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到田余庆先生所写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今天推荐给大家，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买来一读。
《东晋门阀政治》聚焦东晋门阀政治，王与马共天下，对于不同建制的制约关系和交换逻辑。
01 概述及主要观点辩陈
《东晋门阀政治》（下称《门阀政治》）是治史大家田余庆先生代表作。此书自八王、永嘉之乱始，到刘宋代晋终，以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的依次盛衰为主线，探究了晋室南渡后门阀政治代替皇权政治支配社会的一个世纪的历史。
田余庆将门阀政治解读为“皇权政治在特定背景下的变态” ，“它（门阀政治）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条件向皇权政治回归”。门阀政治的存在不是天然合理的，它发生的条件一是皇权不振，二是士族专兵 。（两者的情况一旦变化，“皇族力求振兴，士族无力专兵”，门阀政治的格局就会发生彻底的改变。）而门阀政治稳态的达成又要求士族间的角逐处于一种相互牵制的状态：无论是在中枢控制皇权、发号施令，还是在地方竞据重镇、以外制内，都不能有任何一个家族在两方都有压倒优势。所以作者一再强调“特定”二字，认为暂时性和过渡性是这一时代不容忽视的特征；同时不惜花费较多笔墨书写在皇权与士族、士族与士族之间调处经营的人物（以郗鉴为代表）。
作者以地方与中枢之争、上游与下游之争、士族门户之争为核心考察门阀实力的消长与均势的变化，从而将政治史的碎片完整为链条，探求东晋皇权政治“变态”与“回归”的线索。通过这部论著，作者力图让读者领会使得门阀政局出现、维持、崩溃的变化着的条件。
就马、王南渡后这一段历史，历史学界作品很多，对东晋贵族社会、九品制乃至总体政治史有颇多精到见解。笔者阅读了川胜义雄与陈寅恪两位学者的论著，试就作者与川胜氏、陈氏书中涉及江左政权部分的不同之处进行分辨，通过对比，明确《门阀政治》研究的范围、格局和线索，从而进一步理解本书的独到之处。
02 比较阅读（1）田余庆与川胜义雄：吴姓、侨姓关系问题
川胜义雄对东晋政治的精细分析见于其代表作《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下称《社会研究》），与《门阀政治》把握的逻辑线索有很大不同。川胜义雄深刻观察了甫脱离孙吴政权的江南社会对北方贵族社会的反应，以及北方势力如何主导江南社会的秩序原理，重建中原的一套官僚体制。而在本书中，北来贵族在江东立足似乎没有受到江南豪族的威胁，因为后者似乎早已意识到只有奉晋室正朔才能保全自己家族的利益。作者虽极书北来皇族、士族内部的动态乃至实力门阀在朝廷与地方、上游与下游的盘根错节，但确实疏于对江左豪族、兵团的探讨，在一番简单的交代后，江南豪族就悄然退场了，他的逻辑线条是纵深的而不是横向的。
《社会研究》明确了这样的事实: 北来的贵族集团要对江南豪族取得一种制御和平衡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江南豪族对南渡政权的支持不是喻于利那么简单。江南豪族与侨姓豪族的明争暗斗实际上是围绕着军事实力和对军团的控制权展开的。在这种背景下，北来贵族若要成为江左社会的实力人物，必须有这样一种政治实力，即有效调用江南豪族或强大土著兵团的力量，（或以显职为诱饵）使之“勤于王事”，使其成为支持政权的基础；同时采取措施使他们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联合，从而以各个击破的方式予以压制。王敦以荆州刺史之位为诱饵，驱使陶、周军队奋力苦战，平定江荆后却将刺史之职留给从弟，将陶、周左迁，采取的就是这样的策略。
川胜的造诣或许更在于，他看到了南渡之前江左社会与北方士族社会在深层次上的差异。他的社会观是人格性的而不是阶级性、抑或经济文化的。他对南渡后东晋历史的观察聚焦于北方乡论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与南方社会的差异以及北方贵族集团如何利用江南社会的后进性建立起支配的体制。他说，早前的江南政权是“建立在内含开发领主倾向的诸将军之上的纯军事政权。……诸将军对于对此加以统辖的孙氏之间是由任侠关系升华的人格主从关系来支撑的。”而北来贵族则意图以先进的乡论主义作为原理建立等级制度的官僚体制，在这个意义上，川胜将王敦、苏峻之乱和北方流民军的落地等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之内，出入于政治史细节与对社会的宏观把握之间，对北方士族进入江南后的历史作了殊为独到的解释。
相比之下，本书作者或许更受到政治史研究方法的限制，对两种社会形态的融合与消长缺乏更加深刻的阐发。然而他对川胜惯谈的“贵族社会”一词内部的争权夺势、沉浮兴衰过程的考订，是《社会研究》一书无法企及的。事实上，以谷川道雄、川胜义雄为代表的京都学派所持的六朝豪族共同体论已经屡屡受到其他学派的批评。将乡党、望族之家与皇家宗族看作是团结一气的共同体，于南渡后东晋的社会现实恐怕不相符。
03 比较阅读（2）田余庆与陈寅恪：胡、汉关系问题
陈寅恪对东晋时期江左政权的论述可见于万绳楠整理的
第九篇“东晋与江南士族之结合”。在这篇文章中，陈寅恪最重要的观点是：东晋乃北来士族与江南士族协力所建。南北士族虽有罅隙，但在他们之间占主要地位的是阶级和信仰的一致，因此他们趋于合而不是分 。陈寅恪将王导在江南的政纲归纳为“网漏吞舟”、“宽小过，总大纲”，其“大纲”就是绥靖吴姓求安于内，共同对付胡族。陈寅恪认为明乎夷夏界限高于南北界限乃谈东晋建国的基础。于是在陈寅恪这里，笼络吴人“以坚定地支持东晋对付胡族”的王导成为东晋第一流功臣。这与本书作者田余庆所言王导“潜怀翼戴之计” 、待机称雄不符，也不能解释《门阀政治》一书中极尽笔墨所写的门阀大族之间的公开倾轧。
放眼宋代以来史家之论，陈寅恪所言未尝没有凭据。南宋人读史伤时，本就多论晋宋短长。《廿二史考异》曰：“东晋君臣虽偏安江左，犹能卓然自立，不与刘、石通使。……视南宋之称臣称侄，恬不为耻者，相去霄壤矣。”更何况《晋书》 记载王导的确自作“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之豪言。然而江左和中原的关系究竟如何，南方是否真对北方胡族政权持不共戴天、亟思报复态度，江左政权是否真以克复神州为念，田余庆在“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一节中作了明确的解释。江左政权之所以与胡族（实际上是匈奴和羯）不通好原因有二。一是八王之乱后，司马颖、越南北对峙之际，各胡族参预西晋内乱，颖与匈奴、羯结为一党，司马越则与鲜卑结盟。王导和司马睿继承的是衍、越在北方的政策。事实上他们还联结北方存留的胡族拥越势力（拓跋部）。二是北士过江者与刘、石多有家仇，为团聚南来士族、流民，江左政权也不得与北方通好。在司马氏皇权不绝如缕之际，门阀强藩结好于江南豪族，目的是打通关节，互相谋取政治利益，同时驱使其兵团，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而其在上游发展羽翼、恃兵恣擅，以至于一次次北伐，归根到底不过是为了巩固门户、以外制内、增益权威罢了。东晋政治格局真正的对立绝不在此。
陈寅恪不假思索地认可了江左豪族（南人与北人）“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口号，并将南方与北方、胡族与汉族的阶级、信仰冲突作为压倒吴姓、侨姓之争、侨姓门户之争的时代主流，在眼界格局上是开阔的，他眼中以阶级性为要义的社会与川胜氏眼中以人格性为要义的社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观。但是以理论为背景，追求明晰的逻辑线条的政治史免不了有理论先行的嫌疑。陈寅恪的作品旁征博引，亦不乏考辨，但是从线索到定论的跳跃越大，错误的可能也就越大。相较之下，田余庆的作品是小心克制的。
胡宝国在其对《东晋门阀政治》所作书评中曾谈及陈田二人的不同。他说“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而田余庆则不然，“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单单看两部作品似乎不能判断这一品评是否公允。但就上文所述而论，胡宝国的看法或许是有道理的。田余庆对史料的采选、考订有着令人惊叹的谨慎和耐心。在“桓温北伐与东晋政争”一节中，他引用《南徐州记》曰“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为了引出对京口兵的考证，他不吝笔墨将“京口酒”与“京口箕”考索于《太平御览》、《郡国志》、《方言》、《太平广记》甚至于地方志，其用笔之精微令人难忘。许多人说他的作品缺乏气魄。但在我看来，仅仅就这部作品而言，着笔的格局虽小，但富有张力。虽以钩玄索隐的考辨引人入胜，然而结构性的思考也是不乏的。
04感想：《门阀政治》一书的独到之处
首先是对史料的利用。从作者在史料的采选、剪裁、考订上的细密程度来看，《门阀政治》被誉为实证主义史学代表作是不为过的。其治史之严谨周详可从其对桓氏谱系的系统考证（内容见于“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管窥。本书所选史料多虽来自《晋书》与《世说新语》，但也不乏地理方志、杂史，甚至《搜神记》、《神仙传》等志怪奇谈。作者兼收并蓄，大胆采选而小心求证，在引用神异传奇及小说家言时，注意与正统史料的对勘，结合高超的思辨力，对史实作谨慎的靠近与猜度。如“孙恩、刘裕与次等士族”一篇中，作者言及“卢循由广州领兵北上时，曾馈刘裕以益智粽，刘裕则答以续命汤”时，紧接着考证益智粽、续命汤的寓意于地方志《至顺镇江志》及《风俗通义》，从而得到卢、刘二人“或是寓机语于酬对之中，说明二人颇有心照”的结论。最重要的是，他论著毫无以论代史的痕迹，绝不用史料贴附已有的概念，而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史料中真正的线索，而是这在上文也有提及。
田余庆不敢像陈寅恪那样大胆地用阶级论追求历史的终极逻辑，但他的缜密与克制并没有辖制其眼界格局。他虽反复强调门阀政治只出现于东晋一朝，然其对门阀政治之所从来和所去往的阐发，循着一条皇权政治变态而又复归的明晰线索；他虽以王、庾、桓等五大家族为中心描绘门阀政治下的政局演变，然其格局又远超一家一族的沉浮兴衰。
此外，作者对地理、交通的重视也是此书卓越的原因之一。他叙写实力门阀对江州、荆州、扬州、豫州、徐州等地的经略与争夺，都是在明确各地所处地位的基础上完成的。如“郗鉴与京口的经营”一篇，对京口重镇、以会稽为腹心三吴地带的战略地位及其历史、地理原因着墨很多，其中“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一节将以京口为枢纽的水路交通线，包若浙东运河、江南运河钱塘晋陵段、京口建康河道及破冈渎等重要水道作了周详的叙述。只是此书地名虽多如牛毛，全篇却不见一张地图，对读者的把握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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