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气温极低。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鲁瑞林正在街上吃麻婆豆腐，警卫员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贺老总要他立即去西南局。按照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的工作部署，由鲁瑞林担任凉山工作委员会工委书记兼剿匪指挥部政治委员。

凉山地区是彝民聚居区，长期由地方土司统治，与汉人隔阂较深。由于生产方式落后，解放前这里仍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等级森严。奴隶是头人们的重要财产之一，被称为“娃子”。解放军主张人人平等，大多数普通彝民对此是欢迎的，但部分头人对解放自己的娃子非常抗拒。

这个难以调和的矛盾被国民党残余势力利用。他们潜入彝民核心区，用谣言蛊惑彝族头人挑拨矛盾，阻止解放军进入凉山地区。解放后，川康滇军区花了3年时间才扫清了凉山外围彝汉杂居区的残匪。

鲁瑞林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民族工作经验，也对彝族风俗有相当了解。因而西南局决定由他率领部队，扫清凉山核心地区的残匪。当解放军来到被反动势力蛊惑的嘎基彝族部落时，头人早已逃跑，家中只剩下一些奴隶，他们全部被解救。

在交谈过程中，有一个奴隶引起了解放军战士的注意。他披着一件蓑衣遮身，蓬头垢面，脸色枯黄。其他人都说着彝族语言，而此人却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解放军便想请他当翻译。

奴隶得知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时，激动地说：“我叫帅仕高，当年红军18勇士强渡大渡河，就是我撑船载他们渡河的。”他的奇特经历引起了随军记者的注意，随后写了一篇新闻报道。

鲁瑞林看到这篇报道兴奋地拍着大腿说：“这不就是刘伯承首长千叮万嘱一定要找到的人吗？”一名奴隶为何会是红军的大恩人？他的结局又会如何？

大渡河

今天这个故事有一个宏大的开局。

1935年5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再次跳出敌人包围圈，计划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20日上午，中央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到达泸沽。

北进四川需要过大渡河，由泸沽到大渡河边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经登相营到大树堡渡河，过了河经雅安直取成都。这是一条大道，交通顺畅，便于大军行进，但敌人肯定能猜到这一点，必然会布下重兵防御。

另一条是经冕宁到安顺场渡口渡河。这是一条小路，山路崎岖，地势险要，一旦遇到埋伏后果不堪设想。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小路要穿越彝民聚集区，由于封建社会长期的民族隔阂，彝人对汉人全无信任，走此路很容易受到他们攻击。

摆在刘、聂面前的是一道难题，该怎么办？历史就是一个轮回，在红军到达泸沽前的72年，也有一支大军从此路过，也面临着同样的抉择——那就是天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远征四川的部队。

用兵向来谨慎的石达开选择走小路从安顺场（当年叫紫打地）渡江。因为在这之前，他有一支先遣部队走大路渡江，他推测清军已经做了重点防御。而且走小路才能达到奇袭成都的战术目的。

于是，石达开花重金贿赂彝族头人，向他们买通了一条路顺利抵达安顺场。只是渡口船只早已被清军收走，天公也不作美。时值5月高山冰雪融化，石达开到此地时还下起了大雨。河水猛涨，无法架桥也无船只，过不了河。

石达开判断河水会在一两天内消退，并没有第一时间往北抢夺泸定桥渡河，而是下令一边休整，一边造船搭桥，在安顺场耽误了几天后却错失良机。

坐镇四川的总督骆秉章趁机调集部队赶到对岸布防，而且还以更大的价钱买通了彝族土司，让其断了石达开的退路。几天后，各路清军已经对石达开形成了合围。

威震一时的翼王石达开成了一只困兽。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身后是崎岖陡峭的马鞍山，左边是松林河和数百里荒凉的不毛之地，右边是南丫河。石达开几次组织精兵强渡未遂，最终向清军投降被处决，成了历史上一大悲剧。

红军面临着石达开当年同样的困境，身后是薛岳等率领的10万追兵，大渡河对岸有刘文辉、杨森等人领导的川军堵截。但不同的是，军阀刘湘虽然名义上主政四川，但他没有当年骆秉章那样的控制力。川军内部是一盘散沙，他们只顾自己利益，刘湘、刘文辉、杨森之间都爆发过战争。

刘伯承

刘伯承、聂荣臻也作出了与石达开同样的选择——走小路。就连老蒋都派飞机从空中撒下传单，狂妄地宣称要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石达开的前车之鉴，熟读兵书的刘伯承又岂能不知？

但他并没有太多选择，根据侦察情况，刘文辉已经在大树堡对岸布下重兵。并且他判断，只要严明部队纪律，用党的民族政策一定要说服彝人。刘伯承说：“彝民总要比刘文辉好说话！”

于是刘伯承让左权、刘亚楼带领第5团走大路，喊出“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并大张旗鼓作出在大树堡渡江攻打成都的姿态，以迷惑敌人。自己率第1团赴冕宁，出发前他特别讲述了彝民区特殊的历史情况，并强调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没有命令不准开枪”。

这个命令事实上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早上一个前卫连经过喇叭房时，被一群彝民拦住，他们要200块，红军给了他们200银元。但没走多远又被拦住，一问才知，前面拦路的是罗洪家的，而他们是另外一个家支。

跟在前卫连后面的工兵连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他们武器被抢，连衣服都被扒了。但红军将士仍然保持着巨大的耐心，干部出面向他们宣传民族平等政策，表示红军只是借道，绝不住宿。并希望广大彝民与红军联合起来，打到压迫人民的军阀。

彝民看到红军军纪严明，与民秋毫无犯，尤其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确实与此前的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同。于是彝族头人小叶丹出面表示要见红军司令员“大家讲和不打”。最终，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家海子边歃血为盟，谱写了一段历史佳话。

由于小叶丹的支持，红军以最小代价通过了彝民区。此时安顺场的敌军万万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么快，营长孙继先很快就肃清了城内敌军。但他找遍渡口，只发现一只小船。就连这条小船得来都有些意外。

刘文辉原本下令要将安顺场的房屋全部烧掉，为对岸防御阵地扫清射界，同时断掉红军补给。连柴火都堆好了，但一个叫赖执中的营长回来进行了阻止，因为安顺场半条街都是他的私产。

彝海结盟（剧照）

他的理由很简单，情报显示大树堡方向有红军，红军未必来安顺场，房子烧了可惜。而且他已经在前方布置了哨所，发现情况再烧也不迟。他还违令在江边留下一条船准备随时跑路。只是红军来得太快，赖执中的哨所没来得及通知，房屋也未烧，留作逃命的小船却成了红军的冲锋舟。

光有一条小船，就想渡江肯定不行。一是无法满足大部队过河的需求。二是大渡河太过凶险。

大渡河两侧都是陡壁，时值五月河水上涨，安顺场渡口江面达300多米宽。河底有许多乱石，形成漩涡，水性再好的人也无法泅渡。而且当时河水崩腾，也无法架桥。

即使以船渡河，也要把船拉到上游两里处，由经验丰富的船工掌舵，与江水形成合力，呈斜线划到对岸与渡口的石级对正。否则就有可能撞到两侧石壁或水下礁石，船毁人亡。

红军的当务之急是找到经验丰富的船工。通过打听，他们了解到当地最好的船工叫帅仕高。此人虽然只有20出头，但性格沉稳，身强体壮，从小就在大渡河上撑船，是当地的“船老大”。

于是红军立即去寻找帅仕高，然而帅仕高对红军并不了解，看到红军来了关上门躲在家中。红军一边敲门，一边向屋内喊话：“老板，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专打土豪劣绅，帮助穷人翻身的。我们来这就是想渡过大渡河。”

帅仕高透过门缝打量着红军战士，发现他们穿得破破烂烂，其中还有些十五六岁的娃娃兵。他们很有礼貌地敲门，一脸虔诚，要是换成军阀部队早就破门而入了。帅仕高感觉他们与以往的军队不一样，又说要打倒压迫民众的军阀部队，便开了门答应为红军撑船。

次日早上，营长孙继先挑选出17名勇士，帅仕高也找来另外4名船工，他们将作为先锋第一批强渡大渡河。这是红军的尖刀班，换个更通俗的说法就叫“敢死队”，他们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要知道对岸有一个营的敌军防御。

红军将所有火力集中压制对岸敌军，刘伯承亲自到前线，一边用望远镜观察对岸情况，一边指挥炮兵打击对岸。

帅仕高撑着船载着红军勇士向对岸急驶，耳边传来子弹嗖嗖的声音，没见过战争场面的帅仕高内心非常紧张。红军战士安慰他：“老板不要害怕，你到最后面来。”看到红军勇士毫不畏惧，帅仕高和几名船工也放松下来。

红军强渡大渡河（剧照）

由于水流太急，船并不完全受船工控制。突然一块大石头将小船卡在对岸敌军有效射程之内，情况万分紧急，帅仕高也不顾危险跳上石头，用脚蹬住石头，使劲把船推离石头。

红军勇士最终顺利到达对岸，敌军不断朝他们扔滚雷，但地形陡峭，刚好形成一个死角，没有一个战士受伤。看到红军冲了过来，敌军发起了反冲锋。正在观察战场形势的刘伯承急忙下令开炮，神炮手赵章成一炮就将敌军打散。

敌军见状竟然吓得纷纷逃散，就这样红军18名勇士竟然击退了敌军一个营。随后，红军又修复了四条被敌人破坏的船，帅仕高也找来了70多名船工。人歇船不歇，经过一天一夜才将一个团全部送过河。

刘伯承算了一下，照这样下去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而情报显示前方川军杨森部正赶来增援，身后薛岳部也不断逼近。刘伯承与中央领导商量：决定干部团和一师继续渡河，由刘、聂率领作为右纵队；林彪率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两支队伍相互策应，沿大渡河岸溯游而上，抢夺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又是另外一个精彩故事，红军一天狂奔120里，途中还击溃了几股敌军，最终抢占泸定桥，顺利渡过大渡河。安顺场是石达开的悲剧地，却成了红军的胜利场。

经历七天七夜，70多名船工将7000多名红军渡过对岸。此后帅仕高还跟随红军来到泸定桥边帮忙，一位红军指挥员为了对帅仕高表示感谢，还给了他8块大洋。30年后，他才知道此人正是彭德怀。

国军赶到安顺场又扑了个空，追不上红军他们只能拿那些帮助过红军的人出气，不少人被抓捕遭受迫害。船工们闻讯纷纷逃离，帅仕高也隐姓埋名，四处漂泊。他打过短工、跑过马帮、当过矿工，最后竟然沦落成彝族头人家的一名奴隶。

1949年，刘伯承率二野主力进军大西南，西南地区相继解放。当年不少逃离家乡的船工纷纷回到故乡，但却不见帅仕高的身影。刘伯承在一次接见来访的彝族乡亲时了解到，当年帮助红军渡河的船工遭受迫害，至今仍有人下落不明。

刘伯承非常重视，下令成立工作组，寻找当年帮助过红军的船工，让他们尽快返乡安居。1952年，刘伯承赴京开会时遇到彭德怀，谈到此事。彭德怀也高度重视，两人指示西南军区一定要找到帅仕高。

帅仕高（中间老者）

工作组做了大量工作，始终未能找到帅仕高下落，直到鲁瑞林到凉山剿匪，才意外发现他。帅仕高被接回石棉县安顺场，分到三间房屋和一些生产工具。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帅仕高结婚生子，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建国初期，国家非常困难，未能给予船工们太多照顾。而帅仕高也从不居功自傲，即便是困难时期，他也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

1965年，彭德怀担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总指挥。一天他到石棉县一个矿区检查工作，得知帅仕高正在矿区医院治疗眼疾，便决定前去探望。

来到医院，彭德怀紧紧握住帅仕高的手说：“当年我们跟老蒋打仗，多亏你们这些船工，否则红军过大渡河就难喽。今天，我代表当年的红军战士来看你了。”说完，彭德怀还向帅仕高鞠了一躬。

帅仕高感觉来者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是谁，便问：“首长，你叫什么名字？”彭德怀担心病房受到打扰，便说：“我叫江南生，30年前与你在同一条船上。”此时，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出了他的身份：“他是彭德怀，彭老总！”

帅仕高万万没有想到，这位高官数十年后还记得自己这样一个小人物。他激动得热泪盈眶，起身紧紧抱住彭德怀，只说了一句：“彭大帅，当年是你给了我8个银元。”

彭德怀与帅仕高交谈了许久，了解了他的生活情况，离开时还将自己身上的30元钱送给他。后来彭德怀还指示地方政府要对帅仕高进行照顾，使其保持中等生活水平，要让革命功臣安度晚年。上世纪80年代，杨得志等多位开国将领到安顺场时都来看望过帅仕高。

1995年，84岁的帅仕高安然离世。

帅仕高的后人讲述着他的故事

就军事能力而言，石达开并非草包，他的大军中也不乏英勇顽强之辈，但为何他未能渡过大渡河，而红军却能过去？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还是人心。

石达开幻想恩威并施征服民众，一边以金钱收买地方首领，一边又发布公告进行威胁，宣称“各处山寨，胆抗天兵，当时剿灭，一致荡平”。这无疑是将民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彝民或被金钱诱惑或被武力震慑，暂时让其借道。但外部形势一转变，他们很快就断掉了石达开的退路。

红军与石达开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但却又是完全不同的路。而红军是靠政策和实际行动感化当地民众，对于阻挡的彝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断地宣传民政平等，要与彝民联合起来打倒压迫民众的军阀。正是这些行动，赢得了彝民以及安顺场大量船工的信任，他们为红军充当向导，为红军撑船，最终红军得以渡过大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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