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由于国家还不富强，有些人撑不住跑到香港、台湾等地区，甚至跑到国外，其实还挺让人同情。他们润归润，只要不伤害到其他人，如今看来，都可以被原谅。最可耻的是那些卖友求荣的货色，假如这种货色最终遭报应，这才是爽剧应有的结果。
今天，我们就讲一个这样的爽剧。
事情发生在1985年，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有7年了，但是国家依然还很穷。当时有两个农村来的年轻人加入中国解放军北海舰队。一位名叫杜新立，来自河北农村，高中毕业以后参军。另一位名叫王中荣，来自江苏农村。二人原本都在北海舰队3215艇服役，1984年同时被派到3213号鱼雷艇。
二人觉得生活太苦，都想着跑国外去。由于他们有共同的生活背景，在部队的经历也一样，于是勾搭到了一起。杜新立是主谋，他首先提出叛逃的想法，王中荣听后立马表示同意。
对于叛逃的目的地，考虑到服役的北海舰队驻防在山东，主要在渤海湾和黄海海域行动，于是他们很自然想到了南朝鲜。这时候还不能叫他们韩国，我们对这个国家改口要到上个世纪90年代。
当时，我军部队发生过几次叛逃事件。曾有叛徒逃到台湾，台湾当局为了打击大陆军队的士气，动摇老百姓的自信，对这类叛徒经常又是表彰又是奖赏，高调宣传。杜新立和王中荣以为，他们只要逃到南朝鲜，一定也会飞黄腾达。
1985年3月21日下午，杜新立和王中荣跟随3213号鱼雷艇从青岛港出发，前往黄海进行演习。与3213艇一起出发的还有另外5艘快艇，3213艇还是这6艘艇里的指挥艇。杜新立是艇上的电讯兵，王中荣是电航兵，与他们同在3213艇上的还有其他17名海军士兵。
演习结束后，6艘快艇一起返航，3213号艇拖在最后。杜新立瞅准机会，从船上的枪柜里取出一支冲锋枪、一支手枪。为防止他人拿到枪支威胁到他们俩，杜新立转手就把枪柜锁好，将手枪交给了王中荣。
二人带着枪冲上甲板，朝着操作室开火，支队副政委孙世忠、支队副队长徐惠友、教导员刘云正、代理艇长张晓生、水手长王何龙、电讯长朱长军等6人当场壮烈殉国。另有副艇长张维功、轮机长曲振波受伤。其余9名船员因为没有武器，杜王二人挟持他们关押到船舱。接着，二人驾驶舰艇一路向东，朝着南朝鲜方向驶去。
开了九个小时，时间来到3月22日凌晨，3213号艇油料用光了，只能在海上漂。22日早上11点，一艘在附近海域打鱼的南朝鲜渔船发现了这艘船，立即向南朝鲜的群山海岸警备队报案，随后3213号艇被拖到了扶安郡外海的下旺登岛西南海岸，此处距离汉城还有120英里。
就在3213号艇朝南朝鲜逃跑后不久，其他5艘快艇就发现了情况，他们汇报上级部门后得到指示，其中3艘快艇快速掉头追踪叛逃的舰艇，并且于22日上午进入南朝鲜领海。南朝鲜方派出舰艇予以拦截，双方对峙之下，一直保持克制，并没有真正动武。
另一边，杜新立和王中荣已经被南朝鲜方面关押起来，有调查小组来询问过两个人，但是也只问了两个人的姓名和职务，其他一律没问。杜王两个人准备了一肚子的词，什么遭受政治迫害、申请政治避难的话，结果一句都没用上，这让他们一直惴惴不安。
他们俩也许不知道，这其实是南朝鲜方面有意为之。就在他们关押期间，外面热闹极了。
一方面，自然是我国政府一直通过外交渠道与南朝鲜方面交涉，要求对方交人。另一方面，台湾所谓的“外交部长”朱抚松居然与南朝鲜大使金锺坤会面，要求南朝鲜方面将快艇及相关人员交给台湾，由他们来处理。当时大陆与南朝鲜尚未建交，这位南朝鲜大使是派驻在台湾的。
台湾此举当然可以理解，当时投奔台湾的大陆军民，台湾都高调处理，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恶心大陆、提升自己形象的机会。而南朝鲜方面当时不想给台湾这样的机会，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字：没有必要。
首先，两名叛逃人员和这艘快艇对南朝鲜来说没有太大的价值，假如是北朝鲜叛逃人员，他们当然会大加利用，但是大陆来的，在当时情况下，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其次，南朝鲜的背后老板美国已经与大陆建交，为了区区一艘船两个人得罪中美两个大国，完全没必要。
所以，南朝鲜方面审问3213号艇幸存者的时候，可以避开了所有政治问题，只问对方的基本信息、舰艇到达南朝鲜的具体过程，尤其对杜王二人，绝对不问他们叛逃的动机。
此后几日里，尽管台湾方面一再向南朝鲜方面要人，南朝鲜方面置之不理。经过与大陆方面几次谈判，南朝鲜方于1985年3月28日将事件中遇难的中方人员遗体、被扣押的船员以及两名叛逃者交还给中方。
两名叛徒杜新立与王中荣被遣送回国后，因为叛逃以及枪杀战友，被军事法庭审理以军人叛逃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有些人总以为，润了以后，肯定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还是劝他们仔细想想，自己到底有什么价值。假如除了一片真心，啥都没有，想想几十年前有个姓王的有个姓杜的，他们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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