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仕道君
古代有很多朗朗上口的俗语，被流传了下来，即便是没有读过书的人，也能侃侃而谈。
而说起夫妻，有句俗语，大家一定耳熟能详，那就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这句话源于唐代僧人道世的《法苑珠林》：“有人耕田，被蛇咬而死，其妇对人曰：‘譬如飞鸟，暮宿高树，同止共宿，伺明早起，各自飞去，行求饮食，有缘即合，无缘即离，我等夫妇，亦复如是。’”
元朝无名氏在《冯玉兰》第二折中亦有云：“正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我只能保自己性命，保不得你了。”
这句流传千古的“老话”，确实反映了历朝历代以及现实生活中，那些不能同甘共苦、情浅义薄的夫妻们的本来面目。
一日夫妻，百世姻缘。“百世修来同船渡，千世修来共枕眠”，一千年的修行才会让一对异性喜结良缘、同床共枕，然而面对遽然降临的灾难时，夫妻们依然会抛弃对方，各自逃命。
那么，对于那些在政治上结缘的人来说，当大难来临之时，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恐怕不仅仅是各自逃命的问题，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还会把对方作为自己戴罪立功的秘密武器的。
3月26日，因受贿1.08亿的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周建琨，被判处无期徒刑。
按惯例，亿元贪官最起码是死缓，周建琨为何是无期？
原来，据司法机关透露，周建琨检举他人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的情节，对其可依法从轻处罚。
在他落马后，有知情人士称，周建琨是在上班时间从办公楼里被直接带走的。
能够被周建琨成功检举的，一定和他熟悉，老同事或者小圈子里的人，知道其犯罪线索，甚至是同案犯，一起分过赃。
那么，周建琨到底检举了谁，或者干脆就是谁们？
公开消息中没说。但似乎可以根据时间节点，从中纪委官网中的“审查调查”中找到蛛丝马迹。
周建琨是2022年11月27日官宣落马的，在其之后，贵州共有3名高官落马：
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再勇被查；
2023年8月28日，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被查；
2024年3月25日，贵州省政协副主席陈晏被查。
李再勇和陈晏，和周建琨都在省政协领导班子里共过事，也算知根知底。
实际上，周建琨和孙志刚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同为河南老乡，周是河南叶县人，孙是河南荥阳人。而在贵州政坛，一直有“河南帮”的说法。
让我们再来认识一下被称为“霸道书记”的周建琨吧。
曾任毕节市委书记周建琨就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小癖好，那就是鸡汤只喝母鸡汤，看到公鸡汤就大发雷霆。
有次下乡调研，乡镇给他炖了盆鸡汤，周建琨问是母鸡还是公鸡，当得知是老公鸡汤时，他当场发飙：“鸡汤要用小母鸡炖。你们居然用老公鸡来炖汤，真是没有见识。连生活都研究不好，怎么能研究好工作呢？”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从此书记只喝母鸡汤在毕节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为了保证让周书记能喝到满意的母鸡汤，他走到哪个乡镇，县里就把机关事务局的厨师和服务员提前派到那里，乔装成食堂工人提供精心服务。
周建琨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霸道，对手下人呼来斥去，肆意责骂，一点面子都不留，一点尊重都不给。对待开会迟到的下属，一律罚站，甚至连副市长也不例外。
慑于权威，他在任上时部属敢怒不敢言，待其落马后则放炮庆祝。
看到以上这些，如果认为周建琨只是个吃货、作风有点霸道，那就大错特错了。
官方通报披露，周建琨大搞“七个有之”，丧失人民立场、弃守职责使命，热衷“打卡式”“作秀式”调研，醉心舆论造势、大肆买官卖官，大搞权色交易、道德败坏，大搞权力寻租、家族式腐败，真可谓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就是这样一个风评极差的人渣、官渣，为什么能从安顺到毕节当了8年市委书记，为什么能在市委书记任上得到重用，提拔兼任省政协副主席一职？
有人说，他以老乡身份攀上了时任省政协主席王富玉这个高枝，没有王富玉罩着，周建琨既不敢如此嚣张，也不会步步高升。
2022年1月，敛财高达4.5亿的王富玉，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王富玉是河南唐河人，和周建琨的关系应该很密切。但一个二线的政协主席，真有能量把一个正厅级干部运作提拔为省部级干部吗？
周建琨的背后，应该还有人。
这个人，十有八九就是同为河南老乡、时任贵州省长并在其后不久就升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孙志刚。
在贵州的“河南帮”里，前期的老大是王富玉，后期的老大无疑是更有权力的孙志刚。
所以，“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周建琨，其咬出的“大鱼”，最有可能的就是“封疆大吏”孙志刚。
还有一位贵州的“河南老乡”也值得一提，他就是原茅台董事长高卫东。
据官方通报，高卫东大搞权色交易、钱色交易；道德败坏，生活极度腐化，长期沉溺赌博、多次嫖娼。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道德败坏、劣迹斑斑的色鬼恶棍，却仕途坦荡、坐火箭般迅速升迁。原因何在？
“搞政治攀附”，官方通报中的这5个字，似乎揭开了谜底。
高卫东落马后，坊间有传言，他是贵州省原政协主席王富玉的干儿子。
王富玉出生于1952年，高卫东出生于1972年，整整相差20岁。从年龄上来说，干爹、干儿子关系完全成立。
两人都是河南人，而且都是河南南阳人。王富玉出生于南阳唐河，高卫东出生于南阳邓州。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人同在偏远的贵州工作，老乡关系极易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从而成为“利益共同体”。
2004年到2018年，王富玉历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而从此以后，高卫东也进入仕途快车道， 40岁升副厅，45岁升正厅， 5年多换了3个岗位。
但王富玉在2018年1月就正式退休了，其后高卫东却依然春风得意，不仅升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还在2020年3月成为千亿茅台掌门人。
高卫东之所以“后劲十足”，十有八九与另一位“河南老乡”、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有关。
有个词叫“有恃无恐”，高卫东的腐化堕落，与其背后的靠山应该大有关系。或许对他来说，成也“河南帮”，败也“河南帮”。
一名官员攀附的如果是“病树”“毒树”，难免“树倒猢狲亡”的下场。
如果其依仗的“靠山”是腐败领导，“靠山”就会变成“冰山”“火山”。
对“小圈子”抱有依赖心理，将其视为“保护伞”“避风港”，只会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从违纪走向违法，从“小贪”沦为“巨蠹”。
周建琨、高卫东的“腐败成长史”，就是明证、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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