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候言官上书弹劾某个人的时候，往往不在意是否确有其事，而是讲究惊世骇俗，以求在朝堂之上引起关注。而万一因为奏折过于荒唐被免职，言官也也不以为耻，反而可以借此标榜自己敢于直言上谏，博取名声，为日后再次出仕铺垫资本。风险小收益大，所以当时言官们夸大其词甚至胡编乱造者比比皆是。
比如说1894年9月8日，江南道御史张仲炘就上书弹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开战以后，私下通过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出售三千担大米。而且日本在开平矿务局订购了一批煤炭，战事爆发以后矿务局有意终止合同，李鸿章却认为合同签署在战争爆发之前，理应履行，坚持按照合同发货，并要求尽快执行。此外李经方还在日本开设资本高达八百万的洋行，盛宣怀也在其中参股，开战以后洋行照常贸易。前后对照，显然李氏父子有资敌之嫌。
这些事当然都是张仲炘虚构而成：
当时上海是中国出口大米的重要贸易中心之一，而交易对象大多是欧美商人开设的洋行，这些洋行买了大米以后卖到何处去，历来没有人关心过。且不说后来没有实证李经方出售过大米，在清政府没有限制大米出口的前提下，他和洋行做生意也谈不上有什么问题。
而开平矿务局倒确实有些不愿意给北洋水师供应煤炭，主张履行商业合同优先。不过这个交易对象可不是日本，而是南方各省所需的官煤。和北洋水师相比，南方各省结款更为大方，加上清代重文轻武，地方大员们比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朝中更有发言权，开平矿务局为了自身利益这么做并不奇怪。当然，此举有贻误战机之嫌，但是和通敌却没有丝毫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事也不是李鸿章授意，而是总办张翼所为。
至于李经方和盛宣怀在日本开设洋行一事经过查证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纯属捏造。
当然了，以上这些事虽然都是虚构，不过大体上还在人们想象范围之内。因此即使到了现代，还有很多人以此为证据指责李鸿章父子向日本出口物资，或者是为了保全自己在日本资产，故意打败仗。
而张仲炘在奏折后面还有一个惊人的指控很少被人提起，就是李经方当初出使日本的时候和日本皇室往来密切，认明治天皇女为义女，并聘为儿媳。
不得不说张仲炘这个指控还是蛮有想象力的，虽说现代人一看就知道有假，再骂李鸿章的人都不会拿这个事出来说。但是在当时，堂堂李中堂之子李经方让儿子当了日本“驸马”一事很符合人们猎奇的心理，一时间广为流传，关键还没法辟谣，让李鸿章也颇有些焦头烂额。所以连李鸿章的死对头翁同龢看了这篇奏折后，都评价了一句“语绝奇”，承认这张仲炘很有些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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