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痛斥时任北京市市长吴晗“你们一定会后悔”。

然而，永定城门却在1957年因妨碍交通而被拆除。

直到2004年，永定城门作为北京第一座被复建的城门呈现在世人面前，但是当年的永定门永远也无法回来。

梁思成早在1949年《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中，就已将“北平城全部”列为第一项文物，在他的思想中，北平城应作为整体文物瑰宝保护，而非割裂而看，正是他的不断努力和坚持，诸多北京历史文化古建得以留存。

正如网络常说，雪后的北京变成了北平，若没有文化古遗址的保留，各处耸立的高楼大厦，又从何处探寻历史古城的足迹呢。下了雪，也不过是白雪皑皑的现代风，古韵和沉淀会荡然无存。

提到古建历史，便不得只提梁思成，梁林夫妇在古建研究上贡献不得忽视。

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与林徽因与营造学社成员踏遍千山、造访古迹，考察了137个县市，探寻古建1823座，为206座的古建筑详细测绘、拍摄，留下测绘图稿1898张。

一次偶然的机会，梁思成在敦煌壁画找到灵感，第61号巨型壁画中大佛光寺的图案极具唐建特色，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古建。

1937年6月，梁思成夫妇前往五台山大佛光寺，考察3天未能找到朝代线索的二人仍未放弃，一筹莫展之际，夕阳西下照亮建筑梁下的一行墨迹“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而这行文字也成为锁定建筑年份的重要线索。

林徽因跑到大殿经幢前，在上面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并在文字末尾，刻有“唐大中十一年”。

梁林夫妇的珍贵手稿、笔记、著作，记载下从隋唐至明清各代古建筑踪迹。夫妻二人在艰苦的环境下，致力于古建筑研究，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留下宝贵财富。

那些常年无人关照的古塔古迹积累大量尘土，甚至还会落有蝙蝠，林徽因的肺病在这样的环境下愈加恶化，即便如此，夫妇二人仍一丝不苟地留下诸多宝贵古建测绘图样。

昏暗的古建，光线昏暗，他们常带着微弱的灯光爬进逼仄的高楼顶层，考察年份、测距测绘。正是他们的一丝不苟和锲而不舍，中国古建筑文化与历史得以传承。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写道“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地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灭的现象。”

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古迹古建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不幸被伤害，甚至拆除。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提到上世纪某年甘肃某县为拓宽街道，将本不需要特殊建筑拆毁。“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不睹。”

这样的情况在抗战之前就已经存在，并非罕见，梁思成总结三个原因，主要是第一，经济能力不足，无力保护；第二，国人缺乏基本的艺术鉴赏能力，在西方艺术的影响下，轻视甚至毁损本国建筑；第三，“缺乏视建筑为文物遗产之认识，官民均少爱保护旧建的热心”。

梁思成三点剖析一针见血，放到如今同样具有振聋发聩的耳提面命之感。

书中写道“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

对于中国古建的保护，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更是一种对自我文化的认同。

历经千年沧桑的古建，不是普通的灰白砖瓦，他们是历史的活化石，是文化的传承者，是美学文化的实体老师。

他们一言不发，却蕴藏着千百年风雨故事，等待今人膜拜学习。

梁林夫妇不仅具有极高的建筑学学术素养，更是倾尽全力考察研究，当他们面对古建被毁被拆时，锥心之痛可想而知，一痛文化瑰宝不可挽回，二痛拆除者愚蠢愚昧，三痛文物保护意识薄弱至此。

可喜的是，随着文物古建保护意识增强，古建修复在修旧如旧的风格下，保持着古典原始的美感，它们以砖瓦为字，结构为纸，书写着中国美学文化、建筑文化的点点滴滴。

多年前游览杭州、苏州，城市中多处古建焕发着她们典雅沉着的气质，与现代化都市共生共存，城市中多处现代仿古建筑，与古建相得益彰，形成和谐的古今画卷，令人欣慰心情舒畅。

试想，如果城市中三步一座古建，五步一处形态新奇的现代建筑，混杂一起，是不是显得矛盾、可笑。城市景观不仅需要考虑到景象和谐，还应与当地文化及历史发展相协调。

当古迹遗址因为破损和地理位置，严重影响到城市建设发展时，应该拆除还是保留？相信更多人的答案都会是保留。保留的同时，可以适当维护并辅以规划，形成当地文化名片。

古迹遗址的意义不单单是一处古老的建筑，她更是一部凝固的历史著作，等待千百年后人们的回眸和探索。

穿梭千年的相遇，在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之中，愈加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