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联手杜月笙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我奉程潜的命令，作为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到达上海的时候，见到郑介民，我问：“我住在哪里呀？”

郑介民对我说：“有个地方可以住，无线电学校现在搬到汉口去了，你就住到无线电学校去，这个学校在法租界，你就当个校长吧。”

“学校都搬走了，还要校长干什么呢？”

他说：“看着房子，你就住在那里吧。”

我一到无线电学校的房子里去，从楼上下来一个人，我一看，是戴笠！他看到我，做出很奇怪的样子：“哎，我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是介民要我来的。郑介民恐怕我没有地方住，要我住在这个地方来。”

戴笠说：“这是我的意思。我就住在楼上。”

我有些吃惊：“你也住在这里？”

“是啊，我住在楼上。”他对我说：“这个无线电训练班已经停办搬到武汉去了，这里的房子保留着，我们在这里办公。楼下的房子给你。你在这里可以帮帮我。”

我说：“我天天要跑好几个司令部，又要到张治中那里，又要到顾祝同那里，在这里我不见得干得下来呀。”

“你跑你的，剩下的时间帮帮我。实际上，就是守着房子，我们有地方住，有掩护，免得人家注意，办不好事。”

过了几天，戴笠看我跑各个高级司令部搜集战况，很忙碌，就说：“我看你工作很忙啊，你少一样东西。”

“我少一样什么东西呀？”

“你少部汽车。”

我说：“我没有那种想法呀，我可以两条腿跑，可以打黄包车，我并没有想要部汽车。”

他说：“这样多的事情都放到你一个人的身上，你没部汽车怎么行？”

“我也不好再问程潜要汽车，是不是？我这个高级参谋的职务是他给的，我再跑到他那儿要汽车？不合适。”

戴笠说：“你问他要干什么呀，我送一部汽车给你吧。”

“哦？世界上有这样的好事呀？”

“我看你这个人很能干，在黄埔同学中，你和别人不同，难怪你在那边搞得那样高的地位。我有两部汽车，送一部给你。”

哎，我一看，戴笠待人很好啊。

戴笠的这部汽车给我了。我坐着汽车，在上海一天到晚到处跑。

一天，我在上海马路上遇见一个人，他突然拍拍我的肩膀，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个戴近视眼镜的人是谁，他看我站在那里迟疑，就叫：“怎么，你不认识我啦？”“我是袁裕啊。我现在的名字叫袁国平。”

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第四期的同学。

我也叫了起来：“啊，苞谷老（‘袁国平’的声音听起来像‘苞谷老’，我们喊他做‘苞谷老’）啊！”

“你还记得我是苞谷老啊？”

“我记得，怎么不记得呢！我们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

我们两个一下子又都叫了起来：“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袁国平说：“很难得遇到，我们找个地方谈谈话啊。”他又说：“哎，你怎么还不归队呀？”

“归队？归什么队呀？”

“你晓得不晓得周恩来在找你呀？是王明路线害了你们。”

“周恩来到哪里找我？”

“具体的地方我不了解，就晓得他在找你。你还不知道呀，周恩来知道你的情况了，在延安给你平反了。要你去归队。”

我说：“要我归队？这通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说：“送到四川。”

“我已离开四川多年了，有通知我也收不到啊，已经七年了。”

“噢”，我说，“周恩来还帮我平反了，那我这个以共产党为友的决定没有错。”

我对袁国平说：“我离开四川回了老家湖南。找不到周恩来呀，我妻子也找不到杨尚昆，他们要杀我们的头，国民党也要杀我们的头，我们只好回湖南老家，我当了个新闻记者，改名文浮生。我现在记者不当了，到了参谋本部。”

袁国平说：“我们难得见面，找个地方谈谈话吧。”

我问：“你认识张治中吗？”

“张治中是我们的教育长呀，怎么不认识？”

我说：“现在上海作战，他指挥宋希濂好几个军，浦东那边是张发奎指挥，还有顾祝同也在这里指挥。”

“那我们一道去看看张治中，找个地方谈谈。”袁国平拉着我就走。

我们一起到了张治中那里，张治中问我：“这个人是谁啊？”我说：“第四期的同学袁裕嘛。”

“噢”，张治中说：“袁裕，我记得起，他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说：“是共产党员，他在新四军，我在马路上遇到他，我们是好朋友。这个人很好，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嘛。”

“好啊，今天上午我还要开会讨论一些问题，你们两个到隔壁房间先谈吧，最后要走的时候，我再见见他。”说完，张治中就开会去了。

我和袁国平来到隔壁房间，袁国平说：“你跟周恩来没有接上关系啊，他给你平反，现在算起来也有六七年了，你怎么还没有接上关系呢？”

我说：“你把你们延安内部的情况多给我谈一点。”他就谈到毛泽东。

他说：“有一个消息我说给你听听，现在共产党把民族矛盾上升到第一位了，把抗日打日本放在第一位。阶级矛盾是内部的事情，降低到第二位了。这个还是个好事哩。”

“哎”，我说，“这是谁提出来的？”

他说：“毛泽东，现在延安方面是毛泽东负责。”

“哦。”

“你对这个提法怎样看呀？”

我说：“这个提法很好啊，看到这一步，国共两党就用不着那样斗了，合力共同对敌，应该这样。”

袁国平问我：“你对你自己的问题考虑了没有？”

实际上这时我感觉找周恩来也没有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也没有了，我一直在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就表示：“我有这样一个考虑，共产党的政策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会改变，国民党也不杀我的头了，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也不追究了，蒋介石的宽大政策越来越宽，不追究既往了。

我并没有向国民党自首，国民党也不追究，取消对我的通缉是张治中给我办的，当时张治中说，取消通缉令，要有五个黄埔学生证明你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了，我就找了四个黄埔学生，还少一个，戴笠愿意担保我，他也算了一个，这样就取消了通缉令。

这样一来，如果我回去恢复党籍（共产党党籍），就矛盾了。我在国民党里已经搞了两年多，回去不又成了问题了吗？”

袁国平说：“那没有关系，凭你跟周恩来的关系，可以解释嘛，我也可以帮你说清。”

我说：“老实说，我们犯错误有自己的因素，过去在江西搞XX团，又出了个王明路线，政策老是这样，我对这样的搞法没有信心。”

袁国平听我这样一讲，说：“听你的意思是不想回来？”

“我有这个想法。我已经7年没归队了，我也不想再归队了，但是我以共产党为友，先把抗日战争打下来再说吧。现在大敌当前，把日本人打败了再说。”

他说：“我不好怎么说，也不好同意你的意见，也不好不同意。打好这个仗，把日本打败了再说，把日本打败之后你还要回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还是那句话：“有这个想法。”

“越搞越远了，那不是脱离的时间太长了吗？”

我说我的想法不变。袁国平说：“好好，我们两个的友谊关系保持。我留在新四军里，以后你写信给我，就写到江苏宜兴县府里，我就收得到。”

我也把我的通讯地址告诉他，说你写到里口陈佑铭政治部，下面加上“军邮”两个字，就万无一失，可以收到。

分手时，我说你这过得也很困难，我就送他100块钱。

后来，我给袁国平写过几封信，接到他的一封回信，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彼此问候一下，以后再给他写信，就没有人收了，皖南事变，袁国平被自己的警卫员一枪打死了。

9月4日这天晚上，戴笠从楼上下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份电报给我看，说是校长来的电报，说蒋介石要戴笠跟杜月笙合作，在一个月内组织1万人的别动队。当时，上海到处是日本特务，每天晚上打信号枪，需要一支部队维持秩序。

戴笠接到电报急得很，说：“办这样大的事情，我身边没有人呢，还只有一个月？”

我说：“一个月之内组织1万人的部队，需要多少干部呀，兵源怎么来呢？”

“我正要跟你商量，我们计划怎么办啊？首先我们要起草个大纲，要搞个几条，好跟杜月笙谈。我的身旁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

我说：“我可以，电报说得很清楚，成立1万人的别动队，把上海的日本特务肃清，来保障我们军队作战。”

他说：“噢？你还看得很容易呀？我看这个很难办，今天晚上就要，你写个东西给我。”

我连夜写了个计划给戴笠，我在计划里写1万人编成五个支队，给养、军需另外编队。他一看，说：“哎，你很有才气呀，没有办过的事情你一夜就写好了。那就这样吧，约杜月笙明天开会。”

我说：“你再拖个一天，更好一点。计划里面还有问题，最重要的是经费啊，1万人的别动队没有钱，没有饭给人家吃，怎么办呢？要杜月笙拿钱？他拿不出来的，要你拿钱出来，我晓得你也拿不出来呀。你禀告委员长，要委员长在国家的预算里马上列个拨款，没有钱是不行的？”

他说：“我只晓得有几条就和杜月笙谈去了。你说了一个基本问题。你的意见对，见杜月笙，你跟我去，还有余乐醒，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吧。”

戴笠给蒋介石打电话，蒋介石说：“我要军政部做1万人的预算，已经办好了。”

过了两天，我们几个人去见杜月笙。杜月笙带着几个人来了，其中有我们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杜月笙就一个一个地介绍，第一个是他的大徒弟陆京士，第二个也是他的徒弟，国民党邮电协会的朱学范，当时国民党邮电协会拜杜月笙为老头子，没有杜月笙的牌子他们就活动不了。还有一个是陶一珊，是个黄埔学生，另外有个穿长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人了。

杜月笙介绍，那个穿长衫的人是要来别动队当秘书长的。一会儿，又进来一个大汉，戴笠问：“这位先生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