统治的历史，而且还要承认实质上海峡两岸是“两个中国”，承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对台湾使用武力，并且任由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大搞“务实外交”。
“国统会”12位研究委员与“国统委员”不同，大都是对祖国大陆有研究专长的人士，相信对这四项条件的分量，以及祖国大陆能否接受这四项条件早有预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么其中的用意，除了让两岸统一进程无时间限制地停留在近程阶段，还会是什么呢?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宋楚瑜和“国统会研究委员会”召集邱进益，在“国统纲领”通过后曾反复强调，“国统纲领”作为台湾当局的大政方针，将落实为政府的政策贯彻执行，而且纲领确定推动统一是分阶段、按部就班、顺序渐进，只有完成前一阶段，才能进入后一个阶段，不得逾越，也没有时间限制。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马英九，从官方的角度也曾公开表示，“国统纲领”没有时间表并不表示是拖住统一，而是等待两岸统一的条件逐渐成熟。这在很大部分要靠大陆方面的努力，如果这些条件不成熟，统一对中国人而言，没有太大意义。
照如此说法，只有祖国大陆照单全收“国统纲领”的条件，并付诸实行，统一的进程才能进入中程阶段，否则就只能永远停留在近程阶段，难以向前迈进一步，而且如果祖国大陆不接受这些条件，实现统一对台湾当局来说，他们也认为没有意义，也就可统可不统了。
因为它的不统一或阻碍统一的特性，“国统纲领”刚一出炉即遭到了主张统一的人士的猛烈抨击。统派人士指“国统纲领”是一个“凌空杜撰的纲领”、“政治无知的纲领”、“长期分裂的纲领”、“独台的纲领”，是“儿童政治的习作、买办主义的掩护、独台路线的粉饰，绝不是一个想统一的纲领”。
王晓波教授在“国统纲领”草案提出后就在《中华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国统纲领”的三个进程其实是中国统一的“退程”。
预设了“两个中国”和分裂固定化长期化的前提在内，从抗拒统一的立场出发所拟定的统一纲领,矛盾重重，错乱不堪，这不但暴露了台湾当局根本没有国家统一的政策，也没有国家统一的理论研究，而只有一些主观幼稚的想法而已。
但是，不管统派人士如何抨击，“国统纲领”还是堂而皇之地被“行政院”接受并落实为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
此后，台湾同胞不断要求修改“国统纲领”以利打开两岸的政治僵局，实现三通，但“国统纲领”依旧以最高原则的地位，指导着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顽固地限制着两岸关系的发展速度，阻碍着统一的进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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