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法国、英国及美国使用的华工不少于17.5万人，其中山东人占的比例则是不少于80%。而所谓的华工，实际上就是不拿枪的战士。凡战争，军队能够投入一线作战的部队只能占30%—50%，其余部分需要用于后方防务和后勤；即使投入一线作战的部队，也只能是部分投入战斗。一般来说，战争现代化水准越高，所需要解决后勤、工事等问题的人力就越多，直接投入一线作战的战斗员数量反而越少。
一战的特点是大规模使用远程火炮、机枪、滑膛步枪、圆锥柱形子弹和飞机，因此，欧洲战场无论西线、东线，都发生了战前谁都没有估计到的空前伤亡，各方出现了兵员严重损缺的危机。因此，当华工投入战争，协约国就得以将后勤、工事等作业让华工承担，抽调兵员补充一线战斗。
输出华工是中国政府跟协约国之间的外交与战争合作，由于中国直至1918年8月14日才正式向德、奥宣战，所以就采用了商业劳务输出的方式，最主要的输入国是法国、英国、俄罗斯，此外美军也使用了大量华工。一战期间中国到底输出了多少华工，至今尚无准确数字，但这些华工基本来自山东、直隶、河南、东北、江苏、安徽、两湖、江西、两广、云南等。
法国招工最主要是通过天津成立的以李兼善律师为总经理的惠民公司进行，该公司1917年8月在青岛成立，由张执中负责的分公司。英国先以威海卫为中心，后来也移至青岛为中心在山东招工。俄罗斯在山东主要通过私人公司招工，以烟台为基地。即使他们在其他地区招工，由于通常是在口岸、交通枢纽实行，所以也是以已经离开故土外出打工的山东人为首选。
在山东本身而言，西部地区应招为华工的人较少，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最多是登州、莱州两府人士，这是山东最主要的苦力地区。其次是青州、沂州、胶州。西部主要集中在兖州、泰安、济南。
对于华工大多是山东人这点，或许从当时中国各地区人的体格比较来说，山东人总体上身材较高，体重较重，有“山东大汉”之称，比较适合强体力劳动。1904年创办的《东方杂志》曾经这样描述山东人：“彼等于旅行途中，能忍风霜雨雪之苦，敝衣褴褛，毫不介意，背负大粗布之囊，内储自制馒头，约数十余日之量。遇食时，则憩息路旁有井水之地，汲井水而食馒头。其唯一佳肴，则以铜板一枚，购生葱伴馒头而食之，入夜不肯投宿客栈，常卧于人家之檐下。一旦从事工作，不辞苦劳，不避艰难，虽酷热严寒，彼等亦无感觉，惟孜孜焉努力于劳动而已。”
就那时候的战争水平来讲，撇开军事技术方面的要求，这样的人已经等于天然的优秀士兵了。1918年协约国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熙评价华工为“第一等工人，亦可为卓越之士兵”，这应该跟华工以山东人居多密切相关。
但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被赞誉为“世界一流工人”和“最好的苦力”的华工们遭受了歧视、虐待等不平等待遇。中国政府自是十分关切。1917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侨工事务局，负责在欧的华工问题，尽可能地为保护华工权益做出应有的努力。如早在1916年，北京政府便责令驻法公使馆选派“保工委员”，专职负责赴法华工的权益保护问题。
一战华工的经历，是中西方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大多数华工不懂英语，前往欧洲的目的也是为了赚钱，但他们用朴实的行动打动了西方人，让他们见识到了最为平凡纯朴的中国人的形象。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批华工不自觉地参与到了改变世界历史的过程当中，推动了中国走向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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