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后期对苏俄的重新认识，几乎完全推翻了他从前的主张，他指出，列宁虽然讲过“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但终究未曾采用民主制。他更说，如果不实行民主，斯大林这样的人将层出不穷。
随着岁月的流逝，陈独秀步入了他人生的晚年。

在这个时期，1934年12月的一件大事深深触动了他的思考——苏联的基洛夫被刺杀事件。
这一事件成为了斯大林大规模迫害和屠杀列宁时代领导人的导火索，使得陈独秀对曾经那个被他所信奉的国家和制度开始重新审视。
基洛夫的死亡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的标志，更是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开始。
这场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苏联，无数的革命家和无辜者被牵扯其中，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其实从1936年开始，陈独秀深陷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反思之中。
他开始质疑，这样一个制度究竟能否真正给人民带来人权和幸福。
曾经，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世界的革命事业，梦想着通过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带来更美好的生活。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和无数无辜者的血泪，让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理想。
在他的晚年，这种深刻的思考变得尤为复杂和痛苦。
一方面，他对于自己年轻时的理想主义和热情充满了怀念和坚持；另一方面，苏联的现实又让他深感疑惑和失望。
陈独秀在晚年的一系列著作和信件中，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模式不能被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
他的批评基于一个核心的命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陈独秀所强调的民主，是具有明确内容的，不同于一些人对民主的空洞高谈。
他认为，民主应该包含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尤其强调反对党派之自由的重要性。
在《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中，陈独秀明确指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辅相成的，而非相互对立的。
陈独秀批评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某些国家出现的斯大林式官僚政权，他认为这些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和堕落，并不能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他强调，没有民主作为官僚制的“消毒剂”，即便是无产阶级革命也只会导致官僚政权的产生，而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在陈独秀看来，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在于其过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和缺乏民主机制。
他总结的“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直接指向了苏联共产党内部严格的党纪和对不同意见的打压，这种做法有效地消除了党内的多样性和批评声音，同时也阻断了党外其他政治力量的存在和发展。
更进一步，陈独秀批判了格别乌的权力过度膨胀，认为它的权力甚至凌驾于国家的正常行政权力之上，包括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内。
在他看来，格别乌成为了斯大林个人御用的工具，其运作透明度低，缺乏有效监督，严重破坏了政治体制的健康运作。
基于这样的分析，陈独秀得出了一个沉痛的结论：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初衷和理念，变成了一个官僚专制政权。
他指出，苏联在后期如果仍被称作社会主义国家，那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和糟蹋。
陈独秀认为，仅仅反对斯大林这一个人是不够的，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整个国家制度的缺陷。他指出，如果不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即使斯大林倒台，也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苏联乃至其他国家出现。
这种见解不仅针对了个人独裁的问题，更深入地触及了体制本身可能存在的缺陷。
随着历史的发展，陈独秀的这一预言似乎得到了验证，许多国家在摆脱了独裁者之后，却依然未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社会公正。
在批判斯大林及其体制的同时，陈独秀没有放弃对民主和人民幸福的追求。
他将自己在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思想进行了重新提升，更加强调人权的保障和对人民幸福的维护。

陈独秀的思想发展和对于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他的思考不仅是对于个人独裁和体制弊病的批判，更是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幸福的深度探索。
与其他先进分子相比，陈独秀的思想和探索具有其独特性，体现了他对于民主和社会主义深刻理解的同时，也展现了他勇于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
总的来说，陈独秀晚年的思想转变和深刻反思，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们指明了反思和自我革新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