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吗？丨京华物语|中国|京华物语|大汗|忽必烈|马可·波罗行纪

在威尼斯，大运河的东头就是望不到边的亚得里亚海。

1271年，马可·波罗从这里出发，穿过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24年后，才从海上回到家乡。在热那亚监狱，由他口述、狱友记录成书的便是《马可·波罗行纪》（以下简称《行纪》）。如果把他讲述的地名串起来，就会发现两条重要的驿路，和今天倡导的“一带一路”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吗？这个问题，争论了几个世纪，就连他的绰号“马可百万”也一度成了骗子、小丑的代名词。正是这些质疑，让专家们各显其能，从不同角度不断丰富着马可·波罗的故事，至今仍有新的发现。

《北京三万里：重大时刻来华的那些人，那些事》，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3月版。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202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材这样描述马可·波罗，说他“在元朝生活了17年……反映了中国的富庶和先进。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极大向往”。这也反映了国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一个对于东方无限向往、不吝夸赞甚至有些过誉的西方旅行家。在近年流行的一些网络视频里，他还被扭曲、颠覆为一个文盲、妄人、吹牛大王，“韦小宝”式的人物。

马可·波罗的马赛克镶嵌画，1867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多里亚-图尔西宫展出。《北京三万里：重大时刻来华的那些人，那些事》内页插图。

即便在自己的家乡，马可·波罗也常被质疑和讽刺。1324年，70岁的马可·波罗临终时，他的朋友们要求他删除书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并称唯有如此，灵魂才能前往天堂。尽管如此，他的回答仍是：“我所说的，还未及我亲眼所见的一半。”16世纪后，西方传教士大批东来，看到封建专制下日益衰败的明清，远不如《行纪》中描述的富饶，越发不相信此书。

1871年，英国学者亨利·玉尔在其翻译的《行纪》导言里说，马可·波罗遗漏了长城、茶叶、缠足、鸬鹚捕鱼、印刷术、汉字等中国的标志性事物，这是不正常的。

从此，这一悬案将诸多鼎鼎有名的学者卷入其中。最令他们不安的是，在素有“汗牛充栋”之誉的中国史籍内，居然未能寻见马可·波罗的名字和事迹，也就是没“铁证”。一筹莫展时，一个研究生却意外地发现了“孤证”。1941年夏，杨志玖在西南联大攻读研究生，无意间从《永乐大典》的残片中，找到了至今仍是独一份的典籍证据。

那是一份关于元朝驿站的公文，记载了坐船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的三位波斯使臣的名字——兀鲁䚟（dǎi）、阿必失呵、火者；《行纪》曾记载此事，说马可·波罗一家搭乘那条船顺道回国，并将三位使臣的名字写作Oulatai、Apuscah、Coja。马可·波罗还说三位使者最后只有火者（Coja）活着，另两位死于海难；波斯语写的《史集》中，的确只提到火者一人的名字。信息对上了，基本算是“铁证”。

不过，这份公文并未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对此，杨志玖的解释是：“此文既系公文，自当仅列负责人的名字，其余从略。由此可想到，他在中国的官职，大概不太高贵，亦不为其同时人所重视。”时逢“二战”，许多西方学者没能及时看到杨志玖的论文。

但令人欣慰的是，大汉学家伯希和用西方史料，印证和支持了杨志玖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又有德国的蒙古学家傅海波提出质疑：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过官，并吹嘘自己提供了投石机技术协助蒙古大军攻陷襄阳，前者没有史料可以佐证，后者已被证明是不实之词（《元史》记载，献回回炮的是波斯人亦思马因与阿老瓦丁）。据此，可怀疑“马可·波罗一家长期住在中国”不属实。

已经成为元史学家的杨志玖，为了解释和回击，学了多种语言，写了数篇文章，列出种种证据。然而，风波一浪高过一浪，1997年，大英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吴芳思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以畅销书形式，把质疑论升级成了否定论。吴芳思的论据有三：一是中文文献中找不到直接证据；二是书中漏写了许多被视为中国特征的事物，如长城、缠足、汉字、印刷术与茶叶；三是记载失误，如助攻襄阳等。由此，“马可·波罗可能从来没有到过，此书不过是道听途说”。

吴芳思这么笃定，是因为她到过中国。1971年，她第一次来中国。所属的代表团没有去参观名胜古迹，而是参观红旗渠，去公社采访赤脚医生。1975年，她又来北京大学学习一年。和中国学生一样，她每天早上要做广播体操，白天去四季青公社劳动，夜里还要在北京大学挖防空洞。这样的中国，在吴芳思眼中，有一层挥之不去的浪漫。进入大英图书馆后，她开始进行通俗历史写作。

“她的立场源于对古代中国的想象。”北京大学的党宝海教授认为，吴芳思某些证据源于“中国印象”。比如长城，元朝之前，中国确实多次建造过长城。但是，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长城的绝大部分都已成为荒芜的遗址。将长城看成中国的象征，是明长城修筑之后的事。

关于缠足，学者黄时鉴收集了出土的元代女鞋资料，考据认为：元代女子缠足的主流是“窄足”，也就是将脚的前掌与足趾缠窄，而非后世广为人知的“三寸金莲”。直到明代后期，“三寸金莲”才引起来华传教士的注意。

茶叶与汉字在游记中的缺失，也大体可以做相似的解释——马可·波罗来中国时，茶叶还没有在蒙古人当中真正流行开来；马可·波罗一家主要依靠波斯语在华经商，不懂汉语，所以他对汉人的饮茶习俗和汉字缺乏关注。

别看吴芳思的论证在“圈内人”眼里是外行话，但公众却更愿意相信“抄袭者”“大骗局”这类说法。为澄清是非，杨志玖在1999年专门撰写了《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展开新一轮论辩。

“若说是抄自波斯文指南，试问，哪有如此内容丰富的指南书可抄？”对此，吴芳思无言以对。2000年夏，杨志玖在南开大学发起“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特邀吴芳思来商榷。然而，剑拔弩张的交锋场面并没有出现，吴芳思说，自己并非否定马可·波罗来华，只是提出一些疑问。

这一轮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使真相越辩越明。怀疑论者“迫使”中外学者又举出了大量证据，罗沙比在《剑桥中国史》中评述：“诸如此类的怀疑都已被杨志玖永久地否定了。他最终证实马可·波罗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曾经到过中国。”

“马可百万”是吹牛大王吗？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已成定论，但《行纪》的可信度仍存疑。毕竟，失实内容有着人为加工或夸大的痕迹。

在2000年这次会议上，吴芳思提交了论文《马可·波罗的读者：抄本复杂性的问题》，这又给学者们出了个难题——《行纪》是如何在流转中被添油加醋的？

《行纪》成书于印刷术流行之前，原始版本早已失传，流传中产生的抄本、翻译本、印刷本近150本，内容也不完全一致。如何确认哪些是马可·波罗的原意，哪些是后人增删，在欧洲，这几乎成了和“红学”一样的学问。

哪些内容是马可·波罗的原话？这还得从此书诞生谈起。专家们通过史料，还原了1298年热那亚监狱的情景。在狱中，一个威尼斯商人和一个骑士文学作家邂逅了，他们就是马可·波罗和鲁斯蒂切洛。前者刚从东方归来，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后者则因卷入比萨的战争，在狱中已住了十多年。

Il Milione（《马可·波罗行记》）的缩影。《北京三万里：重大时刻来华的那些人，那些事》内页插图。

当时，热那亚为了与意大利其他城邦争夺海上霸权，抓了很多人，这些人必须出钱赎身方能出狱，狱中的伙食也要自掏腰包。鲁斯蒂切洛赚钱心切，看到经常有人请马可·波罗讲东方见闻，就拿出多年前把《亚瑟王传奇》转译成意大利语的热情，鼓动马可·波罗合作写书。作为专业人士，鲁斯蒂切洛在执笔过程中，把枯燥的商旅笔记装进了更受欢迎的骑士小说和百科全书体裁。因此，在现存最早的版本中，这本书的书名是《寰宇记》，意思是“对世界的描述”。

1299年，书稿完成。同年夏，威尼斯与热那亚议和，马可·波罗获释回家。冥冥中仿佛有天助，马可·波罗进监狱就是为了完成这本书。

此书面世即大热，人们在威尼斯街头朗读它，就像中国的“说书人”一样。不过，遭遇了黑死病、十字军东征失败等打击的欧洲人并不愿相信，在东方竟有如此灿烂的文明。在意大利方言版本里，这本书叫《百万》。

一百多年前，学者还以为，这个名字来源于马可·波罗的绰号，因为他爱吹牛，说起元朝的人口、物产、税收，都是百万级，所以叫“百万”。甚至在化装舞会上，都会有个叫“马可百万”的来讲荒诞笑话。现代学者通过档案研究发现，马可·波罗祖上就有这个绰号，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家是威尼斯的“百万富翁”；也可能和他家祖宅的发音有关。抄书者或许因为马可·波罗家是当地的商业大佬，为吸引粉丝，而把《寰宇记》改成了《百万》。

这本书传到法国，又被叫作《惊异之书》。因为它无所不包，还提到了一些奇闻逸事（虽然只是书中的一小部分），浮夸的名字有助于“炒作”。

16世纪，也就是大航海时代之后，航海、旅行成了最受欢迎的话题。意大利学者在编辑“航海旅行丛书”时，又改名《马可·波罗行纪》。这个版本后来被翻译成英文，现在流传最广的就是这个名字。目前中国最好也最方便阅读的版本，由著名翻译家冯承钧所译。

《马可·波罗行纪》手抄本，抄写于1298-1299年。《北京三万里：重大时刻来华的那些人，那些事》内页插图。

1307年，一个法国骑士到威尼斯，马可·波罗把手抄本赠送给他，骑士的儿子又做了多个抄本，冯承钧所译的版本由此而来。冲着书名去阅读，可能会失望，因为这不是一本关于远东大冒险的游记。书里没有九死一生的悬疑，没有性格鲜明的主人公，只有一条一条不厌其烦的客观描述，掺杂着商业笔记、地理信息和政治秘闻。有人戏称《行纪》是《三国演义》和《鹿鼎记》的结合。

其实，这部书像百科全书一样结构简洁。书的第一部分简介了马可·波罗的家世，而后开始分地名描述他与父亲、叔叔从威尼斯到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沿途见闻。

第二部分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的相貌、家庭、都城、宫殿、起居、节庆、游猎、战争，以及元朝的政府部门、驿站交通、经济商贸、社会事务、民族关系等。接着写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的两条线路：一是西南行，自大都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到缅甸等地；二是沿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然后继续向东南，到福建泉州等地。第三、第四部分用叙事手法，记载了蒙古宗王之间的战争。

记载了中国以外的地区，包括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西亚、东北非、北方地带（今俄罗斯一带）等。

相对于游记，此书更像地理志，几乎涵盖了13世纪所知的全部世界，因而称为《寰宇记》更适合。

一个人怎么能有如此丰富的阅历和惊人的记忆呢？遗憾的是，除了开头部分，书里很少提及主人公，也很少使用第一人称，仅凭此书，人们对马可·波罗知之甚少。“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马可·波罗。”正因为面目模糊不清，发挥空间大，他在各种创作中显现着完全不同的样子。

如果不了解一个人，又怎能判断他讲的东西到底有几分真？连书名都改得面目全非，内容上会不会也随意增删？《行纪》饱受质疑，和版本变迁及马可·波罗隐身都有关系。

《行纪》的细节可信吗？

很多人认为，《行纪》是狱中回忆之作，不能苛求严谨，对细节不要太较真儿，那些动辄百万的数字更不可信。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偏要较真儿，他要核查马可·波罗那些屡受质疑的经济数据，是不是信口胡说。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这部著作的中文版，题目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观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的新证据》。傅汉思曾担任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盐业卷执笔人，对中国钱币史、盐业史关注已久。他认为，威尼斯商人的重要财产来源就是盐的专卖和贸易，马可·波罗作为一个威尼斯人，并且是商人后代，必然对跟盐业相关的事情非常敏感。

《行纪》中也的确有很多关于元代盐业的记录。比如，马可·波罗写下如何通过煮沸卤水制盐的过程，这种技术当时别处都没有，一定是他在中国亲眼所见。

《行纪》中还有杭州地区纳税情况的记载，详细到具体数字：

行在（今杭州）当时上报的有160万户。大汗从行在以及行在所属的各地每年征收数量庞大的税收。排在第一位的是盐税，大汗每年可收得80万个货币单位。除盐税外，大汗每年还可收到210万货币单位的其他税收，相当于1680万金萨吉。

马可·波罗自言在扬州做官三年，并在杭州检查地方税收，这些统计都是他本人亲眼所见。为了验证这些数据的合理性，傅汉思先耐心地研究出元、波斯、威尼斯的货币、度量衡换算关系，而后将不同手稿和版本中的数据，与《元史》等中方史料对照，最终认定马可·波罗记载的数据不仅可靠，而且能精确到具体年份。

要知道，马可·波罗在中国时，税收数据并不为公众所知，《元史》要到元朝灭亡之后才编纂、出版。他根本不可能从其他途径找到蓝本，要么直接介入过杭州的行政事务，要么就是从当事人那里了解到的。

在货币方面，马可·波罗的观察更为精准。在中世纪西方、阿拉伯或波斯文献中，唯独他提到云南和藏族聚居区使用并流通贝币和盐币。至此，悬案已破，马可·波罗不仅到过中国，而且在很多领域，他所描述的历史信息是最全面、最详细和最准确的。

1271年马可·波罗从威尼斯起航。来自泥金手稿的细节，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收藏。《北京三万里：重大时刻来华的那些人，那些事》内页插图。

傅汉思这项研究旁征博引，非常考验多语言能力，而他刚好天赋异禀，除了德语，还能够熟练掌握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兰文、拉丁文，以及中文、日文和满文。这使得他能够读到多种一手材料和二手研究文献。

马晓林是傅汉思课题研究项目的翻译者之一，也是元史研究的后起之秀，著有《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一书，他非常肯定地说：“最新研究不断证明，马可·波罗虽然在一些细节上有错误，但总体上与已知历史非常符合。他的绝大部分数字资料（如时间的起始点和持续状况、年龄、距离、城市的建筑、地理数据、行政单位、人、军队、动物、船只、服装、度量、价格等）根据当前的历史研究，被证明是非常可靠的。”为什么马可·波罗能记得这么多、这么准？马晓林认为，他可能在口述时就参照了旅行笔记。又或者，在出狱后，通过笔记对《寰宇记》做了修订和补充。例如，在记述“行在城”之前，马可·波罗说他“数次来到这座城市，曾留心城中的事情，把自己的见闻一一做了记录。下面的描述就是从笔记中摘录下来的”。

马可·波罗在中国是什么身份？

《行纪》一书中，最不可靠的，大概就是马可·波罗对自己身份的吹嘘。他能出入皇宫与大汗对谈，手持金牌在中国及海外行走，但到底做的是什么官，却没有明确写。人们也不知道，他在中国有没有妻儿，住在哪里，有什么朋友。

专家们用《行纪》和威尼斯当地资料，包括马可·波罗家的遗嘱和财产登记，威尼斯法庭审判记录等，像拼图一样，才得到一份他的简历：马可·波罗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和两个叔叔在君士坦丁堡、地中海、黑海北岸一带从事国际贸易。那时，蒙古帝国被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分裂为元朝、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几部分，东起太平洋、西到地中海的辽阔地域，终于迎来了短暂和平。

马可·波罗随着商队旅行。来自《加泰罗尼亚地图集》（1375年）的插图，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北京三万里：重大时刻来华的那些人，那些事》内页插图。

马可·波罗的同乡、佛罗伦萨商人裴哥罗梯曾在14世纪前期写了一本《通商指南》，提到从塔纳（今俄罗斯亚速海岸边的亚速城）至甘州（今甘肃张掖）的行程，共需270多天，而且“无论白天黑夜都很安全”。在蒙古铁骑缔造的“全球化”下，马可·波罗家的生意开始向东方探索。

1260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叔叔去金帐汗国出售珠宝，返乡时恰逢战乱，兄弟俩阴差阳错地与波斯使团一起，到了元朝的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大汗命他们出使罗马教廷，请教皇选派教士来元朝，并把耶稣圣墓的长明灯油带到上都。但他们返回欧洲时，正值教皇去世，两年后，为了向忽必烈复命，他们带着17岁的马可·波罗重启东方之旅。

在历时三年半的漫长旅途中，他们经地中海、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亚美尼亚、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走过丝绸之路上的荒漠绿洲，终于在1275年到达上都。尽管没有完成大汗的使命，但马可·波罗一家还是得到谅解和重用。

在《行纪》中，马可·波罗说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四种文字（不包括汉字），能够顺利地读书、写作。大汗见他如此聪敏，便派他前往缅甸、印度等地执行重要公务。

在元代，马可·波罗一家并不是唯一的意大利人，更不是唯一的欧洲人。扬州文物工作者发现，卡特琳娜1342年卒于扬州，她的墓碑用拉丁文书写，碑上镌刻着圣母圣婴像和圣女殉教图。从种种迹象推测，在扬州水门一带曾有一座天主教堂，可能还有一个意大利商人的聚居区。

元朝根据种族特征和降顺时间，把臣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马可·波罗作为色目人，虽然地位低于蒙古人，但比汉人（华北、四川、云南等地的汉、契丹、女真人等）、南人（原南宋的臣民）的地位高得多。

至于具体职务，学者蔡美彪认为，他是享有特权的斡脱商人（官商）；李治安则认为，他是忽必烈的近侍。

斡脱商人替皇室、贵族放高利贷或经商，到各地包括域外采办商货、珍宝等物，这或许就是他能接近高层，却不被史料记载的原因。回朝复命时，他发现大汗喜欢听臣下讲述各地的风俗民情和奇闻逸事，因此，每到一处便用心收集这类资料，对于所见所闻的一切趣事，都记录下来，以满足大汗的好奇心。

从文本看，马可·波罗记录的主要是各地区的物产、贸易、集市、交通、货币、税收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对名山大川、文物古迹、行政事务、官场纠葛记载得不多。用有趣有料的内容，讨忽必烈欢心，这或许就是《行纪》如此丰富详尽的原因吧。

鲜活的丝路记载

连忽必烈都好奇的内容是什么呢？让我们跟随马可·波罗的足迹，去游历一下13世纪的东亚大地。

在帕米尔高原，马可·波罗看到一种特殊的野生绵羊：羊体肥大，羊角长达6掌。牧羊人甚至还用这种羊角围成篱笆，作为羊群过夜的遮护。欧洲人没见过如此硕大的绵羊，将其称为马可·波罗羊。实际上，这是对帕米尔高原上独有的大角盘羊的真实写照。

和田一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条河流经过，在河里可以找到大量珍贵的石头，人们把它们称作碧玉和玉髓”。和田玉在中国久负盛名，近年却因过度采挖，在原产地几乎绝迹。在沙州（今甘肃敦煌），马可·波罗说，那里的人们崇拜偶像（佛像），有许多寺庙和各种偶像，居民对之极为崇敬。

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就在敦煌，它曾被中国人遗忘了几个世纪，但马可·波罗笔下的敦煌，商旅纵横，并不荒凉。在酒泉，马可·波罗发现一种怪现象：“商人们经过这里时，只能雇用习惯当地水土的牲畜，不能使用其他牲畜。因为此处山中长着一种有毒植物，外来的牲畜一旦误食，会引起脱蹄的悲惨下场。”现代兽医学研究表明，这是一种硒中毒现象，马可·波罗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记录此种病理现象的人。

西凉（今甘肃武威）人取麝香的方法如下：麝每月分泌一次麝香。在月圆之夜，这种动物的肚脐处会有一个血袋，血袋处于皮肉之间。专门猎取此物的人，把血袋连皮割下，袋中的血就是麝香，能发出很浓的香气。

麝香体积小、价值高，是丝路上的抢手货，马可·波罗的遗产里就有为数众多的麝香，显然，他做过这个买卖。

马可·波罗一家到天德（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时，这里的织造被称作“纳石失的金锦”。近年的考古发掘，终于使我们能够欣赏到这种极为精巧的织物，而在威尼斯的财产清单中，马可·波罗家的毯子就是这种稀罕物。元上都是忽必烈的夏都，他们到达时，21岁的马可·波罗已褪去青涩。在《行纪》中，他激动地描述了“上都竹宫”的壮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