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国人刚刚开始穿西装系领带，将其视为正装。记得我在军队工作时，除了参加外事活动，须穿西服系领带的机会并不多。1987年转业到国家体委宣传司任对外宣传出版处处长时，上海出生的吾司长较明确地要求大家会见各国体育外宾时要穿西服，我忙跑到“红都”订做了两套西装，一深一浅，但领带时常打不好。
1989年，我国为首次亚运会在京举办作准备，香港“领带大王”曾宪梓（1934年2月2日—2019年9月20日）为亚运会率先捐款100万港元。他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届、九届、十届常委，出任过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他是一位久经沧桑的爱国老人，他的老家在广东梅县，他小时候冬天穷得连双鞋都买不起，新中国成立后是靠政府助学金读完了中学和大学。1968年定居香港，他和夫人黄立群一起靠一把剪刀辛勤而艰苦地开拓了金氏企业，最终创下了享誉世界的领带名牌“金利来”。1978年，曾宪梓给家乡梅县捐献了30万港元，筹建了一栋“教学楼”，他一生捐赠给全国各地用于公益事业发展的善款累计高达12亿港元。当年，曾宪梓除了为亚运会捐款，还捐赠了不少衣物等，并特别捐赠了两千条“金利来”领带，那鲜红的领带前面印着“中国亚运会”和金黄的国际“奥运会五环”标志，这批领带大受我国体育界人士的欢迎。我在国家体委的办公室也收到了两大箱，本人时任处长，遂经常以此为礼物赠送来访的中外人士。
我曾在香港和内地会见过几次“领带大王”，他对我都十分热情。
1988年元旦前，我身着浅灰色西装，佩戴此鲜红领带赴香港出席香港《大公报》等新闻单位为我的文选《四十春秋》举行的首发式，曾宪梓和几位驻港的全国政协委员都应邀出席，我俩在主席台握手言欢，谈笑风生。他正值壮年，身材壮实，脸色黝黑泛着红光，普通话中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交流中，他惊喜地发现我胸前佩戴的这条鲜亮的中国红领带正是“金利来”，微微一笑又摇摇头：“万先生打的领带不够好啊！”说着亲手帮我解下，又往我伸出的脖子上一系，说：“要左压右，再系一次，这样结带小一点，才好看！”曾老板让我记住了领带的正确打法，以后处里、司里的同事们照此要领打领带都说好看。曾先生还说：“内地有些企业假冒‘金利来’的不少，钱让那些人都赚去了，真没办法！”第二天晚上，他又在香港马会宴请了我和国家体委宣传司吾司长及另外两位团员。我记得所有桌上的主宾大多系上了“金色五环”金利来领带。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2005年山东嘉祥县（曾子故里）举行的“曾子诞辰2510周年”集会上，当时曾宪梓后面跟了几百名曾氏后人。古稀之年的先生已经坐上了轮椅，夫人黄丽群在旁伺候着，此时的他头发虽稀疏却梳理得整整齐齐，体态明显臃肿，手脚并不利索了。我忙跑上前去，低下身子紧握着他的右手，他又加上了左手相握，我们两人四目对视了良久，贴耳说了几句问候的话。最后他提高了嗓门，深情地盯着我说：“许久不见了，想念你，万先生！”他上下打量着我，或许是在回忆我们十几年的交往……（万伯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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