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但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情是复杂的，他曾称赞斯大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但他也曾对斯大林干涉中共内部事务表示过不满。今天帝哥就来说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一些故事。
斯大林比毛泽东大15岁，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他就开始关注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与王明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扎根于中国革命实际之中。遵义会议后，斯大林开始默认毛泽东在中国党内、军内实际上的最高领导地位，毛泽东能成长为党的最高领袖，离不开斯大林的支持。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并很快逼迫苏联首都莫斯科，与此同时，日本也向我国东北地区增兵20个师，斯大林在全力对付德军西线猛烈进攻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东线的日本关东军。为此斯大林先后多次给毛泽东发电，希望中共出兵援助苏联，以配合苏联红军对付日本可能在远东地区的进攻。
1941年7月，斯大林第一次给毛泽东发电，希望八路军能出兵破坏华北地区的交通，并抽调若干旅或团摆在长城附近，以牵制日军。毛泽东却认为：“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如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最终他以此为理由拒绝了斯大林。
此后的一年多里，斯大林又先后5次给毛泽东发电，希望八路军能出兵牵制日军，但毛泽东深知我军兵力少、武器装备落后，不具备和日军硬碰硬的本钱，始终坚持“只做战略配合，不作战役配合”。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考虑是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的，但八路军一直未能出兵华北，自然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快。
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曾多次干预中国革命，毛泽东对此很是不满，他曾回忆说：
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打起仗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1949、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曾两次提出想要访问苏联：一次是在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毛泽东提出要到苏联访问，但斯大林认为如果毛泽东离开中国，将对解放战争不利，所以他建议毛泽东暂时推迟访问；另一次是在1948年春天，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毛泽东再次提出访苏，但斯大林担心会因此而得罪美、英，便再次以安全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斯大林在1949年11月12日发来电报，正式邀请毛泽东访苏。12月21日是斯大林70诞辰，毛泽东决定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寿，并就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条约和协定。
既然是去祝寿，又是毛泽东同斯大林第一次见面，当然要带些礼品去。为此，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办公厅选定和筹集赠送给斯大林的寿礼。
江青听说这个消息后，迫不及待地插手选送礼品一事，她曾在1949年夏天去过莫斯科，并受到了斯大林的礼遇和夸奖，她自以为她知道斯大林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她建议只带些农产品和工艺品去，如山东的大白菜、大葱、大白罗卜，其次是绣有斯大林光辉形象的湘绣制品、景德镇陶瓷、浙江龙井茶、杭州刺绣、江西的竹笋等。
有一天，毛泽东问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出国带的礼品选好了吗？”
杨尚昆回答说：“选了一些，江青同志正在帮我们一起选。”
毛泽东听后，脸马上沉了下来，他说：“赠送礼品，你们和外交部礼宾司选就行了，为什么要江青和你们一块选？不要让她插手，她也不懂，你们选定后，让恩来定就行了嘛！”
杨尚昆解释说：“江青同志刚从苏联回来，对情况比较了解。”
毛泽东却生气了：“你们怎么非要让她插手呢？”
最终毛泽东亲自为斯大林挑选了两车的寿礼：一车江西蜜橘和一车山东大葱。这也是中国外交史上少有的“国礼”。
送蜜橘很好理解，但为什么要送大葱呢？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的阎明复后来解释说：“山东人打架的时候，给他们一根大葱，他们就歇手。共产国际时代，苏联做了很多工作帮助我们，但在斯大林时代，也做了很多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事情。双方之间，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总有一肚子气。毛泽东是想用大葱这个方式来消气了。”
12月6日，毛泽东正式启程，他在西直门火车站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专列。出发前，他向汪东兴等陪同人员宣布了3条纪律：
1. 此次出访为秘密行动，对外不宣传、不带记者；
2.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军政领导两人来车上看望，其他人不要来；
3.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列车开动以后，毛泽东见车上备有毛巾、香皂、牙刷、牙膏等物品，他立即让工作人员把东西收起来，然后从随身带的一个小布袋里取出洗漱用具，并说道：“我自己有，不需要公家另准备。”
毛泽东没有见过这样的高级火车，于是问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这列车是哪里生产的？”
滕代远说：“这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老蒋一次也没有坐过，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了，据说宋美龄坐过一次。”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
但当专列到长春时，由于气温在零下30多摄氏度，车上的暖气管子冻坏了，车厢内顿时有点寒气袭人。等车过兴安岭时，车厢内的温度已降到5摄氏度，毛泽东也有点搓手动脚了，他埋怨说：“这火车不是车厢冷就是拉不动，比老牛拉车还慢。你们还说是战利品呢，还是美国造的？”
过了一会儿，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主席，是不是车厢太冷了？恐怕还得忍受一会，因为暖气管子冻坏了。”
毛泽东听后风趣地说：“噢，是这么回事，看来美国人造的这些东西也不灵啊！”
为了修理暖气管，专列在博克图小站停了半个小时，但还是没修好，毛泽东不仅没生气，反而又开玩笑说：“那就赶快走吧，车都冻坏了，我已准备冻成冰棍喽！”
到达满洲里后，毛泽东一行换乘苏联火车。很快就到了饭点，车上的苏联厨师为毛泽东等人准备了西餐，毛泽东一手拿着西餐刀，一手拿着警卫员特意为他准备的筷子，问翻译师哲：“你们说这两样东西，哪种好啊？”
师哲回答说：“用习惯了，两种都好。”
毛泽东却说：“我认为筷子好：第一经济，不用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不愿意买，用一根树枝或一根竹子削一下就是一双筷子，而且还反映了中华民族节俭的精神；第二大众化，中国老百姓都用它，富人不用，他们用的是象牙筷子，和我们说的有区别；第三轻便好带，不怕丢失，不用防盗。”
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终于到达了莫斯科北站，苏方为毛泽东举行了一个简洁的欢迎仪式后，将他安排住在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处一个叫“姐妹河”的别墅里。
苏方为毛泽东准备了非常漂亮的弹簧床，但毛泽东看到床以后，却对卫士李家骥说：“你想办法把这个垫子给我撤掉，换成木板床。”
李家骥觉得不好给苏方提这样的要求，感到很为难，毛泽东于是对他说：“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我相信你能给我想个办法，你去找大使馆。”
这句话提醒了李家骥，他马上通知大使馆，下午4点，大使馆把木板送了过来，上面铺上了毛泽东用惯了的旧褥子、白床单，同时摆上了灰毯子、毛巾被、荞麦皮枕头。
苏方的工作人员对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很是不解，他们认为弹簧床不是更舒服吗？师哲向他们解释说：“毛泽东同志有用自己被褥的习惯，这样才能睡好觉。”
工作人员这才知道这是毛泽东多年以来养成的艰苦朴素的习惯，不禁连声称赞说：“毛泽东真伟大，毛泽东太俭朴了！”
李家骥向毛泽东请示饮食问题时，毛泽东对他说：“你给我记住，要准备活鱼。如果拿的是死鱼来，你就把它撤回去。”
李家骥感到很困惑：为什么主席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在国内从不挑食，有时候还会吃剩饭，今天怎么了？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个奇怪的要求，还得从年初说起。1949年1月31日，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秘密来西柏坡访问。当时解放区的物资十分匮乏，但中央还是尽可能地拿出自己养的猪、鸡，还有滹沱河里的鱼来招待代表团。
吃饭时，毛泽东特意对米高扬说：“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不知道跟你们的鱼有什么区别？”
米高扬却问：“请告诉我，你们这滹沱河里的鱼是死的还是活的？”
周恩来回答：“今天早上捞起来的时候是活的。”
米高扬追问：“运回来之后呢？”
刘少奇回答道：“肯定是死了呀！鱼捕上岸，很快就会死的。”
米高扬又说：“对不起，主席先生，谢谢您的美意，不过我们俄罗斯人是不吃死鱼的。”
这件事一直让毛泽东很不舒服，所以他才会提出“要求吃活鱼”，这无疑是对米高扬的回敬。
这天晚上6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斯大林提出，想经过中苏双方的协商，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但苏联方面一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双方因此产生了一些隔阂，在此后的十几天里，关于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事宜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70大寿，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他身边，尽管毛泽东的位置很抢眼，但因为条约的事情一直没有进展，他的心情并不太好，没有一丝笑容。
12月22日，毛泽东要求再次与斯大林见面，两天以后，在斯大林的别墅，两人举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尽管他们谈了5个半小时，但斯大林对于中苏之间的新约，依然只字未提。
斯大林的态度让毛泽东非常恼火，他索性闭门不出，躲在别墅里“睡大觉”。有天下午，苏联的工作人员来看望毛泽东，并问他最近休息得怎么样，毛泽东生气地回答：“我能休息好吗？我来难道就是给斯大林祝寿的吗？我来难道就是吃饭睡觉拉屎的吗？”
这时，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已经引起了国际舆论的种种猜测，面对西方国家捕风捉影的谣言，斯大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的立场也开始松动。1950年1月2日，他安排毛泽东发表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以击破谣言。
毛泽东在答记者问时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的这番话，向全世界宣告了自己访问苏联的目的，中苏会谈也出现了新的转机。斯大林经过权衡利弊后，终于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月20日，周恩来带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到达莫斯科。经过谈判，中苏双方在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以及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圆满地结束在莫斯科长达两个月之久的谈判与访问，启程回国。2月26日，毛泽东一行到达满洲里。在满洲里车站，苏方人员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礼物——两辆小轿车转到了中国火车上。
3月4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中苏两国的关系也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段访苏的往事时，说过这么一段话：“斯大林这个人，开头很不赞成，到后头我们坚持两次，最后他赞成了。可见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变的。”
1953年3月5日晚间，斯大林突患脑溢血，在莫斯科郊外昆采沃的别墅中去世，享年74岁。毛泽东在得知这个噩耗以后，非常难过，据他身边的卫士回忆，那天毛泽东许久没有说出话来，他甚至连饭也不想吃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吸烟。
不过毛泽东本人没有去参加斯大林的葬礼，而是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这并不是因为毛泽东不想去，而是在斯大林逝世前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为了调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一直在外地视察工作，直到2月底才回到北京，当时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疲劳，显然不可能马上飞往莫斯科。
毛泽东虽然没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但还是到苏联驻华使馆进行了吊唁。吊唁结束后，毛泽东在返回的路上突然对秘书叶子龙说：“我不想再当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
毛泽东之所以说出这么一句话，是因为他从斯大林的突然逝世，想到了“接班人”的问题，此后他开始有所调整和安排，如撤销政府党组干事会，加强计委的权限。不过对于毛泽东自己从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的考虑，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实现。
总的来说，毛泽东对斯大林始终坚持着“三七开”的态度，他后来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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