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61年，地点上海市委书记办公室内，两位干部正在就“养猪”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他们一个是时任中央经济组组长陈云，一个是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柯庆施，至于他们的意见也不难理解，后者认为，养猪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必须服从公有化经济政策，再简单点说就是只能办国营养猪场，不能搞个体户养殖。

而前者的观点则截然相反，在陈云看来，各地应该采取私人养猪为主、国营办厂为辅，同时兜底的改革方式。

显然，如此说法与当时计划经济的主旨相违背，自然也受到了柯庆施同志的强烈反对，然而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当听到反对意见后，陈云非但没有生气，反倒是笑吟吟的说道：

“养猪就要养得像你一样壮，不是吗？”

公私之争

好家伙，这句话不知道的乍一听还以为陈云是在搞人身攻击呢，闻听此言，众人也本以为柯庆施同志会瞬间暴怒，可实则不然，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是瞬间陷入了沉思，并很快答应会向上级反映该情况。

这就有些让人意外了，要知道，就在陈云没说这句疑似“人身攻击”的话之前，柯庆施对于个人养猪的态度都是十乘十的反对，怎么“被骂”了一句竟反倒改变了看法呢？

一切的一切还要从半年之前开始说起。

196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期间，为了整顿国内一些城市、干部虚假宣传、夸大其词的不正之风，党中央和毛主席特地做出批示，那就是号召全党大力推行调查研究之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让中央知晓各地方的真实情况。

就这样，在中央的批准下，一系列的大小干部来到了全国各地，而这其中便包括了身为中央经济组组长的陈云同志。

陈云对经济的了解在我党之中堪称是名列前茅，当然，在调研过程中他也做出了许多成绩，例如调整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通过高价商品回笼货币、恢复国民经济、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等等等等。

林林总总，陈云算得上是居功至伟，而在忙碌了小半年后，身为一名上海人，在闲暇之余他亦是回到了老家，希望能够为家乡父老做出一些贡献。

当年6月，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陈云展开了长达半个月的调研活动，本来在他眼中，本次调研无非就是锦上添花罢了，应该不会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至于原因也很简单，要知道青浦县自古以来就有鱼米之乡的美誉，这样的城市即便大环境不好，老百姓维持温饱还是不成问题的，但实际情况却狠狠打了这位上海人的脸。

只见原本富庶的村镇早已不复从前，老百姓的桌上莫说是肉了，就连主食都只有像水一样稀的米粥，大部分人家都吃不饱饭，为了填饱肚子，先是野菜，到最后甚至是作为绿肥的红花草都被吃了个一干二净。

见此情形，陈云的心中百感交集，而与此同时一个疑问也萦绕在他的心头，在他看来，一切本不该如此，原因不难理解，据他了解，早在几年前当地便成立了多个公社，这些公社涵盖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养殖业便是如此，按照当时报告上的内容，青浦县应该有一个大型养猪场才对，手握这样一个“聚宝盆”，就算没能赚到钱也不至于让老百姓饿肚子吧？

因此，带着疑惑陈云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养猪场参观，可谁知，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好家伙，这哪里像是养殖场，分明就是“健身房”嘛！

只见猪圈之中无论是小猪还是成猪，几乎全都是瘦骨嶙峋，冷不丁有几个壮硕的，也只能说是壮硕，与世人印象中的大肥猪完全不沾边，而且还不单是瘦，数量同样少得可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又气又疑的陈云立刻叫来了公社干部询问情况，而在对方口中他也总算得知了一些蛛丝马迹。

只见工作人员没有诉苦直接选择用数据说话，据他介绍，自打养猪场建成后，公社就没赚到过钱，不仅不赚钱甚至还亏了三四万元，这还没算上建厂花费的七万元成本，都加在一起说他们亏了个血本无归一点都不为过，而这些钱大部分都平摊到了老百姓身上，差不多一家就要承担16元的外债，当然了，这也就是原本富裕的青浦县百姓，如今却是食不果腹的根源所在。

至于为何亏钱，工作人员同样拿出了一组数据，即，公社与私人养猪的死亡率、生产率对比，个人养猪平均一头母猪每年能够生下14-15头猪仔，死亡率约为6％，差不多就是每年夭折一到两头，可在公社规定集体养猪后情况却急转直下，生产数量减少到了4-5头也就算了，死亡率竟然也高的吓人，足足达到了89％，换而言之，每年有一头猪仔能够长大就很不错了！

闻听此言，陈云顿时吓了一跳，好家伙，这样的生产率和死亡率，简直就是在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只是有一点他却依旧感到困惑，那就是为何集体养猪和个人养猪的差别会这么大，难不成是有人故意使坏吗？

集体养猪失败真相

1961年6月，中央经济组组长陈云同志回到家乡青浦县调查民情，本以为只是走个过场，但岂料眼前的一幕却令他大为震撼，原本富裕的百姓已然食不果腹，而究其原因也再简单不过，除了天灾之外，就要数那个公社集体养猪场责任最大了！

话接上文，对于集体养猪和个人养猪差距如此之大的问题，陈云倍感困惑，只是他也知道，询问工作人员的效果不大，毕竟他们要是知道为什么还能落得现在这步田地吗？

没办法，陈云只得亲自下乡调研，而在一系列的走访、对比后，他也总算得知了一切的真相，大体分为三点，首先便是经验的问题。

众所周知，饲养牲畜看起来简单，无非就是喂食喂水罢了，但实际上这却是一项技术活，在没有相关经验的情况下，就算是照本宣科也不一定能保证成活，之前个人养猪的时候之所以生产率、成活率那么高，完全是农民们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经验导致，可变成集体养猪后情况就不同了。

这些经验丰富的农民不被允许参加饲养过程，就算有时候公社干部会向他们取经，那些工人大多也做不到活学活用，在死板的饲养模式下，养猪场的出肉率、成活率能高才是怪事。

其次，碍于条件、科技水平的限制，当时那个年代的集体养猪场也的确不适合母猪的生产与猪仔的成活，由于饲养空间太过密集，又没有专业的排污、通风设备，很容易就会造成一个生病传染一片的情况。

最后，积极性的问题更是重中之重，要知道，个体户之所以能将猪养得又白又胖，之所以能保证猪仔的成活率在90％以上，正是因为这些猪都是他们的命根子，同时也是他们每年的盼头，若是养不好不单会受穷，更是没准儿会挨饿，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农民们就算拼了命，就算自己不吃不喝也会保证猪的健康。

可集体养猪就不同了，养猪的人不能直接通过猪获取利益，猪的死活、胖瘦和他们也没有太大关系，就算再敬业也不可能像农民自己家那样。

综上所述，不说现在，就说当时，集体养猪与个人养猪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因此，就在调研结束后，陈云亦是陷入了沉思，而在他的苦思冥想之下，一个解决方案新鲜出炉，无他只一点，那就是“公私并举，公养为辅，私养为主”！

简单来说，陈云的意见就是恢复此前老百姓家家户户个人养猪的方针，但公社养猪场可以继续保留，这样一来既可以起到保底作用，也能让公家与个人相互学习、相互竞争。

显而易见，这个方案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于是没有丝毫犹豫，仅在第一时间陈云便赶去上海，找到了上海市市委书记柯庆施与副市长宋季文探讨“养猪大业”，对于陈云的见解，宋季文是一百二十个支持，原因很简单，因为早在此前，他也亲自下乡做过调查，他发现如今公私养猪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例如在长兴岛就有一个个体养猪户，靠着七十多头猪赚了个盆满钵满，反观同在当地的集体养猪场却亏得血本无归，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但对此，柯庆施却有着不同的意见，就像开头时说的那样，在他看来，只要是商业活动就要服从公有制经济的大方针，绝不能开个人养殖的先河。

见状，宋季文无奈的摇了摇头，显然他早就劝过柯庆施，也早就知道了对方的意见，没办法他也只好将希望全都寄托在了陈云的身上。

宋季文本以为陈云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柯庆施，可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只见陈云并没有继续长篇大论，反倒是笑着说出了一段惊世骇俗的话，大体意思就是：

“公社养猪养得的确是多，可养得太瘦没有肉吃，既然是养猪肯定是奔着吃肉去的，自然不能养的和我一样瘦，怎么着也要像柯庆施柯书记一样壮！”

闻听此言，起初之时柯庆施说不生气是假的，可看了看陈云那瘦弱的身材，再看看自己强壮的体格，瞬间他就明白了对方的用意，是的，养猪就是为了吃肉的，吃上肉老百姓才算过上了好日子，作为一名父母官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呢？

因此，无言以对的柯庆施很快就妥协了，而在他的首肯下，返回北京后陈云这才有底气向党中央、毛主席说明了自己的建议。

七千人大会

经过调查取证，陈云很快就知道了公社养猪与个人养猪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而在说服了市委书记柯庆施之后，他亦是有了回京说服中央领导人的底气，本以为借此，经济改革一事将会水到渠成，但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

1962年1月11日，返回北京的陈云第一时间就出席了一场扩大化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到场代表格外的多，足有来自各个省市县及中央的七千多人，至于本次会议讨论的话题也显而易见，那就是为了总结“大跃进”政策实施以来的经验教训。

对此，作为经济专家陈云自然最有发言权，他也没有藏私，当即就说出了自己在调研期间的发现和看法，只是他却并没有从各种经济现象入手，反倒是先给自己打了个“预防针”，大体意思很简单，那就是通过党内近几年的作风切入，坚决抵制那些宁可什么都不做也不愿犯错的党员干部。

在陈云看来，党员干部们必须要敢于去做，即便犯错也不要怕，有错误改正就好了，毕竟这也是我党的老传统。

说罢，陈云这才说起了关于公社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利弊问题，只是很遗憾，由于“种种原因”，这番极有道理的看法却并没有得到推广。

时间来到1962年夏季，为了再度推动改革，陈云便重新开始了调研，这一次他将目标对准了农业，尤其是刚刚兴起的“责任田”制度，更是勾起了他的极大兴趣，眼看着在“包产到队、定产到田”政策的鼓励下，安徽全省都取得了大丰收，他亦是没有犹豫，当即从外地返回了北京，并当面对毛主席介绍起了此事。

闻言，毛主席的内心同样掀起了惊涛骇浪，按理来说，伟人也应该会同意这种造福百姓的改革，可事实却是否定的，他不但没有当场表态，反倒在事后格外生气，至于原因也很简单，其一是因为政治局势风云诡谲，陈云的建议虽好却没有考虑到一些更加敏感的问题，其二则是为了陈云的安全着想，在他看来陈云的举动着实有些草率，他可不想让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同志因此受到批斗和打击。

显然，毛主席看待事物的方式要更加全面，当然了，这也就是此后“包产到队”政策没有被大力推广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