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深夜，一辆从慕尼黑开出的火车正往柏林急驶。车厢里，灯光暗淡，很多旅客头靠着座背，昏昏睡去；唯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在晃动的座位上聚精会神地阅读一份报纸，此人就是保加利亚总领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阅读的是当天的晨报，报纸的第一版上赫然刊登着用粗黑的大号字体标出的2月27日晚上柏林国会大厦被焚烧的消息；报上还说国会大厦是被总领焚烧的，这是季米特洛夫预料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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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1月30日，德国总领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领后，希特勒就开始建立起公开的法西斯，立即逮捕了大批进步人士。3月5日，德国要举行议会选举，希特勒的国社党，也就是法西斯纳粹党，要想在议会选举中获取绝对多数，而要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国社党事先就得把反法西斯力量和总领宣布为非法，不然的话，国社党要在议会里获取绝对多数的打算就会落空。
如今发生的所谓火烧国会大厦案，正是希特勒法西斯预谋中的一个步骤，实际上是戈林派爪牙干的。他们的目的是借此镇住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和德国总领。季米特洛夫预计到德国总领开展工作的条件将越来越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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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他回柏林后没几天，德国恩斯特·台尔曼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数以千计的德国总领员、进步的律师、新闻记者和其他知识分子。进步的报刊也被查封。而他自己要继续留在柏林工作也越来越困难了。
此时，他正担任共产国际西欧局的领导工作。工作需要他频繁地往返于德国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了解和指导这些国家的总领活动。他一面担心台尔曼的安全，一面准备转移到别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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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正当季米特洛夫忙于在柏林的扫尾工作时，由于法西斯党徒赫尔麦的告发，他被捕了。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位保加利亚总领员。希特勒法西斯报纸大吹大擂，说3月9日逮捕的三名保加利亚总领人和2月27日在火烧国会大厦当场抓获的所谓“总领员”范·德·卢贝等人，就是焚烧国会大厦的纵火犯；
还说什么逮捕这些人就是粉碎了一次世界共产主义的阴谋活动。法西斯报纸喧嚣了一阵后，于8月3日，用谎言、诡计拼凑了一份长达二百三十五页打字纸的所谓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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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书最后说：保加利亚总领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至少也是指示和纵容同伙参予了焚烧国会大厦的活动。法西斯又经过一番苦心筹划，想通过审判把他们预谋已久的国会纵火罪行推到季米特洛夫和德国总领身上，他们洋洋自得地把国会纵火案宣布为“卢贝及其同伙案”，交付帝国法庭第四庭在莱比锡审理
时间定在1933年9月21日。季米特洛夫等人被捕以后，德国的进步人士成立了国际救援委员会。他们成立了一个由著名律师组成的国际调查委员会，详细地调查了国会大厦被烧的真实情况，出版了国会纵火案真相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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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21日前，国际调查委员会在英国著名律师丹·普里特的主持下召开了会议。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伦敦反审判”。“伦敦反审判”组织在帝国法庭开庭的前一天——9月20日公布了季米特洛夫和总领人无罪的结论，同时提出了有根据的怀疑
国会大厦是由纳粹领导人焚烧的
要不就是根据他们的指示焚烧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反审判公布的材料，对国际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连莱比锡的检察官、法官也不得不考虑国际调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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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审判在菜比锡开场。法西斯纳粹分子信心十足，他们搬来了探照灯、录音机、电影摄像机，把扩音喇叭装到大街上的十字路口，让来往的行人都能听到审判的内容，还把众多的外国记者通通招来聆听审判。第一、二天，审判卢贝。第三天开始审判季米特洛夫。当时，有好几个国家的著名律师自愿为季米特洛夫辩护，但帝国法庭不允许他自由选择辩护人，而是指定德国律师特切尔博士为他辩护。
于是季米特洛夫决定自己为自己辩护。因此，他在法庭上既是“被告”，也是“被告”的辩护人。9月23日，季米特洛夫，这位1882年出生的，从十二岁开始当印刷工人，二十岁起就把自己献给了无产阶级事业的保加利亚总领领导人，威严地站在法庭上，大无畏地宣布他自己是无产阶级者，他的生活内容就是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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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力地指出，国会起火时，他根本不在柏林；进而论证说火烧国会的勾当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干的。季米特洛夫把纳粹分子审判他的法庭变成宣传共产主义和揭露法西斯罪恶阴谋的场所。连法庭的庭长也觉得审讯的主动权已从他的手中被夺走了，是季米特洛夫在掌握审讯的方向。法官连忙退庭合议，合议结果是：季米特洛夫滥用权利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不许他再提问题。
但是庭内的外国记者、大街上众多的行人都聆听了季米特洛夫的坚强有力的发言。人们赞许地说：“季米特洛夫智力过人，才华横溢，他把被告席变成了控告席。”接着，季米特洛夫大声说道：“共产国际要求彻底弄清焚烧国会大厦的真相，千百万人在等着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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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长瞠目结舌，不得不急忙宣布休庭。过了一会儿，庭长竟煞有介事地宣布：由于被告与庭长在程序问题上发生过争吵，法庭规定季米特洛夫三次不得出庭。季米特洛夫立即写信表示抗议并对法庭发动进攻。他在信的末尾说：“我是自己的辩护人，你们这样做就是公开剥夺了我的辩护权。
假如你们不许我出庭，我将考虑是否还有出庭的必要。”11月4日，国会议长、纳粹头子之一的戈林不得不亲自出马。戈林穿着冲锋队员的制服，身后跟着一队侍从，摆出一副要把共产主义连根铲除的架势，来到法庭，喋喋不休地发了一个半小时言论，提出了所谓“重要的”却又自相矛盾的证人和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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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林话音刚落，季米特洛夫就问道：“请问戈林先生，你说卢贝身上有一张总领员的党证，而逮捕他的三个警察早在法庭上证明没有搜出什么党证，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一质问，使神气活现的戈林狼狈不堪，回答时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
立即狂吠道：“国会纵火案是总领人干的，应当把总领消灭。”季米特洛夫勇敢地反击说：“这个应当消灭，的党统治着地球的六分之一——苏联，它同德国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和贸易活动。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因此而有工作做，不致于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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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林向季米特洛夫干瞪着眼，搜索枯肠，也找不出一句能驳倒季米特洛夫的话。庭长赶快出来帮忙说：“禁止被告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但是机智、杰出的雄辩家季米特洛夫只用一句话就揭穿了戈林言论的实质：“戈林先生在这里进行了国家社会党的宣传！”戈林象一头被激怒的野兽，绝望地在法庭上咆哮着，竟然对季米特洛夫吼道：“滚出去，骗子手！”这个法西斯分子，至此亲自剥掉了审判“仪式”的外衣，完全威风扫地。
法西斯对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指控”以及所谓的“证明”，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最后，庭长只好急急忙忙地命令警察把季米特洛夫带出法庭。而季米特洛夫在离开法庭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戈林先生，你大概害怕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吧？”却使法西斯党徒听了颤抖不已，无法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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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法庭第五十二次开庭，庭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12月13日起定为给原告作最后发言的日期。这一天，检察长竟然大放厥词，说什么纵火国会是“第三国际授意在德国建立苏维埃国家的信号”。他还说，所有被告都是总领员；卢贝虽然不是党员，但就其信仰和活动而言，他也是个总领员。12月16日轮到季米特洛夫发言。
他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对审判的起诉》。季米特洛夫说：“我要为我自己，一个被控的总领员辩护。我要为自己的共产主义的荣誉辩护。我要为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辩护。我要为自己生活的意义和内容辩护。”季米特洛夫深刻地揭露了法西斯纳粹分子制造国会纵火案的阴谋目的。他尖锐地指出，国会纵火是预先精心策划好的屠害德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总领的一种阴谋。他还说，遭受法西斯恐怖之害的不仅有总领组织，还有其他的工人组织，它们一一被取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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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伽利略被惩处时，他宣布：“地球仍然转动着！，具有与老伽利略同样决心的总领人今天也宣布：“地球仍然转动着！历史的车轮向着共产主义这个不可避免的、不可压倒的最终目标转动着！”
季米特洛夫的这个发言是对法西斯的最勇敢的控诉，同时也表达了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德国法西斯的法庭，实在找不到说总领是国会纵火案的主犯的证据，它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季米特洛夫英勇顽强的斗争下，不得不于1933年12月23日对季米特洛夫和另两位保加利亚总领员宣判无罪。季米特洛夫等总领人成了莱比锡审判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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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的一天，在意大利的会客厅里，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和西班牙原反代表巴雷拉中将正在进行着一项肮脏的秘密会谈。墨索里尼得意地说：“只要你们承担一定的义务……我们是会给予你们优厚的物质上的援助的。”巴雷拉中将一听便明白，墨索里尼所说的“承担一定义务”就是要他们颠覆刚成立的西班牙共和国，于是立即写了一张纸条递给墨索里尼，要求他支援大量的军事武器。
墨索里尼看了看纸条上写的内容，马上说：“我们现在就可以提供一万支枪、两万颗弹、两万挺机关枪和一百五十万比塞塔（西班牙币），任你们使用。”顿了顿，他又大方地说：“以后么，根据情况将再增加对你们的军事援助。”
巴雷拉中将对墨索里尼的“慷慨”喜出望外，在会谈结束离开会客厅时，对墨索里尼又是敬礼又是低头哈腰，显示出无限感激的样子。这是发生在西班牙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第三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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