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崇敬
拜登主动打电话到北京，并采取了多项示好动作。通话结束后，不久财政部长耶伦计划访问北京，紧接着在大约三周内，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前往。这表明了美国对于与中国沟通和解决国际问题的迫切性和主动性。
在此之前，美中之间曾爆发所谓的“美中贸易大战”，并且自2019年以来美国推行“印太战略”，这些都直接针对北京，将中国大陆视为最大的挑战对手。如今拜登的这一系列动作，包括自己主动的电话沟通以及连续派遣高级官员访问北京，显得尤为少见和重要，似乎标志着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但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真正地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立场，还是仅仅是策略性的调整，这一点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
拜登，作为一位非常资深和老谋深算的政治人物，此次主动邀请中国国家领导人进行电话沟通，这一行为可能包含着多重深意。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拜登因年纪较大，可能不再适合承担重责大任，但在政治领域，年纪更多地被解读为经验丰富和深谋远虑。因此，这次的主动沟通不应仅仅被视为一种普通的外交行为，而是需要从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中去理解。
同时，拜登还计划派出他的两位得力大将先后访问中国，特别是将耶伦负责财经、金融以及经济方面的重要任务。这表明在中美两国目前的关系中，经济与财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被赋予了极高的重要性。这些行动不仅是双边关系中的务实举措，也可能是为了探讨和解决当前两国之间存在的经济和财金问题，从而在更宽广的层面上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
显然，经贸关系是中美两国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尽管美国采取了各种方法来围堵和遏制中国在包括高技术发展在内的各个方面的进步，通过立法等多种方式禁止与中国大陆在高科技产品上的合作，但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依然存在一种结构性的特点。令人注目的是，尽管面临种种挑战和限制，中美之间一年的双边贸易额仍然高达6000多亿美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关系之一。这一事实不仅展示了两国经济互补性的强大，也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联系的复杂性和深度。
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额显得尤为重要。面对中美经济关系的现实，拜登政府并没有选择彻底改变方针，而是基于现实进行调整。这个现实就是美国即将面临的大选，其中拜登和他的竞选对手——川普，将会进行一场二度对决。当前的情况对拜登来说似乎并不乐观，他正处于不利的位置。为了扭转这种局势，拜登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寻求改变。其中，对中国采取的策略就是其中之一——政治上展现出强硬的姿态，而在经济方面，则试图寻求与中国的合作。经验丰富且老练的拜登在派遣两位重量级人物前往中国时，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既希望通过谈判拿到对美国有利的条件，也想从这些交流中获得对自己政治立场有力的支持。其中包括耶伦的访问，她的中国之行从广州开始，然后再前往北京，显示出美国政府在与中国交涉中寻求利益和支持的意图。
耶伦的这次中国之旅，选择从广州起步，不无深意。广东，尤其是广州，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其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对了解中国的经济形势至关重要。这样的路线安排清楚地表明，拜登政府在寻求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同时，也有着深入理解和探究中国经济现状的意图。这不仅是为了直接从经济合作中寻找利益，同时也是在为美国的政策制定提供更为精准的依据。从广州开始，耶伦可能会通过考察中国的一流企业——无论是比亚迪，腾讯，还是华为等，来获取更深入的洞察。尽管美国和中国在某些方面存在竞争和分歧，耶伦此行也体现了美国对深入了解并与中国进行商业和技术交流的重视。
访问广东和可能的深圳之行，如果真的发生，将是对中国创新力和经济活力的一次直接观察。尽管存在政治敏锐性，但对话和交流往往能够促进理解，并为未来合作铺平道路。在面对如华为这样的企业时，尽管美国有着明确的政策立场，耶伦的行动和态度可能会为未来的中美经贸关系提供新的启示。虽然基于当前的政策环境，美国对中国的一些政策不太可能短期内发生根本性变化，但这种高层次的交流无疑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直接沟通的机会，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双方的互动和未来的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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