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啊,真的如白驹过隙一般,似乎就在转眼间,五十多年的时间就转瞬即逝了。五十五年前的4月份,也就是1969年的4月,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就是在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和同学们一起背起行囊离开了大上海,开启了我的知青生涯,那年我还不满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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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三天三夜,无情的火车把我们从大上海拉到了遥远的贵州省境内,最终,我们十一名同校同学被分派在遵义地区的张家沟大队第六生产小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家临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中。

我和吴慧敏借住在了杨树生大伯家,是杨大伯和杨大妈在队部大院帮我俩背回的行李,还有几名老乡也帮我俩提着提包,大家一起把我俩送到了杨大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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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伯当年四十多岁,他家三口人三间房子,儿子杨军年前(冬季)参军入伍去了部队。我和吴慧敏来杨大伯家借住,就住在他儿子入伍前住的西间屋里,一张木床,正好睡下我俩。我俩在杨大伯家借住,也和他家一起搭伙吃饭。第二天,张队长就把我俩的口粮送到了杨大伯家。

我俩在杨大伯家借住,杨大伯和杨大妈对我俩很好,很亲切,特别是杨大妈,一口一个闺女,叫的我俩心里暖暖的,感觉杨大妈就像妈妈一样。每天吃饭,杨大妈也让我俩和他们坐在一起吃饭,有点好吃的都给我俩吃。

张家沟大队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小山村,耕地以山地为主,也有少量的水田,能栽种水稻,生产队的社员一年人均只能分十几斤稻谷。除了稻谷,还有小麦算细粮,小麦的种植面积也不多。主要的农作物还是以红薯、高粱为主,乡亲们的生活算不上富裕,但温饱还是有保障的。

当时正是春耕生产的农忙时节,我和吴慧敏安顿好住处,在家歇了一天,就跟着乡亲们上工参加生产劳动去了。春耕前的主要农活就是往地里运送土杂肥,因为通往山坡地的路都是羊肠小路,架子车派不上用场,运送土杂肥只能靠肩膀挑。

张队长很照顾我们上海知青,看我们女生一个个弱不禁风的样子,他就安排我们女知青给社员们往筐里装粪,不让我们往山上挑粪。尽管这样,一天下来,我们还是感到胳膊酸痛,两手也磨起了水泡。

那天傍晚收工回到家,杨大妈正在做晚饭,她看我俩回来了,很关心地问我俩累不累,还端来洗脸盆让我俩洗手洗脸,准备吃晚饭。有了杨大妈母亲般地关怀和疼爱,我俩浑身的疲惫和苦痛随即也就烟消云散了。我俩赶紧洗了一把手,就去帮大妈烧火做晚饭。

就这样,我俩和杨大妈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头,大妈都喊我俩闺女,我俩就像她的亲闺女一样。一起来插队落户的同学们都很羡慕我俩,说我俩真有福气,借住在了这么好的房东家。

那年初冬,队里在村头的一片控场上给我们知青修建了五间新房子,成立了六队知青点,我和吴慧敏也搬到新成立的知青点居住了,就不在杨大妈家居住了。我们搬家那天,杨大妈给我俩包了饺子,煎了鸡蛋,我俩吃了饺子才让我俩走。

我们离开时,杨大妈哭了,我就安慰她:“大妈,知青点离家近,我和慧敏有空就回来,你不要哭呀,我们又不是回上海。”“你俩可要常回家来哟,大妈真舍不得你俩搬走……”杨大妈抹着眼泪,一直把我俩送到知青点。

之后的日子里,只要有空闲,我和吴慧敏就到杨大妈家坐一会,大妈有什么好吃的,都会留给我俩吃。我们要是时间久了不去杨大妈家,杨大妈有啥好吃的,就会给我俩送到知青点来。

一晃就到了1970年秋天,那天,我们刚收工回到知青点,杨大妈高高兴兴地来到了知青点,笑着喊我和吴慧敏:“秋芳(我的名字叫陆秋芳),慧敏,快,快回家,大军(杨军)回来了,你们的哥哥哥复员回来了。”

听到杨大妈的喊声,我擦着脸就迎了出来,吴慧敏也顾上用毛巾擦手,甩着两手就从屋里跑了出来。我把毛巾递给吴慧敏,吴慧敏把手擦干,把毛巾搭在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我俩就跟着杨大妈去了她家。

之前我俩没见过杨军哥,只见过他穿军装的照片,杨军哥长得挺好看的。到了杨大妈家,她家院子里有不少人,杨军正在给院子里的几个小孩分糖块。看到我俩,他冲我俩笑了笑,先给了我两块糖,又给了吴慧敏两块糖。站在我俩身后的杨大妈笑着说:“大军,这就是你秋芳妹妹和慧敏妹妹。”

在屋里和杨大伯说话的乡亲们看我俩来了,他们就都起身告辞了,我俩和杨军哥打过招呼,就到厨屋帮杨大妈烧火做饭。

说句实话,杨军哥哥长得确实挺好看,个头也不矮,他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显得格外精神。杨军哥哥虽然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可他在部队上锻炼了两年,应该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显得很有礼貌,就连他说话的语气也很接近普通话,比当地农民咬字清晰,发音也标准一些。只是他和他父母说话时,就是地道的贵州口音了。

那天我和吴慧敏在杨大妈家吃的午饭,因为下午要出工劳动,我俩也没帮杨大妈涮锅洗碗就匆匆告辞了。离开杨大妈家的时候,杨军哥送我俩到院门口,还邀请我俩常来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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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几天,杨军哥就和我们一起下地干活了。秋收的时候,杨军哥和男社员一样割稻子,挑稻谷。刨红薯的时候,他也是一马当先,干劲十足,张队长多次表扬杨军哥,还说要让他当副队长。

秋收结束后,张队长给杨军哥介绍了一个对象,是田家湾大队的一名小学民办教师,那个女教师长得挺好的,也是初中毕业生,杨军哥却没看上人家,说人家个头矮,皮肤黑,不像上海来的女知青那么大方。言外之意,他是在拿那位女教师和我们上海女知青作比较。

第二年秋天,也就是1971的秋后,吴慧敏被抽调到县委宣传部门工作,当时说是临时借调,可很快就转正了,户口也转成了非农业户口,她成了国家干部,我们一起来插队落户的同学们都很羡慕吴慧敏。

吴慧敏去县里工作离开张家沟大队时,杨大妈包了饺子为吴慧敏饯行,当然吃饺子也少不了我。吴慧敏离开张家沟时,杨大妈又哭了。杨大伯训斥她说:“闺女去县里工作是好事,她又不是回上海,你哭啥?再说了,咱这离县城还不到一百里路远,慧敏有时间也能回来看看嘛。”

后来的日子里,我发现杨军哥对我特别热情,也经常帮我干活。他家要是做了什么好吃的,杨大妈就让杨军哥喊我去他家吃饭。以前去杨大妈家吃饭是我和吴慧敏两个人,吴慧敏去县里工作后,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去杨大妈家吃饭。渐渐地,村子里也就有了闲话,说我是杨大妈未过门的儿媳妇,过不了多久就要办喜事了。

对于这样的闲话,我也没往心里去,心想谁爱咋说就咋说,反正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1973年春天,我从上海探亲回来,带着上海特产去杨大妈家串门,那天我在厨屋帮杨大妈烧火做饭时,杨大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秋芳,你干脆做我的儿媳吧,我看你杨军哥哥挺喜欢你的。年前人家给他介绍了两个对象,他都没相中人家,我问他到底想找什么样的对象,他说想找像秋芳妹妹那样的对象。”

听了杨大妈的话,我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吭哧了半天,我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杨大妈看我难为情了,就没再说这事。

从那天起,我好久没去杨大妈家,见了杨军哥,我也是尽力躲避,实在是躲不开,我就不冷不热地和他打声招呼。

端午节那天中午收工后,我刚回到知青点,杨大妈就来了,她叫我去她家吃午饭,我不想去,就说身体不太舒服。

杨大妈明白我的心思,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秋芳,我知道你是生我的气了,你不愿意做我的儿媳就做我的闺女,总不能以后就不登我家的门了吧,大妈可真是把你和慧敏当成自己的闺女了,比亲闺女还亲。”“大妈……”我无言以对,默默地跟着大妈去了她家。那顿饭我没吃多少,总感觉有些别扭,我也看到了杨军哥哥的表情的不自然。

那年秋天,我被招工到县化工厂工作。离开张家沟的头一天上午,杨大妈包了饺子,还炖了猪肉煎了鸡蛋。吃饭的时候,大妈一个劲给我夹菜,还念叨着:“闺女,多吃点,不知以后还能不能吃到大妈做的饭菜,慧敏这闺女进城后,就回来过一次,再也没回来,我还真挺想念她的……”“大妈……”我叫了一声大妈,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大妈对我这么好,我却让大妈失望了……

离开张家沟那天,杨军哥哥送给我一件礼物,就是他那个心爱的军用挎包,他都没舍得背过几次。看看杨军哥脸上不自然的表情,我眼含热泪说:“哥,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和慧敏回来喝喜酒……”

我离开张家沟不久,杨军哥哥就被大队书记安排到大队小学当了民办教师,不久他就和大队书记家的二闺女订婚了。

1974年秋天,杨军哥哥结婚了,他结婚的头两天,我和吴慧敏一起回到了张家沟,帮杨军哥哥布置了新房,我俩一人拿出一个月的工资,为杨军哥哥购买了结婚用品。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上海工业学院,回到了上海。吴慧敏高考落榜,她就在贵州和一名上海同学结婚成家,直到退休后才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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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妈去世后,我和吴慧敏再也没回过张家沟。倒是一直和杨军哥哥保持着联系,也多次邀请他到上海来游玩,他只是口头答应,可至今也没来过上海。

今天恰逢我们到贵州插队落户五十五周年之际,我猛然想起了杨大妈,我和吴慧敏计划五一节前后去遵义一趟,去给杨大妈和杨大伯上坟,去看看那里的乡亲们,看看我们的杨军哥哥。第二故乡承载着我们的美好记忆,那里将是我们终生难忘的地方。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陆秋芳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