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陇蜀诗的边地意象
引言
自晚唐论者提及杜甫陇蜀诗至今，人们逐渐加深着对其蕴涵和意象的种种认识并形成了广义和狭义的陇蜀诗观念。
前者包含了杜甫从入陇到入蜀全过程的诗作，后者则指《发秦州》到《成都府》的所有陇蜀道途诗作，重点在同谷诗。
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杜甫陇蜀诗，对其研究还是不够的，如杜甫陇蜀诗的边地意象，至今还鲜有人涉足。
意象群一：西北边地风光与多元文化气息
陇蜀诗是杜甫毕生“诗史”创作实践的一个高峰。因此冯至先生说：“在杜甫的一生，759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蜀的一部分诗，却达到了最高的成就。”
这些诗歌，在登临怀古、忧国忧民、感时伤乱、抒发忧愤、山光水色等描写之外，还包含着边地风光、多元文化气息交融的意象，由此毗连一体，构成了当时盛唐西北边地特有的文化情境。
蜀地风光、多元文化气息交融的意象，由此毗连一体，构成了当时盛唐西北边地特有的文化情境。同时，杜甫陇蜀诗对边地多元民族文化气息交融的抒写，也是以独特、多面的意象展示。
陇蜀地区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南北丝路与西域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因而自古是多民族杂处交错地带，汉人胡化、胡人汉化现象非常典型。
“唐代丝路贸易的活跃及唐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对增进汉族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融合，以致在唐代出现了‘汉人胡化’和‘胡人汉化’的历史现象。
杜甫陇蜀诗的边地意象，随着秦州—同谷—成都的南行途变，呈现一种复杂的意义能指。自安史乱起，西北党项、吐蕃等少数民族乘机入侵，不时掠夺边地，乘机夺取陇蜀、河西之地。
占据良田、畜禽，甚至和当地居民通婚，陇蜀重镇的秦州成了多民族聚居杂居之处。多民族杂居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和繁荣，胡汉文化杂糅，异域风情和当地民俗混合。
而疲于应对的唐王朝无力对抗只能默许。诗人亲眼所见胡人熙熙攘攘，身影遍地。诗人亲耳所闻胡人杂语、鼓角边声，此情此景，难免忧国伤己。
杂诗第六首的首句，写到另一种边声：“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悠悠胡笳之声，既言用兵之事、叹戍卒之苦，又从侧面烘托出边地军民、多族文化大融合。
意象群二：边地殊异习俗与华夷共处情状
杜甫陇蜀诗的第二个意象群，在于展现了当时西北边地殊异于中原的民情风俗，主要从服饰、歌舞、乐器、饮食等展开。
在当时的杜甫看来，天水一带处于防边之地，天气清冷，风卷旌旗，充塞着一派迥异于中原的民风习俗。
比较来看，杜甫入陇前，涉及陇蜀民俗风情的意象还是很有限的，但在入陇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他这些方面的意象以真切感受的形式在秦州诗中展现出来。
如“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马骄珠汗落，胡舞白题斜。年少临洮子，西来亦自夸”，表现着西北边郡殊异风俗特有的表象：降虏千帐、居人万家、马骄珠汗、胡舞白题。
据史，隋唐300多年历史中，在秦州先后建置有秦州总管府、秦州都督府、秦成两州经略使司、天雄军节度使司等地方高级管理机构。杜甫陇蜀诗还蓄意于边地华夷共处的情状。
如“还蜀只无补，囚梁亦固扃。华夷相混杂，宇宙一腥膻”，在用典之中以五言排律句道明华夷共处的现实，暗喻陇蜀之途的艰难，当然“腥膻”情状明显包含着诗人的排斥心理。
“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陇蜀诗点染这种情状，虽从眼前实际着笔，但一直未游离于国事时局的主题。
“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宁国公主归唐经秦州，为当年杜甫所目击，以眼前事为题材作诗，叙写的是政治上的华夷共处。
对于这种和亲妥协政策，杜甫是直接否定的。《杜臆》评云：“和亲作俑于汉，而历代遵为御戎之策。公却非之，盖验诸己事也，结语正发其意。”处于中原文明边缘地带的秦州、同谷，胡汉共存，自然聚集了众多的回纥族民。
这种陇蜀边地独特的地域物事与文化意象，极大激发了杜甫的创作灵感。笔触所及自陇蜀地域极有伸展：西出流沙的驿道、兵戈不息的凤林、接通西域的栈道、华夷共处的情状……无不一一倾注在诗人笔端。
杜甫陇蜀诗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感受着与长安迥异的习俗与境况，在具象的描述中扩展了种种意象的蕴涵。
“羌妇语还笑，胡儿行且歌”（《日暮》），“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胡笳楼上发，一雁入高空”，“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等诗句造就的陇蜀地域意境。
使羌妇、胡笳、羌笛、胡歌，鼓角、天马、戍卒、使臣、羌歌、胡舞等意象，犹如一幅琳琅满目的边地民俗风情画卷，给读者展现了安史乱后陇蜀边地特有的真实生活。
实际上，陇蜀边地没入吐蕃后，诗人笔下华夷共处情状的天平侧向了胡人。
胡儿马上行且歌的轻狂、羌妇言谈间的浪笑、城上胡笳的绵延，胡舞旋移的蹁跹、羌笛呜咽的悠长，羌女烽火间轻盈的舞姿、胡儿驼峰上的吟唱……都在杜甫陇蜀诗的笔端展开，而烽燧、骆驼，吐蕃、胡儿、羌妇、胡女往来穿梭于西北边地，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意象群三：边地别致物产与艰难苦恨境况
杜甫陇蜀诗作意象涉及不少别致边地物产的描述。如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还有胡人的裘皮、回纥的牛羊，奔驰的骏马、高大的骆驼、精美的饰品，熙熙攘攘的各色人等，以及五颜六色的边民服饰。
杜甫陇蜀诗写边地别致物产，深层的意象是不离忧国忧民基调的。“朔风飘胡雁,惨淡带砂砾”，劲风中不能自主的大雁、昏暗中的飞沙走石，使边地景物更加蒙上一层萧瑟、凄惨的色彩。
“日落风亦起,城头乌尾讹”，城头乌鸦尾巴上下掀摆、蠢蠢欲动，暗示出战争的阴翳。
杜甫陇蜀诗关于秦州—成都沿途涉及的别致物产，不仅笼罩着“安史之乱”的战事阴云，而且表现着回汉、胡汉、戎狄平民之间别有一种复杂的物事关系。
李济阻先生指出：“诗人杜甫所见，却只有‘葡萄’‘苜蓿’‘骆驼’，这些‘舶来品’，再有就是骁勇的‘胡儿’、得意的‘羌妇’、匆忙的‘使者’、不眠的‘将军’；这些人和物交织成一片浓密的战争阴云，重压在秦州上空。”
这种情况固然造成了诗人的极不适应，于是他向往南行，但以切切之情去找寻自己意念之中的乐土，确是现实之中生命个体生存下去的主因。杜甫陇蜀诗意象的情感心态，表现为在悲苦忧伤中透露出的希望和自信。
如“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离开秦州，挥之不去的是漂泊的悲哀，但坚定于心的对未来的期待。“何当炎天过，快意风云会”，以想象之笔描述潭底困龙，何尝不是表现诗人处于困境的一种自励与自信呢？
离开同谷一路向南，虽然诗人情绪更显低沉，但即便是剑门险峻，他仍然生发出奇伟想象：“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
陇蜀道途的山水，在今天看来是优美胜境，但对于当时的杜甫寥落困顿，行色匆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惊魂一瞥，忧伤随行程不时涌上心头。
结语
自晚唐论者提及杜甫陇蜀诗至今，人们逐渐加深了对其蕴涵的种种认识，形成了广义和狭义的陇蜀诗观念，其中的边地意象也概莫能外。
杜甫陇蜀诗的边地意象，作为一个整体，是由若干个不同的意象群构成：意象群之一，西北边地风光与多元文化气息；意象群之二，边地殊异习俗与华夷共处情状；意象群之三，边地别致物产与艰难苦恨境况。
杜甫陇蜀诗的边地意象，并不是意象群的简单排列，而是存在着“异面”与“多元”化的情况，诸如陇蜀诗的“道难”意象、“吾道”意象、归隐不遂、虚实搭配、史地印证、携家征行、“同谷”意象等。
存在着“异面”与“多元”化的纠结，弥漫着漂泊之悲和时世之忧，艺术地再现了特定时期西北边地的民族关系，也成为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融的诗史见证。
参考文献
《杜甫的蜀道书写及其文化内涵》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杜甫入蜀诗的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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