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写信给陈毅要求交出企业，陈毅是怎么说？|刘鸿生|谭震林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办公室来了一个贵客。

来人是刘鸿生的儿子刘念义，他代自己的父亲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可不可以重新回到上海。”

图|刘鸿生

刘鸿生这个名字，在我们今天看来或许陌生，但在解放前后，刘鸿生在上海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因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享有“煤炭大王”、“毛料大王”、“火柴大王”之称。

不过，话又说回来，刘鸿生之所以在上海解放前夕离开，完全是受当时国民政府“金圆券”政策的影响，因为通货膨胀严重，刘鸿生所经营的企业也全部陷入瘫痪状态，大受打击的刘鸿生也因此心灰意冷。

作为一名爱国实业家，刘鸿生在抵达香港后，始终关注着上海的情况。

经过半年多的观察，刘鸿生惊奇的发现，上海的经济状况并非如国民党当局以及西方国家预测的那样恶化，反而呈现稳定祥和的发展。

再三思考之下，刘鸿生做出重回上海的决定，陈毅后来听说消息后，也对他的这一决定表示赞许。

就在刘鸿生准备回去时，敌特组织闻风而动，甚至给他寄去了威胁信，面对此种情形，刘鸿生当机立断给陈毅写了一封信：

“即便中共再打游击，我也会坚定不移的跟着中共队伍走。”

图|陈毅

刘鸿生到北京后，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通过这次谈话，刘鸿生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1949年12月，刘鸿生出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委员，以及生产救灾委员会委员。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刘鸿生决定恢复工厂生产经营，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支持。

然而仅仅经营了三个月，刘鸿生就又快撑不下去了。

一

1950年3月上旬，陈毅的办公室收到了一封“专呈陈市长亲启”信。

这封信是刘鸿生亲自写给陈毅的，信上大概的意思是，要将自己所经营的刘氏企业全部交给国家。

接了这封信后，陈毅的心情也很凝重，第二天就将刘鸿生叫到了办公室，两人之间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谈。

“你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图|刘鸿生与他工厂生产的火柴

面对陈毅的询问，刘鸿生这位曾在商海沉浮30余年的实业家竟然也有些局促不安起来。

“陈市长，你是知道的，我只有一笔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

刘鸿生陆陆续续的说了很多，陈毅站在一旁，始终安静的听着。

“你是不是后悔从香港回来了？”

陈毅一句话，倒是把刘鸿生问的愣了一下。

没等他说话，陈毅紧接着又说道：“刘鸿老，你也清楚这些困难是怎么造成的。“

“拿申新九厂来说吧，纱锭十三万，是全国最大的私营纺织厂，为什么搞不下去？几百万美元的资金流到香港，股东红利分得太多，厂里又大量浪费。加上美蒋封锁，国内外市场没有恢复。近来又有一个新的因素：物价平衡了，消费者、投机者抢购商品的虚假购买力也消失了，产品售价低于成本还不大卖得出去。”

“这当然很困难。”陈毅听了听，又诚恳的谈道：

“我相信你的困难，可是你也要相信，政府会帮你渡过难关，工人们也会体谅你，这次年终奖，不是比过去少拿了30%—50%吗？”

陈毅一席话，让刘鸿生局促不安的情绪渐渐缓和下来。

“知道你们章华厂很吃紧。毛料呢绒，目前不大有人买。但章华是我们中国最好的毛纺厂，将来销路肯定好，还应该争取出口哪！”

刘鸿生一下子激动起来，将中国的毛绒料打向国际市场，一直是他的一个心愿，可眼前实实在在的困难，却让他有些开不了口。

陈毅似乎看出了他的窘迫，于是在安抚了他后对她说：

“你算算看，目前需要多少钱才能维持？”

“呃……”刘鸿生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坦诚的说：“大约需要260亿（注：此为旧币，约等于现在60万）。”

“好！”

图|刘鸿生（左）

陈毅一拍桌子，干脆利落的表态：

“你回去，同你们章华厂的工会商量一下，只要他们肯出面替你担保，政府可以贷款给你。”

刘鸿生顿时喜出望外，但又迅速冷静下来，忧虑是不是真的。

陈毅也看出了他的忧虑，于是主动出言安慰他：

“刘鸿老，你不用多顾虑。国家对于真正有困难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是舍得出钱扶助的。国家搞财政统一，发公债、收税款、并不是‘看相’你们那点钱，要揩你们的‘油’。这是为了增强国家财力，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同时也支持正当工商业发展嘛。”

一席话，让刘鸿生的心落到了肚子里。

不过话又说回来，刘鸿生所面临的困难，不是他一家的困难，而是当时整个上海所面临的困难，也许有人会疑惑，既然能够恢复生产，那么为什么卖不出去，对于当时的企业家而言，真正面临的困难又那些呢？

二

1949年5月27日，上海获得了解放。

这场被誉为是“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战役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上海完好无缺的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尽管人民解放军在接管长春、沈阳、北平、南京等大城市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在上海所遇到的情形又与其他城市不同。

图|解放前上海通货膨胀

解放初，上海的工业产值和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这座城市的经济好坏直接关系全国，尽管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胜利，但在管理经济上尚无成熟的经验可循，特别是上海当时的情形又与全国情形不同。

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当局就有过预言：

“共产党在军事上能攻占上海，但没有能力管理好上海，特别是经济方面管不好上海。”

在长久战争阴云的笼罩下，解放之初的上海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金融秩序混乱，物资严重匮乏，物价急速上涨，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等等。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上海的经济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便有所好转，尽管当时全国的财政赤字也非常严重，但在中财委的调动下，大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上海市面迅速稳定，一些民族资本家、实业家也恢复了信心，积极投入生产中。

不过很显然，从后来遇到的困难相比，这也只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

1950年3月，就在全国实行统一财政，物价稳定后，许多上海的工厂经营却出现了很大问题。

图|刘鸿生（左三）和工商界朋友合影

在上海解放前，因国民党长期的反动政策，加上官僚资本的倡导，上海工商界弥漫着一股追逐暴利的风气，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当局将大笔资金投入到战争，导致通货膨胀加剧，一些不法的商贩更加变本加厉，囤积居奇，其中首推以蒋宋孔陈为主的四大家族。

尽管国民党当局也有心整顿这股糜烂的风气，但限于局势，始终难有成就。

1949年上海解放后，又一些敌特分子潜伏下来，企图通过大肆收购市面上的紧缺物资，囤积居奇，企图破坏上海市场。对这种情况，国家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打击措施，使得市面上混乱的局面得以稳定下来。

可随之而来的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少了这种抢购囤积这种社会虚假购买的情况后，上海市场的购买力明显的下降了许多，尽管大多数工厂都恢复了生产，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出现了滞销的情况，也因为卖不出去货物，工厂资金周转困难，不得不减产停产，一些规模较小的工厂甚至直接倒闭，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

另外，国民党封锁以及不间断的飞机轰炸，也是工厂停工停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数据统计，到1950年4月，上海全市超过1.2万家工厂、商店歇业、停业，16万工人失业。

到后来，劳资纠纷的情形越来越多，工人们纷纷走上街头罢工游行，更有甚者出现了殴打资本家的现象。失业工人一批一批的往劳动局跑，向政府要工作，要饭吃。

陈毅从这一系列的现象中，也觉察出了一些的问题。

1950年2月6日，蒋匪空军派出4批次17架轰炸机，在上海市区投弹67枚，对多个上海重要的电力、供水、机电等生产企业进行轰炸，不仅造成了人员大量伤亡，也造成了许多工厂停工停产。

然而让陈毅诧异的是，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当年3月，上海应征收税额连同补足的欠税5000亿，竟然奇迹般的超额完成，共征收税额5800多亿，比计划的多征收16%。

“牛奶要挤，可是也不能把牛挤伤了啊。”

陈毅无不忧虑，也难怪以刘鸿生这样的实业家也撑不住。

图|“二六”轰炸中被炸毁的上海电厂

也因为压力过大，上海不少工厂经理老板逃到了香港，陈毅后来在给中央的电文中，如实提到了上海当时的情况：

“三百个厂长经理逃去香港。失业职工人数已即要增加到20万人，连家属需要救济的将超过50万人。”

特别是到了1950年3、4月份，上海的情况已经尤为严重。

特别是到了四月上旬的时候最为紧张，毛主席后来收到陈毅电文后，在回电中专程称之为是“四月危急”。

图|荣毅仁

著名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也在这年遭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工厂陷入停工停产状态，之所以有这些问题，一方面荣氏家族成员众多，在解放前后抽走了家族上千万美元资产，而另外一方面，也于上海当年经济环境恶劣有很大关系。

为了恢复生产，荣毅仁积极奔走华东纺管局、贸易部、人民银行等机构反映企业困难，并提出解决办法，后来荣毅仁回忆起这些往事时还忍不住感慨：

“凡是我提出的办法，只要对生产有利，能够维持生产，度过困难的，政府总是迅速地同意照办，从没有受到过留难。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使我感到很快慰。”

陈毅连夜主持召开了工商座谈会，许多上海市有名的民族资本家、实业家都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大倒苦水。陈毅望着大伙诉苦，心里也很忧虑，他转头问旁边坐着的谭震林：

“你有何观感？”

谭震林笑着说道：

“看来他们的叫苦还是有组织的咧！——不过，他们提出的具体困难，像代纺代织，必要的停工解雇，特别是改善税收，我们应当考虑。”

虽然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但许多人在当时尚未意识到自身的问题。

税务局长更是在会上宣称：

“资本家就是蜡烛，不点不亮。”

陈毅在会上越听越不是滋味，站起来拍着桌子大骂：

“你就用这种态度来执行党的政策吗？”

鉴于种种情形，陈毅认为有必要向中央说明情况。

三

从1950年3月12日到5月10日，陈毅一连给中央递去了六份报告，就调整上海私营工商业经营提出建议，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

毛主席收到陈毅的报告后，高度肯定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意见，并将报告转发给各大城市党委以供参考和研究。

图|陈毅

针对上海出现的困难，毛主席很早就做出指示，要对十分紧张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进行调整，切实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

1950年4月，上海市一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陈毅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发表公开讲话，对上海自2月以来出现的问题进行阐述，针对上海市各界人民所关心的问题，陈毅也做出承诺：

“对于目前出现的困难，中央已开始调整部署，对上海给予极大的关心与支持，市委、市府也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暂时的困难一定可以克服。”

会议结束后，在中央的支持下，上海扩大了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人民银行也增加了对私营企业的贷款，仅1950年5月就放贷2300多亿元，而从解放初到1950年4月以前，人民银行放贷总数也只有2644亿元。与此同时，政府还适当减轻了税收。

另外对失业的工人，除了采取经济上的救助外，还采取了诸如以工代赈、动员回乡参加生产运动等方式。政府在其中积极调整劳资双方矛盾，避免过热情绪，随着后来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工厂恢复生产后，失业工人重新上岗，劳资双方的矛盾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图|刘鸿生50岁生日时与上海同业的合影

也因为这一系列的举措，上海市的经济短短一个月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到1950年年底，上海市通货膨胀情况得到了根本缓解，其税收总额占全国税收的22%，上交中央财政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85%，随着上海地区经济复苏，其带动效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高潮，“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方针也得到了有力贯彻。

刘鸿生的企业后来也得到了贷款，并很快渡过了难关，后来老人回忆起这件往事时，仍忍不住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