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后期，日本为何不出面，而靠"汪伪"诱降蒋介石？真相很无奈|日本|汪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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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手汪伪政府，“诱和”重庆国民政府，实现所谓的“全面和平”，是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又一重要内容。

日本政府对于重庆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从七七事变到攻占武汉、广州，是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改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

1941年1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促进结束对美、英、荷、蒋的战争内部方案》，决定在“迅速摧毁美、英、荷在远东的根据地，确立帝国自存自卫的地位”的同时，“以积极的措施促进蒋政权投降”。

并具体规定：

要“有效地运用对美、英、荷战争的战果，积极采取措施断绝对蒋政权的支援，削弱其抗战能力，并掌握在中国的租界，拉拢南洋华侨，加强对蒋作战的政治、军事攻势，从而促使重庆政权投降。”

从中可见，直到太平洋战争开始前夕，日本最高当局仍坚持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手段，迫使中国屈膝投降，而对重庆政府的“政治攻势”是被放到“军事攻势”前面来考虑的。

1、何以从军事为主变为诱降为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战争初期日军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东条英机政府一度强调实行以“打”促“和”，企图挟其在军事上的暂时得势，逼迫重庆政府屈服，接受日本的诱降条件。

1941年12月24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专门制定《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方案》，强调“运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趁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

规定由日本大本营和陆军部对重庆设立谍报系统，任务是：

“侦查重庆方面的动向”，“研究利用新近与我国发生联系的中国要人及其他外国人的办法”；通过“帝国取得的战果”，“对他们的要害部门施加压力”。

上述“方案”提出，“当重庆方面发生动摇时，及时把谍报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诱降工作上去”；同时，要采取措施，使汪伪政府“不致因为彻底贯彻上述方案”，“迅速实现中国的所谓全面和平而感到有所不安”。

此后不久，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即在日本第79届议会上以战胜者的骄横姿态恫吓说：

对于重庆政府的抗战，“帝国将彻底加以击溃”；同时又向蒋介石发出诱和的信号说：现在正是重庆政府“正视世界形势的这种大变化，回过头来，抛弃依靠美、英的老一套，跑来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大事业的时候了。”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对重庆当局仍敞开着和谈的大门，但更强调采取“迫使中国屈服的强硬政策”。

1942年7月，日本大本营鉴于蒋介石方面并无响应日方的诱和声明，更未有表示屈服的意向，遂决定对其实行一次新的军事打击。

日本最高当局的企图，是通过这次军事行动，企图尽早“解决中国事变”，以便集中力量与英、美作战。

7月9日，日本大本营起草了《51号作战（四川作战）准备纲要》，其作战设想是：

“消灭中央军的主力，占领四川省的主要地区，摧毁敌方抗战根据地，以促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为此中国派遣军以主力从西安方面，以另一部分兵力从宜昌方面向四川盆地进攻，消灭敌中央军，攻占重庆及四川省主要地区。
在此期间，应使武力作战与对重庆的政治谋略紧密联系起来。”
“本作战使用的兵力以中国派遣军为主，并从国内、满洲及南方抽调部分兵力增强编制。”

8月30日，将所谓“四川作战”改称“51号作战”。

日本大本营、中国派遣军、关东军各参谋机关对该战役的详细计划、作战准备，特别是有关航空、兵站问题共同进行了研究，并开始实施部分作战准备工作。

9月4日，日本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达了“大陆指”第1252号令《51号作战准备纲要》，命令立即着手进行51号作战的部分准备工作，“根据当年秋季前后的形势再决定是否实行上述作战”。

然而，到了1942年9、10月前后，由于日军在与美军争夺瓜达尔卡纳尔群岛的战役中失利，太平洋战局形势趋于黯淡，日本大本营被迫于11月4日下令停止执行51号作战计划。

这说明太平洋战场上出现的危局，已使日本统治集团陷入困境，从而不得已放弃对于重庆政府统治区的大规模军事进攻。

自此，日本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诱和”政策再次被提到重要地位上来，而借助汪伪政府筹划“全面和平”，便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为何通过“汪伪”诱降重庆？

1942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实行的“对华新政策”，虽然重申“不进行一切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和平工作”，但已放弃了一年前东条宣布的“击溃重庆政府”的方针，而是把同意汪伪政府“参战”视为“打开日本和中国的现状的一大转机”，提出要通过加强汪伪政府的政治力量，“力图消灭重庆政府借以抗日的口实”。

即日本“对华新政策”要消灭的是重庆政府“抗日的口实”，而不是重庆政府，如果重庆政府停止抗战，那么日蒋之间就可以实现和平。

次年5月29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制定的《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进一步规定：

“解决中国问题”的要点，是彻底实现“对华新政策”，“将《日华基本条约》予以修改，并签订《日华同盟条约》”；同时，“应伺机加以领导，使国民政府（汪伪政府）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等。

这是日本政府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运用汪伪政府来“诱和”重庆政府的策略。

日本决策者们的这种策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利用汪伪政府的所谓“独立自主”作广告，消灭重庆政府“抗日的口实”，引诱重庆政府和日本握手言和。

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说过：

“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订立日汪同盟条约等，实行此种政策的意义就是“对中国（重庆政府）之政治策略工作，它与武力的压迫相策应，同为对中国政府之极大压力。”

当时，日本政府判断，重庆政府“对于日本对华新政策之实施，表面上虽守沉默，但对彼内部确有影响”，认为蒋介石“已经清算了以前的容共政策”，在日本“对华新政策”的影响下，有可能和日本讲和。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这一策略的重点在于指使汪伪政府向重庆政府进行“劝降”。

日本政府认为：

当时由蒋介石“统率之中国抗战阵营之核心，在反轴心国之战局有利之现况下，仍具有强国之继战意志”，再要强迫其订立城下之盟是不可能了；然而，他们又认为：重庆政府正面临许多困难，“视条件之如何，亦难谓为并无实现和平之可能性。”

根据日本方面得到的情报：

重庆政府在宋美龄访问美国时得知，“英美对于苏联潜在实力之强大重新作估计，大为恐慌。可以对此防御的，西为德国，东为日本，所以认为打倒此两国，并非得计。从这个观点，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与日本谈判。”

因此，日本政府极力谋求利用汪伪政府对重庆“劝降”并获得成功。

3、汪伪政府的“和平攻势”

汪伪政府的要员们是否愿意充当日本政府的“劝降”使者呢？

最初，日本方面曾表示疑忌，担心汪伪政府会阻碍日蒋“全面和平”的实现，曾设想让汪精卫担任华北地方政权的主席，以解决“全面和平”实现后最为困难的蒋、汪关系问题。

但日方很快改变了看法，他们发现“汪似乎希望由他自己这一派尽快完成”中日全面和平的任务。

陈公博、周佛海则积极性更高。

汪精卫向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表示：

“我是一个探险家来发见大陆，如果不能发见，重庆一定拍手笑我，如果能够发见，全中国的民众会感谢。”

汪精卫的所谓“大陆”就是指“日本与重庆当局以好的条件达成和平”。

实际上，自1943年1月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就不断就“中日全面和平问题”派人与重庆当局进行联络，出面较多的是周佛海。

1月4日，周佛海委托即将赴重庆的国民党“中统”特工陈宝骅，“带缄交孔庸之（祥熙）、钱新之、杜月笙及果夫、立夫、布雷6人，劝其时机如到，主张和平，余在外力助其成。”

次日，周佛海又备函托人带往重庆，向钱新之表示：“相期时机一到，即努力全面和平工作”。

2月2日，周佛海又对刚从重庆返回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工刘百川说：

“国际关系瞬息万变，英、美必留日本之势力以牵制苏联，故日、美妥协迟早必实现，渝方应注视此点。如日、美有妥协之倾向，即宜著先鞭与日和平，不可追随于美国之后与日妥协，盖前者为主动，后者为被动，利害得失固可预见也。”

刘百川表示同意周的意见，并允将此“转达渝方”。

4月5日，在汪伪政府要人的一再疏通下，日本占领军方面同意将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并软禁已1年的重庆政府派驻上海的最重要人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用飞机送广州，转道回重庆，传递“和平信息”。

周佛海是这样向日本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解释的：

“欲求全面和平，与其走许多不正确的冤枉路，不如把他送回重庆，让他把目睹的一切，向当局面陈，也可以把汪先生与日方的意思，代为转达，这是求取全面和平的一个捷径。”

吴开先临行前，周佛海与他进行长时间谈话，密商“中日全面和平”的有关事宜。吴开先返回重庆后，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

但重庆政府却将他严密保护，并由蒋介石亲自接见，听取吴开先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

与此同时，先是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汪氏死后主要是陈公博和周佛海，不断与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以及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课长辻政信、都甲、“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永井、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部成员川本等商谈实现所谓“全面和平”的条件。

由于周佛海担负着与日本方面交涉的直接责任，出面洽谈的仍以周佛海居多。

1943年9月，汪精卫、陈公博等多次与谷正之会谈，“最关心的是撤兵问题，如果蒋提出与英美切断关系，希望日本也撤兵时，日本是否肯答应？”要求日方明确表示态度。

9月29日，周佛海在家里会见日本军部代表都甲大佐，也提出“重庆所惧者，脱离英、美后，而日本不履行条约也。故如何能有切实保证，使重庆信用日本，此日本必须反省及设法者也”。

这表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之流在帮助日本政府向重庆当局“劝降”的同时，也利用日本决策者们急于希望结束战争的心情，迫使日本方面在某些方面对汪伪政府作出让步。

4、陈公博“变质”的“和平攻势”

1943年10月30日，《日汪同盟条约》签署，日本政府答应在“中日全面和平”实现时，从中国撤兵，并放弃根据《辛丑条约》取得的驻兵权。这使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一伙大为振奋，趁势向重庆政府发动了一次“和平攻势”。

汪精卫在重病之中，仍亲自撰文，指责重庆方面据以抗日的理由已不复存在。

在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一伙看来，由于《日汪同盟条约》的签署，他们“赤手空拳，从重庆出来，为和平运动而奔走，”“已完成其独立自由之志愿”，抱怨重庆方面旧日同伴“到现在还未过来”，表示要“以至诚深深祷祝国父在天之灵，默佑我们，促成统一”。

然而，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汪伪政府的这一“和平攻势”成效甚微。

1944年初，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到了更为惨重的失败。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制海权、制空权完全丧失，日本本土及台湾等地连遭美国空军轰炸。

日本大本营为了摧毁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确保日本从中国东北到印支半岛的大陆交通线，于1月24日下达了“1号作战”命令，要求日军“攻占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的重要地域”，并于4月中旬开始发动河南攻势作战。

日本政府执行了一种“和”、“战”两手并用的方针，即“一面希望对渝和平，一面又采取攻势”。这说明日本政府在对重庆当局诱和的同时，仍企图集中其在中国大陆的主要军事力量，向蒋介石军队再度进行重大打击，促使其屈服，以尽早“解决中国事变”。

在汪伪政府方面，1944年3月，汪精卫病重赴日就医后，实权已落入陈公博和周佛海手里。他们虽然表面上仍然热衷于居间“劝降”，但从心底里已深信日本必定战败，纷纷在暗中向重庆政府表示“输诚”，积极地为自己寻找退路。

他们考虑“全面和平”的出发点已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其重点已放到如何取悦于重庆政府，即处处为重庆政府的利益考虑了。

基于这样的立场，他们一方面对日本方面的“谋和”要求虚与周旋，另一方面婉转批评日本方面“对渝军事上施加压力，只足以促渝之坚决抵抗，和平更难”。

并以“谋和”为由，向日本方面交涉“撤兵”、取消伪满洲国等，力争在较好的政治条件下，实现所谓“全面和平”，争取重庆当局对他们的宽容和谅解。

5、究竟谁该和重庆“谋和”？

1944年7月，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倒台，继起的小矶国昭内阁面临比他的前任更为严重的局面，战况愈加险恶，为了“尽快解决中国事变”，已到了急不择路的地步。

他们把与重庆政府“谋和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分崩离析的汪伪政府身上，迫不及待地要以更大的步伐，与重庆政府取得沟通和联系，实现所谓的“全面和平”。

8月19日，日本最高战争领导会议制定了《世界形势的判断及战争指导大纲》，决定在“战局政局的演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对于重庆，迅速发动有计划的政治工作，设法解决中国问题”。

9月5日，日本最高战争领导会议又制定了《实施对重庆工作方案》，在这个文件中，日本政府还决定了一旦中日直接会谈实现时，日本方面最大的让步腹案，主要内容是：

（1）中国对日本、英美关系“采取善意中立”，“自发地使在中国的美、英军队撤退”；
（2）“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蒋介石与汪精卫关系的调整，“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由两者直接谈判”；
（3）“废除《日华同盟条约》，重新签订全面和平后日华永久和平的友好条约”，“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
（4）“如果在中国的英、美军队撤退，帝国（日本）也撤退全部军队”；
（5）“满洲国，不改变现状”；
（6）“蒙疆问题，作为中国的内政问题处理”；
（7）“把香港让给中国”；
（8）尽量答应“中国方面对帝国所提出的保障安全的要求”，“为了反对美、英军队再度侵入中国，使中国承认（日本向中国）派遣必要的军队”。

在日本方面看来，这是一个很为宽大的条件，“将使1932年以来日本在中国的成果，除满洲国外，一概化为乌有”。

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已陷入穷途末路，急于不惜一切代价从中国战场脱身。

4天后，日本最高战争领导会议又通过了《对国民政府传达有关（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的要点》，决定“先由中央派遣适当人数，并会同当地机关，共同向国民政府（汪伪政府）进行传达”。

随即，日本政府派遣陆军省次官柴山兼四郎中将赴南京，向汪伪政府要员陈公博、周佛海等传达日本政府的决策。柴山中将曾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与汪派人物关系密切，刚调任陆军省新职，即受命再次来华。

9月13一14日，柴山与陈公博、周佛海进行会谈。

为了保证“谋和”工作的顺利进行，柴山特别强调该项工作今后“由首相和外相联系，一切要南京方面采取措施，不让当地军方干预”。

日本最高战争领导会议的这一决策，遭到日本军方及政界不少人士的反对。

战后，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批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