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狂言妄语”谋反清朝，教书匠曾静成为“妄人”典范|乾隆|作家|大义觉迷录|岳钟琪|曾静|清朝|狂言妄语|雍正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许多 "梦想家"。

这些人虽然水平和能力十分有限，但却有着巨大的 "勇气 "和遥不可及的人生奋斗 "目标"，即使一事无成也敢于担当。然而，这些 "梦想家 "的结局往往是极其不幸的，他们总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后人耻笑。

雍正朝的 "爱师 "曾静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为一个外省教书先生，仅凭一本书，抱着 "反清复明 "的想法，就敢于创立 "自立学说"，散布雍正昔日政敌的谣言，不仅罗列雍正所谓的 "十大罪状"，还鼓动当时全副武装的岳钟琪起兵反抗。他不仅列举了雍正所谓的 "十大罪状"，还鼓励当时全副武装的岳钟琪起兵反抗。

雍正仍然怜悯这样一个 "梦想家"，救了曾静一命，但雍正死后继位的乾隆皇帝却没有救曾静，随后被凌迟处死。

曾静也是如此，她最终为自己的 "傲慢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曾静放弃了 "教师 "的角色，成为一名 "思想家 "和 "反清斗士"。

清代，湖南省永兴县人曾静，人称 "蒲潭先生"，以教书为生。他生性迂腐，不切实际，喜欢谈论宋明理学，对程颐和朱熹推崇备至。

事实上，曾静之所以有这样的性格，与他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由于成长、生活和农村的原因，他长期处于 "只读圣贤书 "的状态，接触外界事物和认识事物的渠道非常有限，周围人的文化水平往往不高，甚至比自己低很多，这直接导致了他迂腐、盲目、狂妄、自大的性格特征。

同时，除了教书，曾静所学无用武之地，所以他只会说话，却没有其他治理天下的本领。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 "思潮 "对曾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之一就是吕留良的 "反清复明 "主张。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虽然他不像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那样知名，但他在当时拥有众多追随者。他受到许多人的称赞，尤其是他的 "华夷之辨"、"反清复明 "和 "摈弃僧道 "等思想。他的 "华夷之辨"、"反清复明 "等思想和 "摈弃僧道 "的行为受到许多人的称赞。

曾静在荆州府应试时，无意中读到了吕留良的文章，接受了他 "防夷治夷 "的观点。后来，为了更好地理解吕留良的学说，曾静派弟子张熙到浙江吕留良家中找书。当时，吕留良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吕夷简将吕留良的著作全部交给了张熹。

曾静获得吕留良的著作后，将其基本思想加以总结和发展，写成了《知新录》小册子，提出了 "反清复明 "的思想主张。

"中原沉沦，夷狄乘机窃神兵""中与夷之别，莫大于君臣之别、中与夷之别、人与物之别"

于是，曾静举起了 "防夷治夏 "的大旗，开始传道授业解惑。

二是雍正政敌散布的谣言。

雍正四年（1726 年），皇位未稳，雍正对 "九子夺嫡 "的政敌兄弟发动了最猛烈的清洗和报复，八阿哥胤禛、九阿哥胤祥于当年被削去雍正爵位，下狱处死，其家人和同党被流放。

而这些被雍正流放的人，在流放过程中不断散布各种 "谣言"，如雍正假意篡位、残害兄弟、贪污腐败等，使得雍正以一代 "暴君 "的形象出现，不断 "火上浇油"，雍正在民间的公众形象一文不值。

雍正后来说：

"曾静等人孤身一人在乡下，谣言让他们无所适从。编造诽谤的人其实就是阿钦和塞思-布莱克门下的那个太监，他就是因为这个罪名被发配到广西的，因为得罪了他们，就说了他们的坏话，在路上散布，现在证据确凿了。"

曾静却说，他对这一辩护思路毫不怀疑，雍正在总结和讨论之后，用十条概括了他的 "罪行"，即

"谋父、逼母、杀兄、贪财、杀人、酗酒、贪食、信义、怜人"。

与此同时，曾静将雍正称为 "历史上罕见的暴君"，以此宣传大多数汉人团结起来，推翻雍正和整个清朝。

已经有了 "想法 "的曾静开始付诸实施。

雍正六年（1728 年），曾静派弟子张禧带着自己的书信来到岳钟琪的军营，列举了雍正的 "罪状"，提醒岳钟琪作为 "抗清英雄 "岳飞的后人，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必须以民族大义为重。民族大义，反清复明。

当然，岳钟琪还没有 "傻 "到在这一大逆不道的事件发生之前，就相信区区教书先生的 "妄人之言"，于是他将一切连同曾静的书信一并上报给了雍正，雍正随即将曾静送回北京审问！雍正立即将曾静也逮捕回京审问。

这就是雍正朝非常著名的 "曾静倒座保险柜"。

曾扬言要推翻雍正的曾静最终成为了雍正的 "宣传支持者"。

雍正被捕入狱后，曾静对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并主动供述自己有 "反清复明 "的想法，还承认给岳钟琪写过鼓励他造反的信。

现在的曾静，至少在精神和气质上是值得称道的。他敢于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愿意为此承担责任。要知道，在清朝，"谋反 "是一项严重的罪行，根据清朝法律，处罚是非常严厉和苛刻的：

"凡是阴谋反对或反对抵抗运动，但又是同谋者，无论他是领导还是下属，都将被处以死刑。祖父、父亲、儿子、孙子、兄弟、兄长和十六岁以上的同居者将被斩首。十五岁以下的人，他们的母亲和女儿的妻子和丈夫，他们的姐妹的妻子和丈夫的妻子，他们的儿子的妻子和丈夫的妻子，将被作为奴隶安置在有功之臣的家中。"

也许这一次曾静真的想实现他 "反清复明 "的 "光荣 "一代的 "大义"，但雍正没有给他机会。

曾静的电影《反贪风暴》中对雍正王朝历史的态度和描写，其实与电视剧《雍正王朝》中的描写颇为相似。

雍正并没有过多刁难曾静，也没有严惩他，而是决定亲自审问他，查明事情的真相。而在曾静承认了一切，承认自己没有遵守清朝的法律法规之后，曾静等人非但没有站在他一边，让他更详细地检查自己的实际情况，反而可以说是 "现身说法"，侵扰曾静所谓的 "雍正十宗罪"，所谓的 "雍正十宗罪"。当然，这些雍正的 "表演 "大多是故意做给曾静看的。

结果，随着雍正做出这个非常出人意料的举动，曾静在充分与雍正 "黑上粉 "之后，成了雍正的 "小粉丝"，他为自己以前的错误观念和行为大呼后悔。

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做了三件事。

首先，由于曾静的思想建议对吕留良的性格影响最大，雍正应该严惩曾静。

吕留良虽已去世多年，但他的骨灰、家族弟子和追随者都在雍正的棺椁中，吕留良的所有著作也因他的去世或流亡而毁于一旦。这也成为雍正朝最大的一堆 "文字地宫"，留下了吕留良遗孤吕新妇的传说。

其次，雍正亲自编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并在全国范围内出版和推广。

"在天下的都城、各省、各区、各县、各外乡宣讲，让学生们读，让各县的小民们知，并依次写在书院的书本上，将来初学的人学了，都能一目了然。如果有谁不读这本书，不遵守我的法令，只要被我发现，我一定会严惩他，也就是本省的教育局和本县的教师队伍。"

雍正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驳斥曾静将自己所犯的所谓 "十大罪状"，并对民间流传的他 "弑父、逼母、弑兄、弑弟、贪财、好杀、酗酒、好色、杀忠、任控 "的 "罪状"，分别加以解释。但这种近乎 "此时此地 "的姿态无疑更加阴暗，最终直面了雍正一生最 "乱 "的东西。

于是，他又宽恕了曾静的罪过，允许他到民间宣讲《大义觉迷录》。

雍正认为，曾静等人的罪责在于

"嫉妒、迂腐和任性不足以成为巨大的危险"。

因此，他并没有严惩他，相反，当他看到曾静的悔过之心时，他允许曾静作为《醒世恒言大义书》的 "宣传推广员 "被 "重用"，让他在宫中时，雍正看到、听到、想到、反映到。在公开宣传中。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曾静走遍了南方各省，对雍正的作品大加赞赏，并将《大义觉迷录》作为 "巡回演出"，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 年）雍正皇帝去世，《大义觉迷录》才宣告完成。在此期间，曾静的工作无疑可以用兢兢业业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