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勒上海发展的线索,描摹上海的历史风情。

如何用最少的文字,将大上海的发展脉络说清楚?

沧海桑田、筚路蓝缕,终成“上海”,这是一部袖珍的上海通史。

“发现闵行之美”系列丛书诵读活动第十二季,我们邀请了沪语播音员来诵读《上海小史》。你将听到的是《水乡稻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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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人:原闵行广播电视台播音员晨音

稻作文化是江南水乡文化的源头。《汉书·地理志下》记载:“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nòu),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这就是说,居于亚热带地区的古越人有着温暖的气候,充沛的雨水,上天的恩赐既丰厚又稳定,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生长出所需的一切的大地上,“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果献赢蛤”都由大地提供,稻作文明的特点非常显著。

中华文明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稻作文明,它之所以能存在万年以上,一是发明了人工取火;二是发明了种植业。水稻种植的发明,是一个跨时代的大事件,稻作文明让中华民族率先进入到产食经济时代,产食让中华先民们初步具有了摆脱自然束缚的能力。有了产食经济为支撑,远古先民不再像以前一样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渔猎和采集上,成天为填饱肚子而劳碌;由于食物有了初步的保障,他们有了精力和时间来观察天地和思考人类自身。所谓人类文明,就在思考和规范中点亮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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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上海郊区稻田里插秧的农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吴越之地的先民依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体现了农耕民族对土地的珍惜,对大自然的尊重,对天地的敬畏。同时注定了农耕文明尚和平节制而不尚侵略掠夺,并延伸出敬天爱人、尊道贵德的和平、和谐价值观等,这和游牧文明、西洋工商文明表现的贪婪掠夺、征服杀戮有着显著的区别。

太湖流域的江南水乡,水利资源丰富,种植水稻历史悠久。从崧泽遗址、福泉山遗址和查山遗址来看,人们主要聚集在地势比较高爽的区域。早期的稻作栽培,“火耕水耨”,人们可以控制水流,却不至于形成大规模的水旱交替。《齐民要术》引《周礼·地官·稻人》条下的井田系统,说稻田之“作田”,就是所谓“塘浦圩田”,有了水利系统与圩田系统,才有火耕水耨等植稻技术。

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也不能排除木器工具。“耒耜(lěi sì)”,传说为神农氏所发明。它以“斫(zhuó)木为耜,揉木为耒”,就是用一根长柄(耒)安在一个尖形铲(耜)上。耜初为木质。后来有了铁,改为铁质,耕作效率大大提高,这就是最原始犁的雏形。用它可以翻地、播种、中耕。唐陆龟蒙著有《耒耜经》,记载犁的演变。后来把“耒”部分改为弓形,更符合力学原理,与现代用的木犁大体相同了。用牛拉犁进行耕作,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国语·晋语》记载有:“宗庙之牺,为畎(quǎn)亩之勤”,反映了牛耕已经作为一种先进的事物受到重视。

耒耜的发明开创了中国农耕文化,有明确文献记载的播种用农具则有西汉的楼犁,楼犁由牲畜牵引,后面有人扶着,可以同时完成开沟和下种两项工作,耕地整地,耕翻土地,破碎土垡,平整田地等。从耒耜到畜力犁,开启了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经过先秦,到汉代的畜力犁已然最重要的耕作农具。魏晋时期,江南一带已经形成犁、耙、炒(chào)的水田耕作体系,这套耕作体系在宋代已臻于成熟,北宋时期还出现了秧马——一种拔稻秧时乘坐的专用工具。

尽管学术界对稻作技术的时间节点尚存在争论,但可以成为定论的是,当时太湖流域确实活跃着一支擅长稻作农业的原始先民,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顽强地生存,勇敢地开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代相传。农耕民族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重农轻商、安土重迁和性格平和。《管子·轻重篇》中记载:“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铋(yáo)一镰一椎(chuí)一绖(zhì)然后成为农。”先民们对于稻作工具的奉献,不断丰富着水乡农耕文化。在六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太湖流域,特别是吴淞江沿岸的原野和泾浦及水塘间,留下了他们雄浑有力而经久不衰的生命之歌、农耕之歌。有个古老的神话传说,当年伏羲、神农曾在太湖边传播百谷。太湖畔流传着一首颇耐寻味的吴歌歌谣,世世代代传唱在吴地农民的口中:“伏羲神农驾金龙,九龙山下五谷种,传下五谷救万民,万民万代谢羲神。”正因为有了稻米,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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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上海郊区百姓在水田里耕作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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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拔秧用的坐具,也称秧船或秧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