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国共两党各自主导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能取得一定的胜绩，其中就包括平型关大捷。
就在全民族抗日热情持续高涨的时候，此时的蒋介石，却将他罪恶的手再次伸向了共产党人的背后。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终于在项英的指示下开始向北转移，两天后在泾县遭遇国民党的埋伏偷袭，新四军死伤惨重，这就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皖南事变”。
尽管在此之前，毛主席已多次警告催促，但时任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优柔寡断，深受王明“右”倾主义的影响，屡次错失转移良机，最终酿成惨案。
然而，这并不是项英第一次无视中央下达的指示，早在1939年，他就无视毛主席的回电，执意枪决一名新四军名将，此事让毛主席大发雷霆，直到70年代仍耿耿于怀。
请示委座，错杀名将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日军在第一阶段与国军正面硬刚中损失惨重，开始将枪口对准了由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同时对国民党则采取政治诱降的阴谋，目的是为了破坏国共合作，从而坐收渔翁之利。
同年，毛主席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自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毛主席便时刻提防着蒋介石，提出此战略部署一是看到新四军所处位置不利，一旦蒋介石再动杀心，很容易落入国军的包围圈中，二是为了抗战胜利后，能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有利地位。
1939年2月，周恩来在皖南视察期间，帮助新四军制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时任新四军军长的，正是当年参加南昌起义的叶挺，但当时的叶挺还不是共产党员，而副军长项英在新四军成立之前，就长期领导红军游击队进行抗战，又是一名老党员，所以他才是当时新四军的核心人物。
1939年6月，延安指挥部收到一封来自新四军的电报，内容是项英以高敬亭违抗军令为由，向党中央请示将其处决。毛主席看完电报后直言“这么做简直是胡闹”，随即回电表示先将其押送至延安进行批评教育，不可处决。
就在电报员抄送回电后不久，项英称其已获委座蒋介石批准，并已于6月24日枪决高敬亭。请示蒋介石只是为了流程规范化，但最终的处罚应该以共产党的指示为准，项英此举无异于先斩后奏，这也让毛主席气得直发抖。
革命将领，罪不至死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湖北汉口成立，下辖4个支队，其中战斗力最强的支队非第四支队莫属，而时任第四支队司令员的正是高敬亭。
出生于河南的高志员，在决定参军入伍后改名高敬亭，1929年正式成为共产党员，凭借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以及在群众中较高的名誉，他很快就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核心班子成员。
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为了掩护主力军队转移，高敬亭担任重建后的25军75师政委，留守原地并继续进行土地革命，与敌人展开游击战。
1934年11月，由于军情紧迫，党中央的战略转移指示没能下达给高敬亭，于是他只好再次留守根据地，率领28军在大别山地区不断挫败国民党的进攻。
高敬亭在大别山独自作战的三年里，与中央完全断绝联系，军队的决策全由他来决定，若不是他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大别山根据地恐怕早被敌军占领。但这也让他产生一些比较偏颇的想法，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听不得半点批评。
之后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但高敬亭凭借此前取得的战功，骄傲自大，多次与党中央下派的领导起冲突，甚至消极对待中央下达的东进军令，这也让项英对他心生嫌隙。
但好景不长，1939年5月，高敬亭亲手培养起来的杨克志和曹玉福率兵叛逃，这让高敬亭背上了“治军无方”的罪名。最终没等到毛主席“刀下留人”指示的高敬亭，被执行枪决，一代功勋名将就此陨落。
一封长信，替父伸冤
高敬亭被枪决一事，也成了毛主席心中难以释怀的一件心事，在中共七大召开时，毛主席为此特地询问新四军代表周骏鸣“那个高敬亭，不杀可不可以？”周骏鸣回答道“应该可以”。
1975年，82岁的毛主席收到一封长信，写信人是一名安徽105医院的军医，此人正是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她从其他长辈那知晓父亲的往事后，决定给毛主席写信。
尽管当时毛主席已经身受疾病困扰，但他在看完信件之后，亲自下达指示，要重审36年前有关高敬亭的案子，并且要求加紧办理。
1977年4月27日，经过相关部门的核查，高敬亭被杀一事确实存在偏差，最终在正式下发的通知中，为高敬亭平反，并将其追认为烈士，压在高凤英心头的石头也终于落地。
客观上来说，高敬亭的一生有功有过，但这位卓越的将领，却因为一次错误的决定而过早地离开了这片他为之战斗的土地。
对高敬亭的错杀对于当时的革命和后世都是一次重大的损失。如果在后期的抗战中有高敬亭的领导作战，势必有助于抗战进程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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