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几年没有看到重大冤案平反的新闻报道了。
有人说，这是因为若干年前的冤案相对多一些，后来相对少了。
真正的原因是，冤案再审改判无罪的机会越来越小了。今天介绍的这个案子，稍有点法律思维的人都可以看出来，本案极大的可能是冤案，是在当事人长达十几年的申诉后，至今没有得到再审的机会。
2005年9月17日，湖南绥宁县高三女生伍某某失踪十多天后，被发现死在学校后山里，尸检结论为强奸杀人。
一个多月后，伍某某的班主任老师阳前伟被抓。
2006年11月16日，阳前伟以强奸杀人罪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这个判决，是标准的“疑罪从轻”式判决。
根据公开信息，此案的定罪证据存在重大缺陷：作为“犯罪现场”，阳前伟宿舍的床上、床下没有提取到被害人的任何生物样本；被害人的指甲和体内也没有提取到任何与案件有关的样本、物证。
没有任何实体证据！
看来，定罪的依据是推理和口供。
推理，只能作为查案思路和线索。
口供，必须与其他证据相佐证。
前者是查案人的主观臆测，后者显然来自于刑讯逼供。
此外，侦查方认定的作案时间也是院子里人来人往的时间，宿舍里稍微有些异常的声响，比如遇害人大喊一声，就能招来很多人。
当年案发的时候，办案人员一开始就将疑点锁定在阳前伟身上，没有调查排除过其他任何人。无论证据多么薄弱，他们就一心一意地要把阳前伟办成铁案。
是立功心切，还是草菅人命，抑或是感到极不耐烦？我们今天都已不得而知。
但是，邵阳中院没有将这起残忍的强奸杀人案的“凶手”直接判处死刑，而是给了个“死缓”，说明他们已经看出此案的毛病。
很多类似冤案都有一个逻辑上的死结——
当年公安部门有“命案必破”的要求，目前自然是震慑坏人、保护生命。
如果基层公安局破不了命案，有关人员会被处理，整个公安局的荣誉也受到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抓到嫌疑人后，就如同乌龟咬到人的手指头，死也不肯松，想方设法都要把嫌疑人办成铁案。哪怕他们在调查过程中已经知道嫌疑人并非凶手，也要将错误进行到底。
于是，哄骗嫌疑人口供的有，刑讯逼供的有，甚至制造假证据的也有。
如果把无罪的嫌疑人放了，还可以继续侦查凶手。
但如果明明知道嫌疑人证据不足，却仍然用“疑罪从轻”的方式处理，案件就了解了，真正的凶手也就彻底平安脱险了。
这个时候，“命案必破”成了伤害好人、保护罪犯的工具。
几年前曾有读者问过我，既然他们明明知道嫌疑人是冤枉的，又非判个“死缓”，为什么不干脆判死刑处决了呢？
很简单，这是法官为自己留后路逃避责任。
刑事案件最终如何判决，基本是由公安决定的。因为公安制作第一份案件文书——起诉建议书。
出于逃避责任等多种原因，检察官一般都是依瓢画葫芦，起诉建议书怎么写，他的起诉书就怎么写，只改一下格式，有时连错别字都发现不了。
法官在庭审时虽然看出了问题，但他不会去过问——因为起诉书是检察官写的，责任由他去扛；检察官想的是：起诉建议书是公安写的，责任由公安去扛。
用“专业术语”，这叫“公安做饭、检察院端饭、法院吃饭”——他们业内人自己说的话。
但是，如果把人处决了，错误就无法挽回了。只要关在牢里，如果平反，放人就行了，20年、30年都无所谓，反正是别人的人生。对蒙冤者的赔偿，反正不用自己掏腰包。
这就是冤案诞生的原因。
平心而论，冤案诞生的概率并不高，但它一旦造成后，改判无罪的可能性更是极低——比彩票中奖的概率还要低。
就拿本案中的阳前伟来说吧。
他在雁北监狱服刑期间，监狱刑罚执行科工作人员了解他的案情后，曾于2010年与2013年两次发函为他喊冤申诉。
对罪案的判断，监狱刑罚科的人也是内行，也有丰富的经验，也懂得其中的门道——尤其难得的是，他们也有一颗善意的心。
但他们的函，没有任何效果。后来的11年间，他们没有帮阳前伟申诉过。
大概，他们也心灰意冷了吧。
为什么一件疑点重重的案子，再审一下就这么难呢？
因为一旦改善无罪，很多人会被追责。即使没有实质上的追责，对个人升迁和退休待遇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最主要的，今天你改善别人的案子，明天别人就会改判你办过的案子。
——当了多年法官，谁不曾办过几个冤案呢！
所以，只要是同一个系统内的人来审查旧案，再冤的案子，改判也是难上加难。
想当年，轰动全国的张玉环冤案，从最高院作出再审决定，到再审开庭，就拖了好几年。
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如今，阳前伟坐了18年牢后，案子终于受到了一些质疑。
倘若有机会再审并改判无罪，他至少还要在牢里再待上5年。因为有一大帮人会千方百计地压、拖。
即便如此，得到改判，也是他家祖坟上冒青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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