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一帧影像出现，从暗房到银幕，灯光熄灭，与蒙太奇创造意义的方式一样，快速运动的一格格胶片，也是针对一种关系的阐释。

关系如何发生？从个体寻找另一个个体开始，以相遇为节点，导向两条分叉的小径，动作不断重复。也许会有重逢，也许不会有。城市的节奏总是不断加快，关系网络愈加复杂，身处其中的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关系中不断确定自己的位置，但总会有迷茫和失神的时刻。所以在这个春天，是时候让我们以电影的名义再相聚。

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是我们与电影关于春日约定的又一次达成，也是电影与电影人的欢聚时分，更是电影如同百年前向世界展现生活另一种可能性的原初使命的实现。

入围本届北影节“天坛奖”主竞赛单元的15部影片，也正是对这种可能性的想象与表达，从阿尔卑斯山的乡间到广深铁路上疾驰的火车，奔赴幻梦的路上，总有人与我们结伴而行，这是独属“天坛奖”的一场银海同游。

追光逐影，结伴同行

电影是独立的，自诞生伊始，无数理论家和实践者为这门年轻的艺术摇旗呐喊，更为证明它的独特与价值奔走呼号。

电影又是复杂的，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晚近的艺术门类，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所有艺术智慧的凝结与创生。

无论以何种角度，都能发现电影与任一艺术之间那微妙闪光的联系，可能是诗歌、音乐、舞蹈抑或文学……并且，电影总能凭借自身的魅力，将隐藏着某种指向性的联系，化为平等的对话，继而转化为自身不断进化的养料。

如同折射阳光的棱镜，电影自身也在寻找能够与其同频共振的“同路人”。

汉斯·施泰因比希勒执导的电影《人生一世》 （A Whole Life） 展现了生活在阿尔卑斯山的农夫安德烈亚斯·埃格漫长而充满磨难的一生。

在同样的时间长度内，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与工业化轰隆的机械声似乎成为世界唯一的旋律。但是在阿尔卑斯山的皑皑白雪与青木树海之中，一切都被消解了，唯一重要的是安德烈亚斯对早逝的妻子玛丽长达半生的思念。

影片借由书信的形式，为这样深沉的感情找到了绝佳的载体，而银幕前的我们看着安德烈亚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写着这些早已失去收件人的信，直到影片最终，宛如雪崩一般的书信带来的影像冲击力也只有“人生一世”这样的词语能够相匹配。

文字以影像的方式呈现能够放大情感的力量，而影像对音乐的描述则可以超越形式对旋律的模仿，深入到电影结构的每一个角落。

汉娜·斯拉克执导的《沉默》 （Not A Word） 就是这样一部以交响曲的结构来组织影像的心理惊悚剧。

正在法国西部小岛上度假的尼娜和拉斯母子二人的生活就像他们始终无法顺利进行的沟通一样，总是被手机提示音、电器噪音和急救电话铃声打断，而母子间的紧张关系也按照交响曲乐章在发展、变化。

导演汉娜·斯拉克巧妙地使用音乐来作为揭露真相的方式，将重点从事件转向情绪，以高度风格化的手法完成了一次相当精彩的人性剖析。

同《沉默》一样，阿密特·乌尔曼自编自导自演的《城市之渊》 （The City） 也进行了一场电影与音乐的对话，只不过不是古典式的交响曲，而是现代性十足的音乐剧。

五幕式结构，分屏与快剪，音乐录影带风格新发扬，恣意洒脱的镜头运动，以及精彩绝伦的歌唱段落，更不用说蛇蝎美人与楼巷追逐等黑色电影的标志性元素的再现。

在观看这部影片前，很难想象导演是如何使用这样大胆创新的形式来新解经典侦探题材。直到最后一秒，才能体会到真正的意犹未尽。

如果说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对话，是电影能够在短短百年内为自己赢得声誉的制胜策略，那么与生活交谈就是电影前往下一个百年的核心所在。毕竟自从人类发明了电影，我们的世界就有了另一重绚烂的影像。

龙飞导演的《走走停停》就是这样一部真正关于生活的电影，它诚挚的创作态度以及拒绝鸡汤与说教的轻喜剧风格，给当下每一个身陷焦虑和困境的年轻人一个深切而又温柔的拥抱。

人生和电影一样，按部就班的情节排布并不是生活的真实面貌，但走走停停兜兜转转或许可以收获不同的风景。

日本电影“第三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三宅唱最新作品《黎明的一切》 （All the Long Nights） 则选择了所有文学体裁中最普通，甚至更多时候会被归为应用文体的导览词来寻找电影的可能性。

三宅唱从两个困于都市官能症中的平凡年轻人的日常工作中，抽出更加具体而微的一个事件——撰写导览词，在渺小的个体与遥远的宇宙之间进行中介，以此对抗巨大的都市景观所产生的窒息感。

在导演提供的微观角度下，人物所有的情感变化和情绪波动，都被处理为反戏剧式的脉流状态。夜空中星与星的彼此辉映，被转喻为人与人的最为真诚的联结。

当男主角孝俊不自觉地成为城市探险者，穿过人群与车流，到达女主角美纱家敲门的那一刻，一种人生向好的感觉被确认。驶向自己内心深处，终究会到达夜晚的尽头，那就是黎明的一切。

相遇时刻，应许之地

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甚至无需言语，就能够跨越时空传递我们难以逐字逐句表述的想法与情感。同样，电影也对人与人的交流充满着强烈的兴趣。

当相遇发生后，我们只能经历一条时间线，而电影恰好可以为我们提供那些现实生活中无法体验的更多可能性。

相遇的时刻，在电影中也就成为了最具魔力的时刻。它就像是电影这场关于情感的实验中那个最小的动作单位，组成了纷繁有趣又可无限延伸的影像世界。

1958年，冷战背景下，核危机成为全球最关键的主题之一。虽然权力和欲望的争斗阻断了人类的沟通，但仍有不同的声音在发出，它们的存在证明了世界存照另一种可能性。

德拉甘·比耶洛格利奇的《绝密配方》 （Guardians of the Formula） 就改编自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核战热潮下，法国医疗专家和南斯拉夫核科学专家跨越两个阵营，创造了攻克核辐射治疗的科学奇迹。

在不同的政治阵营外，影片又巧妙地设置了语言障碍，使得合作更加艰难。但正如影片中的一句台词，“我们的相遇不是偶然”，即使在战争最激烈的年代，人类仍然在渴求交流。

相遇在杰米尔·阿加齐科格鲁的《芦苇荡》 （The Reeds） 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人与人的相遇，第二层是人与自然的相遇。

影片讲述了一个相当精巧的有关权力结构的寓言，通过男主角阿里与不同人物的相遇，来激发情节的发展与关系的变化，完成一次次对不可预测的人性的实验。这样的惊悚样式却在第二层相遇中得到了升格。

第12届“天坛奖”入围影片《安纳托利亚豹》 （Anatolian Leopard） 曾为北影节的观众展现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城市景象，而《芦苇荡》则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呈现截然不同的高原乡村风光，奥塔巴格湖上的小舟，高大金黄的芦苇丛，梦幻的薄雾，以及始终充当背景的雪山。

影片借助慢电影使得原有样式的消极气息荡然无存，而风景叙事的加入则将人性的根本与更加坚实古老的自然环境相连，使得这场人性实验最终得以保留一丝温情与希冀。

社会题材是近年来印度电影发力的重要领域，卡兰·特吉帕尔的《失落的婴儿》 （Stolen） 是同类型中非常突出的一部新作。

影片没有在故事的复杂程度上进行过多设计，反而采用了减法的策略。阶级悬殊的两位主人公因意外相遇，并在公路片与惊险片复合的追逐结构下开启冒险之旅，一切外在的差异伴随着寻找被逐步剥离。

而他们，甚至不论阶层、种族、性别等一切分类方式下的人类所追求的共有目标——道德与真相得以显露。同时导演将整个故事的发展，压缩在一天一夜，令影片的类型气质更加突出。

托马斯·利蒂的《代课教师》 （A Real Job） 将相遇的主体进一步扩大，不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而是在群体内部。群像不是人物关系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人与人相遇可能性的几何式想象的结果。

以校园生活为内容的电影，大多局限在围绕学生展开的青春故事的讲述，而托马斯·利蒂却将镜头的焦点移到了这种惯性思维中常常被忽略的另一方——教师，成功塑造了不同年龄段、面对不同人生困境的教师形象，出色的群像塑造丰富了影片的叙事之余，也增加了解析特定社会领域议题的说服力。

在这一过程中，导演精炼的镜语，克制的情感表达，摆脱了通向烂俗窠臼的道路。

在许多电影中，被铭记的相遇往往只有一次，似乎只有以年为单位才能获得稀缺性，但是在李蔚然导演的《穿过月亮的旅行》却从另一个角度去讲述相遇的故事。

从广州到深圳，一天之内，两列火车，三次往返，两个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在追逐相遇的同时，一幅生动的世间百景图被设色铺陈。

影片以诚挚的笔触去勾勒改革浪潮中平凡的个体所蕴含着的最难得的情感。精巧的设计和关于黄金时代电影的致敬中，导演对生活的热爱始终是影片想要传达的最为关键的信息。

如果说相遇是寻找的结果，那么相遇又指向何处？斯特凡妮·科尔克的《乳汁》 （Milk） 给出了一种答案，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找回真正的自己。

在女性题材不断丰富电影创作所能触达的现实领域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困境得到了被正视和讨论的机会。 流产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乏艺术作品的呈现，实则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在女性身上那极为复杂和强烈的情感和思想变化，却总是处于被忽略的境地。

在电影《乳汁》中，流产后的罗宾在捐赠乳汁的过程中，不断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她想要消解痛苦的希望也一次次破灭，但是她仍然近乎执拗般坚持着这一过程，因为她愈发明确地行走在一条自救的路上。 强大的情感能量在影片的极简风格中得到了完全释放。

但精妙的是，情感本身的完整性和冲击力却没有损失，甚至因为留白的存在而更加震撼。

银光四时，与你重逢

自2013年创办至今，“天坛奖”已经走过一轮，如果参照人生四季，尚在早春时节的“天坛奖”，却也开始迎接电影人的回归。当电影人将“天坛奖”标记为他们创作生涯的重要节点时，“天坛奖”也在持续关注着曾途经于此的电影人摄下的每一帧光影。

导演巴塔妮娅·卡帕托执导的电影《韦素山丘的学校》 （A School in Bone Hill） 在2021年入围了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主竞赛单元，影片所传达出的那种朴素的美给评委和观众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今年巴塔妮娅·卡帕托和阿德里安·苏亚雷斯共同执导的电影《蚁女》 （The Ant Woman） 再次入围“天坛奖”。

《蚁女》不但继承了巴塔妮娅·卡帕托对于儿童视角的创造性使用，更是通过动作解答影像、重复凸显差异的策略，来呈现一种代入式的观看过程，最终捕捉到那些潜藏在记忆和日常深处的最幽微的情感。

2022年凭借《一个不愿观看〈泰坦尼克号〉的盲人》 （A Blind Man Who Did Not Want to See Titanic） 获得第12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奖的芬兰导演泰穆·尼基携最新力作《直面死亡的男人》 （Death is a Problem for the Living） 也将再次角逐“天坛奖”十大奖项。

如果说《一个不愿观看〈泰坦尼克号〉的盲人》的成功在于泰穆·尼基对于非常规生活的体察和对电影声音的精准掌控，那么在《直面死亡的男人》中泰穆·尼基不仅充分贯彻了这些策略，而且放大了此前已露出端倪的黑色幽默属性，在双线叙事的来回开合中实现了真正超越生活的双向救赎。

电影节的意义不仅是世界范围内优秀电影的集合，更是电影人的聚会，每一刻都可能出现新的碰撞与交流，重逢也因此变得更加惊喜。

曾担任第十一届“天坛奖”国际评奖委员会评委的娜丁·拉巴基不仅是一位专注民族艺术与女性议题表达的电影导演，同时也是一位相当出色的演员。

她在本届“天坛奖”入围影片《回到亚历山大港》 （Back to Alexandria） 中贡献了极为精彩的表演，而本片导演塔梅尔·鲁格利虽然首执导筒，但是面对一个相当经典的母女代际情节剧的框架，他以结构喻“追寻”，兼以独特的记忆具像化手法，情感真挚，气质轻盈，足以证明他的潜力。

入围“天坛奖”的三部国产电影中，由张国立执导的《朝云暮雨》 更是实现了范伟和周冬雨这两位“天坛奖”老友的合作，影片男主角老秦的扮演者范伟曾凭借《不成问题的问题》获得第七届“天坛奖”最佳男主角奖，女主角常娟的扮演者周冬雨曾担任第十三届“天坛奖”国际评奖委员会评委。

老秦和常娟是一对处于人生边缘的“特殊”夫妻，在种种不匹配的标签下，却有着脆弱而又深刻的情感。他们的遇见，更像诞生于悲剧中的奇迹所赠与的与美好过往的重逢。

如果说寻找是开始，相遇是偶然，那么重逢就是一种奇迹。相较于岁月的漫长和天地的广阔，人与人的重逢更显难得，也更加珍贵。特别是在当下，世界被技术无限缩小的同时，我们却总是处于分离和失散的状态中。这里有一种始终牵动人心的孤独感。

而电影节恰恰有着这样一种魔力，它将我们从各处召集，从昏暗的格子间到静默的书斋，从晨起跃动的交通线到深夜独行的街巷，我们纷纷从一种日常状态中抽离出来，以同一个名义进入银光世界，在新的时空中，不只有相遇，还有重逢。电影节之所以以年为单位循环往复，就是为了一个个重逢的时刻，是观众与电影的重逢，也是电影人与北影节的重逢。

在这个春天，诚邀各位观众朋友与“天坛奖”一起光影同游，银海泛舟。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将在电影节期间于北京多家影院进行展映，入围影片详情和具体展映信息将随后公布，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