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气焰最嚣张、信心最足的时候,当属胡宗南大军压进延安、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期。他误以为这又是一场类似长征的战争,可事实给了他狠狠一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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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怪蒋介石会出现这样的错觉,毕竟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很多高层,也对“延安”有着不同于毛主席的认知。

在1946年的末尾,国民党军在山东、河北两地取得些许胜利,所谓“戡乱”的局势得到一定进展后,蒋介石有些得意忘形起来,不顾一切地开始了全面内战,

1947年初,蒋介石部署大军按自己原定的计划行动起来。打仗讲究的是“兵贵神速”,但由于种种因素的牵扯,国民党军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直到1947年三月才大致妥当,开始正式的军事行动。

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对胡宗南大军的到来,感到忧心忡忡。他特地在敌军到来的前一天深夜,去见了毛主席。当时毛主席还在工作。

师哲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既有忧心,也有劝谏,还有建议。备战工作该怎样做好?一定要疏散吗?可否保住延安?我们是不是能集中部分兵力,埋伏敌军,痛击敌军,让敌军迎难而退?

毛主席听到这番话后,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转过头去边笑边点烟。师哲心想:“这时候还笑得出来,真是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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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吞云吐雾,毛主席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他首先就把师哲的想法给否定了,并给出一“惊人结论”:我们不应该拦着蒋介石占领延安,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会输掉一切。

延安对红色革命的意义非凡,毛主席不会不知道,但他为何对延安的取舍表现得那么洒脱自信呢?

同毛主席一样,蒋介石也是信心十足,但与之反过来的是:他觉得只要占下延安了,自己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胜利了。

毛主席将延安视作一个“沉重的包袱”,甩给蒋介石,让他背上。

从长征结束,蒋介石就想得到延安。数次调遣多路大军并进,但也未能得到预想结果。如今,没了外敌的蒋介石,再次调动数十万精锐大军扑来。

既然蒋介石想要,那就给!毛主席凭借着延安一座城和自己一个人,硬生生把国民党在北方的最精锐的一部分军队,拖在西北一年多,哪都走不了,什么都做不了,一直损兵折将被消耗。

毛主席想得很好,蒋介石算计得也没错,但在对人、地、士气、人心等东西的置换上,毛主席明显胜过蒋介石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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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明了地说,就是我们在执行方面,远胜过蒋介石方。

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无论在陕北地区,还是在全国的其他地方,解放军的捷报频频传来。

打到1948年8、9月,苏联方面给我们转来了一封,国民党政府发给苏联外交部的“求助”信。

这封信特别有趣,它是文言文写的,后翻译成俄文,发给苏联外交部。苏方看得迷迷糊糊,但还是明白了大致意思。

信的大致内容是,哀求苏方能说服我们,不要再动兵戈,双方能和谈、合作。苏方转交给我方的是原信。

这封文绉绉的信,可以用“痛哭流涕”来形容。它本就不是给苏联人看的,而是借苏联人的手,转交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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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将原信转给我们,我们将信再翻译成中文。首长们都对这封信感到好奇,周总理看后断定:“这是王世杰(国民党的外交部长)的笔法。”

毛主席看过信后,则没任何反应,看完就转身去干还没干完的事了。因此,中央对这封信无动于衷,没做出任何反应。

这信虽然不是蒋介石亲笔写的,但绝对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完成的。可见国民党军在战场上的表现,让蒋介石绝望了,以至于痛哭流涕般地来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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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求和?晚了!不久后,毛主席用一句诗,给出了反应:“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