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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告慰这些前辈的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文明相关研究不断深化，农业史研究也日益发展。
原文 ：胡道静与《农业考古》的一段学林佳话
作者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姜庆刚
图片 |网络
著名文献学家、科技史学家胡道静生于上海的书香门第，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均为“南社”成员和国学大家。在深厚家学渊源影响下，胡道静早年就打下良好的传统文化基础。大学毕业后，他任职于上海通志馆，负责新闻、文化、宗教等方面内容。此后，在近70年的漫长学术生涯中，无论是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还是社会动荡年代，先生从未动摇治学信念，勤勉一生，著作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七卷本《胡道静文集》，皇皇400万字，汇集了先生农史研究、古农书辑佚、科技史研究、上海地方史研究方面各类著述，惠泽后学、津逮学林。由于胡先生的贡献卓著，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并当选国际科学史研究院（巴黎）通讯院士。先生不仅皓首穷经，而且诲人不倦，热心提携培养学术后辈，尤其是其晚年对《农业考古》的支持与帮助，可谓一段学林佳话。
大力支持《农业考古》办刊
20世纪50年代，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工作的胡道静开始对《梦溪笔谈》进行校注，并计划在此基础上编辑《中国古农书总录》，为此积累了丰富资料。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凝聚了先生多年心血的宝贵资料在“文革”期间不知所踪。
改革开放之后，胡道静焕发学术青春，积极投身学术研究并参加各类学术活动。1979年3月，在河南郑州召开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编写座谈会上，胡道静与青年学者陈文华相识并成为忘年交。陈文华当时任职于江西省博物馆，此前不久的1978年秋季，他参与组织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在南昌举办，引起学术界和媒体关注，因此有机会参加此次会议。恰好胡道静在参会前看到陈文华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有关番薯的文章，在交谈中对这位后辈学者多有勉励。据陈文华回忆，胡老的鼓励促使他更加坚定地投身农史研究，此后，在农业部支持下，1981年4月，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创刊，主要发表农业考古报告、中外农学史等研究文章。当时国内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不多，稿源有限，幸运的是，在《农业考古》办刊过程中，胡道静等学者大力支持，他们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古代农学遗产灿烂辉煌，虽然现代化农业带来高度生产率和丰富的农产品，但也带来环境污染等问题。中国传统农业中有许多合乎生态原理的科学因素，作为曾经的文明成果不应该失传，开展农学史研究不仅有历史价值，还有重要现实意义。《农业考古》创刊初期，王静如、严文明、刘敦愿、游修龄、刘庆柱、潘吉星、李根蟠、李伯重、王子今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均寄来作品，提升了《农业考古》的水平和影响力。
胡道静收到《农业考古》创刊号之后，就写贺信称赞杂志“编排之活泼，图版之清晰，纸张印刷装订之精美，则都远远超出想象”“一切皆同志们的倾注心力所收之功。这也为农业出版事业生色不少。我对您办事的认真与热忱深有体会，切信您用这种精神办农业考古研究中心及刊物，必定不断获得重大成果为可卜。”此后，胡道静一直关注《农业考古》的发展，不时通过书信和电话向编辑部建言献策。他认为应该把杂志办成“团结国内和国际上有关的专家学者共同推动农业科技史上文献、考古与实地考察的研究工作”的阵地。因此，他向英国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等外籍友人、丹麦国立自然博物馆等国外机构推荐《农业考古》，并在《文史哲》等杂志发表文章时，介绍《农业考古》，扩大了刊物的海内外影响。
胡道静先后在《农业考古》发表了多篇文章，《“宋学”的发现、发展和前途》（1987年第1期）是为纪念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诞辰400周年所写，高度评价宋应星及《天工开物》在中国思想史、科技史上的重要价值，并呼吁将宋应星研究发展成为“宋学”；《石声汉手写〈辑徐衷南方草物状〉题记》（1988年第1期）怀念旧友石声汉（1907—1971）在农学史研究领域的贡献；《〈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序》（1989年第2期）是为青年学者李伯重著作所写的序言，反映出胡老对后辈学人的关怀与爱护；《农业科技史与考古学结合的典范》（1990年第2期）是为《农业考古》创刊10周年暨出版20期贺词，文章认为该杂志不仅促进了社会科学，还促进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黄道婆的时代和遭遇探索》（1992年第3期）考证宋末元初纺织家黄道婆事迹，并提到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于黄道婆事迹有所论及。
《农业考古》十分尊敬胡道静
对于当时已经是学界大家的胡道静来说，很多文章完全可以在上海本地刊物发表，他却“舍近求远”，更体现出他对《农业考古》的大力支持。而《农业考古》对胡道静十分尊敬，创刊号的“农史动态”转发胡道静当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会员的消息。此后，在“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设立农史学科委员会”“《南方草木状》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实”“贺《嵇含文集注》出版”等学术动态中，均提到胡道静先生参加这些活动的情况。尤其是1992年第3期《农业考古》将胡老作为封面人物，并设置“庆祝胡道静教授八十大寿”专栏，陈文华、游修龄、胡小静、金良年、江晓源、彭世奖等分别撰文，或总结先生生平与学术贡献，或记述与先生交往以及他对后辈学人的关爱，例如：游修龄提到自己在研究玉米传入中国问题过程中向胡道静请教《滇南本草》版本的情况；当时在上海天文台工作的青年学者江晓原介绍了胡道静的藏书室“海隅文库”；另有日本学者梅原郁的《胡道静〈中国古代农业博物志考〉评介》，反映出胡老在海外学术界的影响。2003年11月，胡道静先生仙逝，《农业考古》（2004年第1期）发表虞信棠的《胡道静先生传略》以示深切哀悼和怀念。
而今，胡道静、陈文华等老一辈农业史学家均已先后离世，可以告慰这些前辈的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文明相关研究不断深化，农业史研究也日益发展。以胡道静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精神，仍不断激励着新一代研究者继续投身于农业考古学的研究事业。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97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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