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即兴演奏，仿佛羚羊猛然遇见奔跑的麋鹿，涉水而过的象群经过刚刚苏醒的黑熊，灰鹦鹉飞过雾气弥漫的雨林上空。长笛与“巴拉风”如同两个精灵，一个瘦削，一个健硕，奔跑在大地上。他们相互交织，又彼此缠斗，在巴黎的雨夜里，造出一座古老神秘，又狂野激情的黑暗森林。
雨一连下了十多天，还在继续。冬天刚开始的时候，一位朋友约我见面时就说，巴黎的雨季到了。现在已经是春天了，雨季还没有过去。大街上行人很少，车辆也少，湿漉漉的街显得无比空旷，虽然雨水的冷光被路灯染成了暖色调的黄，可是巴黎依然显得凄冷而忧伤。在城南长街尽头的一个小巷中，远远传来清澈的长笛。
长笛演奏家王伟先生邀我来参加威薇音乐沙龙的这场神秘的演出。我来得太早了。沙龙里只有王伟先生在吹笛。与一位从未合作过的非洲音乐家的即兴演奏让他担心，他迟疑地寻找着长笛不安的音符。那架古朴的“巴拉风”静静地蹲坐在他的旁边，像是睡着了。在角落里的一扇玻璃门后，闪过一袭湛蓝、深红，杂着金黄的袍角。只是一个背影。
因为生活杂事的阻隔，我与王伟先生已经数年未见。只是偶尔在一些音乐会或者长笛大赛的新闻里得知他的消息。他的笑容一样热忱，语音一样亲切，仿佛我们只是刚刚分手，又再见面。仿佛疫情不曾发生，时间未曾消失。当然，这是假象。当沙龙开始，王伟吹起长笛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孤独。无论是巴赫用数学构建出的神性，还是泰勒曼的优雅与柔美，或者帕格尼尼的自然和纯净，都被他吹奏出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这是怎样的笑容都掩盖不了的。
这个孤独，在尼埃克敲响“巴拉风”之后，陡然消失了。尼埃克扎着一条红头巾，穿着绚丽的短袍，用四根木槌，敲打着两排长长短短的木板。像雨打在树林中，像羚羊在奔跑，像一群黑人在一座草屋前跺着脚跳舞。王伟的笛声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张望着、探寻着，挤进了人群之中。随着他们的舞步，他缓慢地滑行着。人群越来越兴奋，变得骚动不安，发出喧嚣的大笑与狂野的叫喊。这喊声几乎淹没了拘谨的笛声。然而笛声并没有变得慌乱，他似乎在这个喧闹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快乐，找到了音乐的本意。他变得生动，他自在地旋转起来，四处奔跑着。人群开始向他呼喊，可是他们再也不能淹没他。他成了他苦苦寻找的那个自己。这一刻，他忘了巴黎凄冷的雨夜，忘了曾横扫了整个世界的疫情，也忘了远远近近正在进行的战争。他的心里只有一种得到解脱的自由。这架来自喀麦隆的“巴拉风”，仿佛有魔性，它知道自由的精灵在哪里，它知道怎样释放。
前排是15根琴键，后排是27根，这架“巴拉风”与我常常在巴黎地铁里见到的很不一样。它是个庞然大物，仿佛浓缩了一大片非洲森林。森林里生机勃勃，自在快活。每根琴键都是用非洲特有的古夷苏木制成。人们又把这种树木叫做“喀麦隆黑檀”，长长短短的每一块木头，都发散着绿玉的光泽。每块木头的下面，各系着一只葫芦。葫芦大小不一，朝古夷苏木张着口，肚子上开着一个小孔，小孔上蒙着一层薄薄的蛛网。尼埃克用木槌虔诚地敲击着每一个木块。他有许多根木槌，每一根都用不一样的织物包裹着头部，像是他的法杖。他要用这根法杖，召唤藏在葫芦里的精灵。他能让每一个精灵开口说话，并放声歌唱。
长笛不由自主地会陷入悲伤，仿佛有看不见的绳索在不断地缠绕他。“巴拉风”里的精灵们，在空中快活地飞舞着，翻着跟头。它们扯着这笛声旋转，朝他脸上吹气，在笛孔间钻进钻出。终于，精灵们发现了那根绳索。它们竭尽全力地朝外拉扯着这根漫长无边的绳子，把它一点点扯断。绳索化成了雾气，在空中消散。笛声完全得到了自由，像鸟儿一样飞起来，飞得比“巴拉风”还高。
夜深了，春寒料峭。“巴拉风”奏起了《蛇杖与民众》。手握蛇杖的神祇，奔走在人类的大地上，驱逐着一切的疾病、伤痛和苦难。然而大地上充满着角斗、追捕、陷阱和屠杀。长笛发出一声声悲悯的劝慰，“巴拉风”如蛇杖般敲打着诸般罪恶。民众与蛇杖久久缠斗着，我已经听不出那急切的音乐是劝慰还是警告，是救赎还是拷问。音乐慢慢停住，最后几个音符跌落在古夷苏木上，摔成了碎片。所有的精灵都钻进了葫芦，长笛的笛孔也变得空洞安静。只有外面的雨还在下着。一个婴儿发出了啼哭。那是尼埃克的孙子，躺在靠门的婴儿车里，挥舞着小手，伤心地哭闹着。长笛和“巴拉风”忽然停下来，让他不满，或者，惊吓了他。（申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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