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其中皇帝作为封建社会最大的地主，通常理解当中的离宫别馆，主要代指皇帝正宫之外的临时固定居所，包括一般所说的“行宫”以及其余具有类似功能的建筑物。和大多数皇家建筑物类似，离宫别馆通常情况下不对外开放，非常时期对外开放需要经过皇帝的同意。

离宫别馆的存在，主要为满足帝王游猎、休闲的需求，其功用可以近似理解为后世的皇家园林。综合考古发掘结果和传世文献记载，秦汉时期的离宫别馆当中大都设有专门的娱乐设施，用以满足皇帝和后宫妃嫔的文化、狩猎需求。

但是不同于明清时期的皇家园林，秦汉时期的离宫别馆同时承担着皇帝会见群臣，商讨处理国家政治大事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次级政治中心的价值。

一、还欣上林苑，千岁奉君王

秦汉时期离宫别馆制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属于秦汉特殊政治形势的产物。尽管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观点，中国在战国时期已经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但是比较系统的封建社会秩序仍然需要到魏晋时期才彻底定型。因此，秦汉时期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建立阶段，虽然在名义上已经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是在实际上皇权仍然需要面对强大的不稳定因素。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制度的不稳定因素，主要体现在地方和中央关系方面。秦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以宗法制为内核的血缘政治，使得地方长期存在比较独立的政治力量。秦代确立郡县制度以后，官僚政治已经基本取代血缘政治，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基本架构，但是皇权的至高无上性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巩固，地方上仍然缺少对中央集权的强向心力。

因此，外出巡行成为秦汉时期皇帝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需要通过出巡的方式，向其统治范围内的地方势力，传达皇权至高无上的理念。在秦汉时期的历史典籍当中，代表帝王出巡的“行”、“幸”等字样数见不鲜，如《汉书》中多次出现“武帝行幸甘泉”的记载，表示汉武帝前往甘泉宫进行短暂出行和居住。

皇帝频繁的出巡需求，奠定了离宫别馆制度出现的基础。受限于落后的交通水平，皇帝出巡的范围存在比较严格的限制，因此需要在某些特定地点设置离宫别馆，以满足皇帝进一步的出巡需要。后世盛行的“行宫”即来源于此。

在频繁的出巡过程当中，某些具有特殊地理区位优势的离宫别馆，逐渐成为了皇帝处理政务的政治中心。由于秦汉时期的城市营造水平并不十分发达，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络也并不紧密，因此皇帝需要在某些重点区域设置常驻性的离宫别馆，通过不定期的前往处理政治事务，满足首都无法实现的统治需求。比较典型的案例如建章宫。

在《汉书》和《史记》当中，曾经多次出现武皇帝幸建章宫的记录，可见其在汉武帝时期的特殊政治地位。纵观整个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地理形势，以及典章制度的发行，也同样可以窥见建章宫对于汉代政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汉武帝时期皇权和外戚的政治斗争，基本就是围绕建章宫展开的。

基于秦汉时期特殊政治形势产生的离宫别馆制度，其所具有的政治属性是重要且隐蔽的。在离宫别馆的所有政治属性当中，宗教活动和军事活动属性又尤其突出。《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整体社会发展状况较为落后的秦汉时期，宗教活动和军事活动，基本构成了国家政治的主体部分。

二、拜手明光殿，摇心上林苑

虽然孔子在《论语·雍也》当中已经明确提出过“敬鬼神而远之”的宗教观念，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观念当中，“天人感应“等唯心主义学说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社会层面同样具有极高的认可程度。

《史记》：“子不语怪力乱神”

秦汉时期的祭祀活动相当频繁。根据有关历史学者的考证，西汉时期的祭祀活动包括但不限于郊祀、封禅与明堂祭祀、六宗之祭、日月星辰之祭、雩祭、社稷祭祀、山川祭祀、五祀、宗庙与陵寝祭祀、祭老子、祭孔子、祭高禖等诸多形式，涵括了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在内的多种原始宗教信仰。

除却郊祀、封禅等对于时间地点存在特定要求的祭祀活动，绝大部分的祭祀活动仅需要在某些特定的建筑物当中进行即可，对于祭祀时间的要求同样较为宽松。因此，秦汉时期的离宫别馆当中大都设置有专门的祭祀建筑物，用以满足皇帝的祭祀需求。

根据有关历史学者的考证，西汉时期的离宫别馆当中，设有专门祭祀场所的多大二十余个，占据了全部离宫别馆不小的比例。由此可见，在秦汉时期的离宫别馆当中，进行祭祀活动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性的政治特色。

不过颇为有趣的地方在于，尽管汉代的祭祀活动种类和频次都堪称复杂，但是离宫别馆内设置的祭祀活动却比较简单直接。就整体而言，秦汉时期，尤其是西汉时代的离宫别馆当中，主要的宗教活动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别，即目的在于祈福（包括寻仙）的祭祀活动，以及传统的祖先祭祀活动。

传统的祖先祭祀活动的政治特色相对较强。能够设立专门的祖先祭祀（包括国家祭祀神灵）的离宫别馆，其政治地位通常高于其他的离宫别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近似“陪都”的特殊政治意义。以秦代在雍城的离宫为例，雍作为秦国先王的宗庙所在地，在秦朝时期具有“圣都”的特殊意义，其所设置的离宫别馆同样成为秦代的“行都”。

寻仙的祭祀则完全出于秦汉时期皇帝的个人喜好。秦汉时期的寻仙祭祀属于民间传说和原始宗教杂糅之后的产物，大部分皇帝寻仙的目的主要为延年益寿等祈福效果，同时夹杂一些“款待神仙”的常规日常小规模寻仙祭祀。

在大多数情况下，寻仙的祭祀活动和国家层面的祭祀活动的场所，大部分会同时存在于同一离宫别馆当中。除了极少部分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离宫别馆之外，大多数离宫别馆在宗教祭祀活动上的重要性，是要弱于皇帝正式的都城的。

三、联镳上林苑，攀折璚瑶枝

相对于虚无缥缈的祭祀活动，离宫别馆承担的军事活动属性明显更加重要。同时在离宫别馆当中的军事活动，其重要性可能和正式的都城近似，主要为侧重点的差异。

应当明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军事活动对于地理形势又比较强的依靠性，许多军事训练必须要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发生。因此，秦汉时期在不同地理条件当中设置离宫别馆，以此满足都城无法实现的军事活动需要。通常情况下，离宫别馆的设置遵循依山傍水的原则。

《管子》：“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

傍水的典型案例为昆明池。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的战争频发，尤其是西汉时期多次爆发和西南夷的军事冲突。为满足和西南夷作战的军事需求，汉代皇帝专门开辟昆明池用以训练水军，并且在昆明池旁设立离宫别馆，辅助完成水军的军事训练。汉代皇帝曾经多次在昆明池检阅和训练水师部队，其对汉王朝征服西南夷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山则比较普遍。山不仅可以辅助离宫别馆内的军事训练活动，如依据地形制高点形成瞭望之势，帮助监测外敌入侵的风险；同时可以帮助加强离宫别馆自身的防御，减轻城墙的营造压力。如望夷宫、甘泉宫等均为典型的近山离宫别馆。

离宫别馆的军事属性相当突出，甚至已经构成了其主要的政治属性。诸如军队训练和检阅、拱卫都城等重要军事活动，均在离宫别馆内进行，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离宫别馆的出现，已经帮助分担了都城的军事活动压力。

结语

毫无疑问的是，秦汉时期的离宫别馆拥有远超一般娱乐场所的特殊政治意义。通过设置离宫别馆制度，秦汉时期的皇帝逐步完成了政治的中央集权，帮助巩固了封建的统治秩序。依靠离宫别馆制度，秦汉的皇帝完成众多重要的政治布局，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深远影响。

同时，离宫别馆作为皇帝的私人场所，也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娱乐场所的作用。秦汉时期的皇帝在离宫别馆当中进行嬉戏玩闹，也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符号。

参考文献

《汉书》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