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1）是与韩炳哲齐名、被英国媒体誉为“当代本雅明”的新生代思想家马克·费舍的代表作。它由一组关于社会文化的观察性描述、个人的反思、回忆组成，是一本具有文学气质的时代小书：关于情绪、资本与社会症候。

原文 ：《没有谵妄和自恃，资本就无法运作》

作者 |马克·费舍

图片 |网络

迈克尔·曼1995年的电影《盗火线》中的犯罪头目尼尔·麦考利说：“曾经有个家伙告诉我，不要迷恋任何此类东西——你感觉火就要烧起来了，为了它却还不愿意在30秒内离开屋子。”要把握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之间的差别，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拿1971—1990年间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和马丁·斯科塞斯拍的黑帮电影来和曼的电影比较。在《盗火线》中，在充斥着抛光铬合金和可替换的设计师厨房、毫无特色的高速公路和深夜食客的洛杉矶，得胜的不是和故国有联系的家族，而是无根的帮派。《教父》和《好家伙》依靠的地方色彩、美食芬芳和文化习语都被粉刷、整改一番。《盗火线》里的洛杉矶是一个没有地标的世界，是一个有名字的杂乱、无序拓展的地带。在这里，可标记的领土被不断重复的特许经营权的图景取代了，在斯科塞斯和科波拉的街道上徘徊的老欧洲的幽灵被驱散了，与古老的纷争、宿怨和熊熊燃烧的世仇一起被埋到跨国咖啡店下的某个地下角落。

人们开始重视“灵活性”

理查德·桑内特的《没有面目的人：新资本主义之下工作的个人后果》（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是研究后福特主义对工作的重新组织带来的情感变化的里程碑式作品。用一句话来总结新的状况就是“没有长期了”。以前的工人可以学习一套技能，然后预期通过严格的组织等级制度向上发展。如今，他们得周期性地在跳槽、切换角色之际重新学习新的技能。在如此情况下——工作的组织去中心化、横向的网络取代了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人们开始重视“灵活性”。桑内特的论述，响应了《盗火线》中麦考利对汉纳的挖苦（“你怎么能指望维持婚姻呢？”）。他强调了这些持续不稳定的状况给家庭生活造成的不堪忍受的压力。在新资本主义中被认为过时的，正是家庭生活所仰赖的价值——有责任心，值得信赖，坚定不移。然而，在一个不稳定是常态的世界中，在公共领域被攻击、“保姆国家”过去提供的安全网被拆除的情况下，家庭又变成一个日益重要的缓解压力的喘息之地。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马拉奇（Christian Marazzi）的说法，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日期：1979年10月6日。在那天，美联储把利率提高了20个百分点，为后来构造我们如今所处的“经济现实”的“供给侧经济学”做好了准备。利率的提高不但遏制了通胀，也使得重新组织生产和分配方式成为可能。福特主义生产线的“严格”让位于一种新的“灵活性”。这个词将让今天的每一个工人不寒而栗。这种灵活性是用资本和劳动的去管制化来定义的；与此同时，劳动力被临时化（临时工的数目剧增），被外包了出去。

稳定工作模式的瓦解

和桑内特一样，马拉奇也认识到：新的状况既要求劳动环境日益网络化，又是劳动环境日益网络化造成的结果。福特主义工厂把工作粗暴地划分为蓝领工作和白领工作，建筑的结构本身就在物理上限定了不同类型的工作。在嘈杂环境中工作，受管理者和监督者监视的工人只有在休息的时候，在上厕所的时候，在每天下班的时候，或在蓄意怠工的时候才会使用语言，因为交流会中断生产。但在后福特主义下，在生产线变成“信息流”时，人们通过交流来工作。就像诺伯特·维纳教导的那样，交流与控制相辅相成。

工作和生活变得密不可分。资本在你做梦的时候都跟着你。时间不再是线性的，它变得混乱，碎成一个个点。在生产和分配结构重组的同时，神经系统也发生了变化。作为准时制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的组成部分，为了有效地发挥作用，你必须发展出一种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你必须学会在彻底不稳定，或者就像那个丑陋的新词说的那样，在“朝不保夕”的状况下生活。工作时间和失业时间交替地出现。通常，你会发现自己只能干一系列的短期工作，无法为未来做计划。

马拉奇和桑内特都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工人自己的欲望也促成了稳定工作模式的瓦解——他们不希望在同一家工厂工作40年，这是相当正确的。后福特主义资本的鼓吹者很容易把自己呈现为现状的反对者，使人们相信自己是在勇敢地抵抗那个惯性很大的劳工组织，后者“毫无意义地”把精力用在徒劳的意识形态上，这样的对抗只对工会领袖和政客来说有好处，却无益于推进他们声称代表的阶级的希望。如今，对抗不再发生在外部，不再是阶级阵营之间的搏斗，相反，它发生在内部，是工人的心理斗争。马拉奇认为，后福特主义的工人和在《旧约》中出“为奴之家”后的犹太人一样：从一种他们不愿恢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但同时也被抛弃了，搁浅在沙漠中，对未来的道路感到困惑。

自私的资本主义

在个体心中肆虐的心理冲突不可能不造成伤亡。马拉奇正在研究双向情感障碍症的增加与后福特主义之间的关联，以及如果说，就像德勒兹和加塔利论证的那样，精神分裂是标记资本主义外部边界的状况的话，那么，双向情感障碍是不是专属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精神疾病。伴随着永无休止的繁荣和萧条周期，资本主义本身从根本上就是双向的，它周期性地在亢奋的狂热和萧条的败落之间波动。资本主义既以人的情绪为食，同时又在再生产这些情绪。其程度，放到其他任何社会系统中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人的）谵妄和自恃，资本就无法运作。

看起来，随着后福特主义的到来，自1750年左右，也就是说，自工业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就已悄无声息地流行起来的精神疾病和情感障碍的“隐形瘟疫”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自私的资本主义者》中，奥利弗·詹姆斯指出过去25年来“精神痛苦”率的显著上升。詹姆斯报告，“按大多数标准”，在1946年出生（1982年36岁）的人和1970年出生（2000年30岁）的人这两代人间，痛苦率几乎翻了一番。这些占比在贯彻詹姆斯所谓的“自私”资本主义的国家要比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高很多，故而詹姆斯假设，问题出在自私的（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政策和文化上。具体而言，詹姆斯指出自私的资本主义是怎样鼓动各种愿望并让人预期这些愿望都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在鼓励创业幻想的社会中，人们妄想人人都能成为艾伦·苏格或比尔·盖茨，却从来没有想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事情发生的实际可能性越来越小——比如说，1958年出生的人比1970年出生的人，更有可能通过教育向上流动。

当前居于统治地位的本体论否认一切关于精神疾病的社会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把精神疾病当化学生物学问题，对资本主义来说有着莫大的好处。首先，这样能够强化资本对原子化的个体化的驱动（你生病是你大脑化学反应的结果）。其次，这样也滋生了一个利润巨大的市场，跨国医药公司可以在其中兜售它们的药物。不用说，从神经学的角度来看，所有精神疾病都被当作实例来分析，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的因果关系。比如，如果说抑郁症真是血清素过低引起的，那么，还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特定个体的血清素过低。这就要求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解释；而如果左翼想要挑战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话，那么当务之急，就是把精神疾病重新政治化。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95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