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23日，沈醉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第五届政协会议，在接受采访时，他这样说：“曲折离奇的30年过去了！党使我从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军统特务变成了热爱共产党和人民的爱国人士，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沈醉的特务之路

1914年，沈醉出生在湖南湘潭农村一个叫沈家大屋的地方，1932年，18岁的沈醉在长沙艺文中学读书，因受到大革命运动的影响，与高年级学生一起闹学潮，被校方开除。

离开学校后，沈醉不愿回家，想要参加革命，思前想后，他只身一人来到上海，投靠了自己的姐夫余乐醒。

余乐醒当时是戴笠复兴社特务社的核心骨干，也是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实际主持者。

沈醉来到上海后，便要求姐夫余乐醒介绍他参加“革命工作”，很快，余乐醒就介绍沈醉在复兴社当联络员。

在回忆起自己当特务的那段日子时，沈醉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古人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经百年身。’今天，我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啊！”但当时的沈醉对于这份工作还是热情十足的。

当上联络员后，沈醉的主要任务是给姐夫所管辖的法租界、英租界、华界的四个情报组、一个行动组和几十个直属通讯员递送快件，取回情报。

有一天，余乐醒叫沈醉往杭州去给戴笠送封信。那时的沈醉虽未见过“戴老板”，但是却常常听人说到他，而且大多数人对戴笠都十分畏惧，这也让沈醉也不免有些紧张。

图|戴笠

当时，复兴社在杭州警官学校办了一个特训班，戴笠兼任特派员，常常去那里办公。

到了警官学校后，沈醉交出余乐醒给他的信，就有几个卫士把沈醉送到了戴笠的办公室，办公室有一个身着灰色中山服的中年人正在打电话，这时，有人在沈醉的耳边悄悄说：“这就是戴老板。”

沈醉听到后，借着戴笠打电话的机会，仔细地打量了他，打完电话后，警卫指了指沈醉，向戴笠报告道：“他是上海特区派来送信的。”

沈醉这时连忙双手把信件递上，戴笠便微笑着打量沈醉，一边拆信一边问：“你是新来的吧？”

沈醉机械地点了点头。

戴笠指了指沙发，示意沈醉坐下，然后匆匆地看完信，就坐到沈醉的旁边，和蔼地询问沈醉的个人和家庭的情况。

沈醉见此状况也不再拘束，便将自己过往的情况都告诉了戴笠，戴笠一边听一边点头，当听到沈醉是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戴笠哈哈大笑了起来，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了出来。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

就这样，戴笠同沈醉谈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临走时，他掏出100元，递给沈醉，并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和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你就同他到南京去玩。”

戴笠对沈醉的态度是沈醉没有想到的，回到上海后，沈醉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余乐醒，余乐醒对此也感到十分好奇，但思考了半天后，还是认为：“戴老板这么喜欢你，这可真是难得啊！说不定戴老板有心要栽培你呢！”

图|沈醉

多年后，沈醉回想起戴笠第一次见他的情景后，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当时复兴社成立不久，戴笠急需要有自己的人手和心腹，可是当时的工作人员大都各有自己的一套打算，思想很复杂，有些人资历甚至比戴笠还要老，而那时沈醉初出茅庐，年轻、单纯、可塑性大，完全可能培养成为戴笠的忠实门徒，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当上特务后，沈醉很快就掌握了特务的一切技能，而且做事精明利落，从“巧计送捕徐昭俊”一事便可以看出沈醉的精明之处，也正是他的此次“精明”让戴笠更加重用他。

一次，戴笠指示余乐醒，逮捕疑有越轨行为的复兴社特务徐昭俊，秘密送往南京，当时徐昭俊是上海区情报组组长，此人身强力壮，腿脚敏捷，武功很好，枪法也很准，要逮捕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接到任务后的余乐醒有些紧张，因为他觉得想要抓捕徐昭俊很难，但沈醉却满不在乎地揽下了这一任务。

沈醉献计让余乐醒反其道而行之，假借说是沈醉犯了大错，戴笠要逮捕沈醉，要徐昭俊把沈醉押送到南京接受调查，不知内情的徐昭俊押送着沈醉去了南京，当他一下火车的时候，自己却被特务们五花大绑了起来。

当戴笠得知此事是沈醉办成的后，他立即提拔沈醉当了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

图|沈醉

此后，在上海闹市区或者租界抓人时，沈醉常常采用先把人打昏，然后其他特务冒充被打人的朋友送他去“医院”的方法；其次训练漂亮女特务冒充被抓人的妻子，在大街上揪扯被抓人，特务们再冒充被抓人的熟人与朋友，帮助妻子把被抓人塞进车而绑架的方法。

这些方法屡试不爽，且“颇见成效”，每每成功后，戴笠都会对沈醉大加赞赏，不久后，沈醉就被提升为行动组组长，此后的岁月里，沈醉颇受戴笠重用。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后，毛人凤当上了军统局局长，沈醉因“功高震主”，被毛人凤视为前途大患。

很快，沈醉就被发配到了云南，任军统云南站站长。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全国解放在即，看破时局的云南省主席卢汉便开始加紧联系地下党，这让蒋介石深感不安。

随着重庆的解放，解放军大举进军四川，这时，云南省主席卢汉通电起义，并软禁了前来当说客的西南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以及包括沈醉在内的在昆明国民党军政高官。

最后，沈醉审时度势也参加了起义。

图|卢汉

而卢汉为了报答张群以往的恩情，在起义后便擅自放走了张群，这打乱了周总理用张群换回张学良的计划，因此，卢汉在办理起义移交时，便把沈醉等人交给了解放军。

就这样，沈醉由此进入了十年的战犯改造。

真诚相待，接受改造

作为战犯的沈醉最开始的心情也是十分惶恐的，起初他认为自己辜负了一直“培养”自己的戴笠的苦心，没有为蒋家王朝殉葬，还亲自交出部下、电台、武器，参加了起义，最后还落得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让沈醉越想越内疚，越想越对共产党的抵触情绪越大。

有一次，陈赓大将去重庆，特意来到管理所看望他在黄埔一期的同学宋希濂、钟彬等人，还专门去请他们吃饭，邀请了西南公安部部长作陪。

餐桌上，陈赓大将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融洽，最后陈赓大将还指着西南公安部部长对宋希濂等人说：“有什么困难可以向他反映，他会帮你们解决的。”

图|陈赓将军

宋希濂等人每每提起此事时，都会显得十分激动，也正是这件事让沈醉看到了共产党人真实的样子，也看到了希望。

1956年春节过后，政府把战犯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随后又把他们安排到重庆各地去参观，他们先后参观了成渝铁路、发电厂、重庆西南医院、历史博物馆、重庆大学和朝天门码头等单位。

在参观过程中，沈醉发现了一件特别新鲜的事情，那就是在车站设立的母子候车室，过去，铁路上只会为富豪权贵们专门设置候车室和头等车厢，劳动人民、妇女、儿童是完全不会有人去过问的，可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在过去属于弱势的群体也有了自己的候车室。

当沈醉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不自觉发出由衷的感叹：共产党真是替人民干事的，对广大劳动人民十分关心和爱护，真是无微不至的。

在朝天门码头，沈醉看到货物摆放的井井有条，机械搬运代替了工人的繁重体力劳动，不自觉想起这个码头过去曾到处是货物堆积，杂乱无章，也想起自己过去曾亲眼看到一个搬运工人，背着大约200多斤的货物，从高高的阶梯上滚下来的场景，可即便如此国民党也从未想过改进一下，而如今这个码头却呈现出了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参观完后，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组织战犯们一同讨论，谈感想，到沈醉发言时，沈醉十分激动地说：

“我现在才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党；反对共产党，实际上就是与全国人民为敌。”

图|沈醉（左一）

通过这一次参观后，沈醉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想起自己过去做的事情，又想起了共产党干部与国民党干部的各种不同，且在这几年的改造生涯里，沈醉发现共产党对他们不打、不骂、不侮辱，耐心教育，以诚相待，这让沈醉感到十分羞愧。

从此，沈醉带着十分真诚的态度，常常向工作人员亮出自己希望改造的决心，求得他们帮助和指教，并经常在战犯管理所办的墙报上，谈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比较主动地暴露自己的错误思想，加强改造的自觉性。

周总理接见特赦人员，沈醉向总理请罪

1959年，为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毛主席决定对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进行特赦。

当沈醉得知这一消息后，无疑是激动的，但在首批特赦名单公布后并没有自己的名字，对此，沈醉有些失望，但是很快他心情便又平静了，他决心继续努力改造，争取第二批特赦。

果然，天随人愿，1960年11月28日，沈醉作为第二批战犯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

图|特赦大会

1961年春节刚过，正月初四那天，中央统战部邀请沈醉他们第二批被特赦的人员和首批特赦的在京人员一起聚餐，当时，李维汉、徐冰、薛子正、童小鹏等人都参加了。

在聚餐后，徐冰谈到对首批特赦人员工作安排的问题时说：“首批特赦人员在农村劳动一年期限已满，政府决定安排他们在政协文史资料研室委员会任专员，待遇也会比现在高。”

听到共产党对特赦人员有如此优厚的待遇，实在出乎了沈醉的预料。

在闲谈了一会儿后，童小鹏又对大家说：“周总理准备接见第二批特赦人员。”

这个消息让沈醉激动不已，他没想到周总理在为人民、为国家日夜操劳的同时，还抽空接见特赦人员，这对于他们而言是极大的鼓励。

2月21日上午，周总理、陈毅、罗瑞卿在中南海西花厅里亲切地接见了特赦人员，周总理先同每一个特赦人员进行了谈话，随后才集合起来说了一些情况。

周总理在同沈醉谈话时，沈醉先是主动同周总理说：“总理，我要向您请罪！”

周总理听到这句话，笑着问他：“请什么罪呀？”

“总理过去在上海、重庆、南京等地时，我曾亲自带领特务或是指使一些特务，对总理搞过侦察、跟踪、监视等活动。”

周总理听到后，爽朗地笑了起来，便主动谈起了自己去上海住在新亚酒店的情况说：“那一次，我清楚地知道在住房的左右和对面的房间里，都有人监视着，服务人员也是由特务来充当的，可是我每天都和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见面、交谈，传递文件。”

听了周总理的话，沈醉便更加好奇了，这时周总理又问：“我和地下党见面，你们发现这些情况没有？”

图|周总理

沈醉如实回答道：“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了，你们的同志便会被特务秘密逮捕。”

周总理又说：“我在上海为党工作，与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去上海吃喝玩乐不同，我也经常看电影，这就是我和同志们见面的时候，电影一开映，里面黑洞洞的，特务们找不到我，也不好进来找，只能守在门口等散场，而我总是在散场时最先走出来，特务们马上又叮嘱我，其他同志则分散开走，所以，特务监视我对我的工作从来没有什么影响。”

不等沈醉说话，周总理又风趣地说：“你们过去那一套，从来没有起过什么作用，是当了我的随从！”

沈醉这才缓缓点了点头，心里也自觉暗暗佩服周总理的高明、机智和勇敢。

说完这些后，周总理又严肃地对沈醉说：

“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图|周总理

对周总理的这一段话，沈醉是深有体会的，过去沈醉为效忠蒋介石干过许许多多危害共产党和人民的事，并曾一直担心共产党会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至身”的方法来对待自己。

但在他改造的11年里，无论是管理员还是公安干部，都从未有人用军统的某种刑罚对付过他，反而是在生活上照顾、思想上关心他。

不过，对周总理提出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这句话时，沈醉还是有些茫然，连忙问道：“总理，我们还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来吗？”

周总理点了点头：

“当然，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或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所以，你把军统内幕如实地写出来，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啊！”

图|1960年周总理接见特赦人员

沈醉听了周总理的话，连忙点了点头，接着周总理再三叮嘱：“写这些东西，一定要真实，不要有顾虑，过去没有交代过的，现在写出来，也等于补充交代，政府决不会追究；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过去有些同志为了革命工作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同你们去打交道，那也是值得歌颂的，所以都可以把他们写出来。”

这次接见，一直到中午12点多钟，周总理还邀请沈醉等人去餐厅吃了饺子，吃饭时，周总理是挨着沈醉坐的，这让沈醉感到十分温暖。

吃饭时，周总理又同沈醉闲谈了一会儿，众人在辞别 周总理时，周总理和每一个人都一一握手，轮到沈醉时，周总理笑着嘱咐道：“我等着看你写的东西啊！”

这一次见面，周总理的每一句话沈醉都牢牢记在了心里，他决心用自己的后半生竭尽全力，把过去军统的罪恶如实地写出来，而且要写好，因为这是周总理交给他的任务。

1963年11月10日下午，周总理和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再次接见了在京的四批特赦人员及其家属共二十余人。

图|沈醉一家人

在酒宴上，周总理勉励大家要好好工作，希望大家幸福愉快地度过晚年，随后，周总理热情地向大家劝酒，当他把酒杯伸向沈醉的酒杯时，一边和沈醉碰杯，一边说：“沈醉，你‘害’了我！”

周总理的一句话，让沈醉大吃一惊，赶忙说道：“我绝没有敢害总理之心啊！”

这时，周总理突然笑出了声：“我看过了你写的文章，在看《我所知道的戴笠》的时候，一看就停不下来，彻夜未眠，所以我说你害了我，害我少睡了觉啊！”

周总理说完，周围的人便大声笑了起来，沈醉听到总理的话连忙说：“那我之后的文章尽可能写得精短一些。”

周总理却摇了摇头说：“以后写文章，不论长短，一定要如实地写，希望你把自己所知道的特务活动都写出来。”

周总理的话给了沈醉莫大的鼓舞，他没想到总理日理万机，还会抽空看自己写的东西。

正是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沈醉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使军统的黑色内幕得以曝光。

1976年1月8日，沈醉突然在广播电台中听到了“周总理不幸病故”的消息，一时间，他的眼泪止不住地落了下来。

图|周总理遗容

让沈醉感到遗憾的是，他不能去参加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只能在电视上观看。

可即便不能参加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当他老人家的遗体举行火化的那一天，沈醉还是赶到了长安街，为周总理送行，望着四面八方赶来的人群，为的是向载有周总理遗体的灵车告别，看着灵车缓缓离去，群众们的眼泪掉了下来， 此时，沈醉望着灵车哭了，看到群众送别周总理的场面也哭了......#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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