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永历八年（1654年），不堪受制于孙可望凌辱的永历帝，先后几次派人，送出密敕给李定国，让其护驾。

然而在李定国收到密敕的同时，密敕事件也东窗事发，被马吉翔、庞天寿探知。

1、密敕事件的东窗事发

首先是蒲缨、庞天寿等人，他们正为永历帝考选授官一事恨得咬牙切齿之时，听到了密敕传闻。

便说：“此辈死无日矣！”

几天后，马吉翔密报孙可望的书启飞递至安龙。

庞天寿、马雄飞得启急送至王爱秀处说：

“马公访得朝中有两次差官赍敕往西藩去召他带兵迎驾，现有启报秦王，烦公即发拔启闻。”

王爱秀闻有此事大惊，他说我是主掌这里军政大权的提塘，此事也应由我上报。

这也正合庞天寿、马雄飞的心意，他们生怕犯失察、失职之罪，于是便说：

“公果真是启散我辈性命，诚再生之恩也。”

孙可望同时收到马吉翔和王爱秀报告密敕之启，大怒。立即派郑国前往南宁马吉翔处打听林青阳、周官活动情况并侦察李定国虚实。

同时监视安龙朝廷。这时马吉翔不断将探听到的林青阳、周官之事上启孙可望，斗争已相当紧张。

主动参与密敕的徐极、杨钟、赵康禹等人以攻为守，交章参马吉翔欺君卖国，与庞天寿表里为奸。

永历帝也表现异常坚决果断，发旨令廷臣“公议治罪”。要雷厉风行立即处置。

庞天寿及马吉翔弟马雄飞，为躲避灾难，逃至贵阳，将参与密敕之臣一一密报孙可望。于是一场残酷的迫害展开了。

当孙可望所差之人赶到田州常荣兵营时，方得知林青阳已于十天前离开这里。郑国将马吉翔从南宁召回，因孙可望怀疑他也参与密敕之事，命与各可疑大臣当面对证。

2、大臣的屈辱

三月六日，在孙可望的指示下，郑国、王爱秀召集各官在一起。

郑国说：

“马吉翔已拿在此，列位要明白说出林青阳、周官赍敕之争，他果与谋否，以便回复国主。”

国主是指孙可望。

吴贞毓说：“学生职司票拟，关防严密，如何晓得？”

以不知情况加以搪塞。

郑国说：“既如此，我到朝内请上面对！”

这是要把永历帝叫出来对质。于是诸臣被逼都来到朝廷，永历帝被迫出来于文华殿见群臣。

郑国、王爱秀上奏说：

“西藩私通朝内奸臣，胁敕要封。国主已发人往孥正法，林青阳、周官不日便到。皇上可知是何臣主持？待臣等好好回复国主。”

这是逼永历帝招供。

永历帝说：

“密敕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数年以来，外面假敕假宝亦多，尔等还要密访，岂皆是朝里事？”

矢口否认，并把问题轻轻掷到别处。

郑国、王爱秀见永历帝如此滑头，无法逼出结果，便愤愤离去。

并与庞天寿气势汹汹地进入朝房，同时要朝臣也立即到这里集中，威胁道：“我们要回青州，列位须快说明白！”

吴贞毓说：“皇上虽值播迁，朝廷法度尚在，谁敢妄行？学生们实不晓得！”

仍不承认。于是郑国、王爱秀及庞天寿等便将吴贞毓、杨钟、郑允元、蒋乾昌、赵庚禹等人逮捕。俱收锁王爱秀宅中。

接着又进宫于坤宁宫外擒张福禄、全为国二人。

太后及皇后“稍问之，天寿怒目诃之，径出。”气焰十分嚣张。

这时孙可望的冷孟銋、朱企鍈等入宫逼永历帝指出密敕是何人所为，“以便处分，不然危亡在旦夕。”

永历帝说：“汝等逼朕认出，朕知是谁！”说罢，“悲愤而退”。

第二天，郑国、王爱秀等备齐各种刑具，再次逼被逮诸臣招供，仍拒不招。

除吴贞毓一人以大臣免刑外，一一加以酷刑。

诸臣“痛苦难禁，惟呼二祖列宗”。

这时张镌、周允吉、徐极挺身而出说：

“此系我等所为。因我君性命悬于贼子之手，惟藉安西一着，或可保延朱氏国祚，今既事败，天也，生不能戮力王庭，死当为厉鬼，以杀奸逆，奈何箝口以贻主上忧乎？”

于是要纸笔交代同谋之人。

但郑国等人仍不甘心，追问是谁撰写敕稿？

张镌说：“吾为之。”周允吉说：“改定者我也。”
又问玉玺从何而得？张福禄说：“我为尚宝，宝由我盗用”
郑国问：“皇上知否？”他们说：“未经奏明。”
对此回答他们不满意，于是又加刑逼供。
张镌便说：“果有主使者。”
郑国问是谁？
张镌厉声说：“逆贼孙可望也。”
郑国气愤得大骂，张镌也以大骂还之，18人“亦皆同声不可屈”。

郑国等把审讯情况上报孙可望后，孙可望便发令，以被捕诸臣“为奸，以马吉翔为忠”，并请永历帝“裁断”。

永历帝被逼得无可奈何“忧愤御殿”，令廷臣公议。

于是这些唯孙可望之言是听的廷臣，便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八字定案。

18人均被定为死罪。马吉翔、庞天寿仍不甘心，以为永历帝皇后必是知情者，一定要永历帝废掉，由于皇后的“泣诉，事得已”。

接着郑国等假借永历帝的名义发出一份诏书，称颂孙可望“力任安寝，昆予一人，二年以来，渐有成绪，朕实赖之。”

攻击吴贞毓等人为“罪臣”，“包藏祸心”，“贻祸封疆”，所以这些人“无分首从，宜加伏诛”。“朕德不明，深自刻责”，加以引咎。

完全按孙可望的意志，对永历帝及其朝臣加以否定，进一步制造其无能、甚至祸国的舆论。在这个问题上永历帝完全被摆布了。

定罪当天，吴贞毓等诸臣便被杀害。

他们被绑赴法场时，“俱神色不变”，望阙叩头说：

“臣子一念，今日尽矣。无以报国，虽死有余责耳！”“天寿、吉翔、雄飞朋胁为奸，欺君卖国，我辈今日为他杀尽，他日必借秦王势挟制天子为所欲为，中兴大业从兹已矣！”

他们“临刑绝无戚容，各赋见志。”

他们以凛然的正气，为维护永历朝、为忠于永历帝慷慨就义。他们遗体合葬于安龙北郊的马场。

永历帝亲自设计的密敕之举，竟这样以惨痛的代价宣告失败。

3、孙可望的威胁

永历帝本想借发密敕来解救自己，脱离虎口，不料事机不密，适得其反，忠耿之臣几乎被一网打尽，自己又更深地陷入了孤立与恐怖之中。

孙可望变本加厉地专横跋扈与咄咄逼人，使他简直喘不过气来。

当18人被杀之后，孙可望向永历帝上了一份奏疏，气势汹汹地说，皇上你是在“两粤并陷”，“国步既已穷蹙，加之叛爵焚劫于内，强敌弯弓于外，大势岌岌”可危之时，是我派贺九仪“星驰入卫”，才使你“晏然无恙”的。

把你迎来安龙已经3年，“才获宁字，又起风波”。难道能让那些“误主”之人“再陷”你于困境吗？

他又说：

“臣累世力农，未叨一命之荣、升斗之禄，亦非原无位号不能自雄者也。沙定洲以云南叛，臣灭定洲而有之。又非无屯兵之地难于进攻退守者也。总缘孤愤激烈，冀留芳名于万古耳！即秦王之笼命，初意岂观此哉？臣关西布衣，据弹丸以供驻跸，愿皇上卧薪尝胆，毋忘濑湍之危。如以安龙僻隅，欲移幸外地，当备夫马钱粮护送，断不敢阻，以蒙要挟之名。”

这是公开向永历帝挑战，其实这是威胁他只许老老实实，否则将有不测之灾。

在孙可望这种无人臣礼的态度下，永历帝在安龙的处境愈加困窘，“涂苇簿以处，日食脱粟饭。守将承可望意，更相凌逼，挟弹射鸟，直入其门。文吏乘奥呵殿过之，不复下”。

这是明目张胆地对皇权的冒犯与凌辱。

从此，永历帝“笑啼言语不敢自由。中宫、太子重足而立，惴惴焉刻不自保，以生帝王家为不幸矣”。

密敕之事，更使孙可望“恨安西不置”，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下令云南守将王尚礼，将李定国在昆明的家眷及文武兵丁妇女，加以抄没，分配于各营。

因王尚礼考虑，如将李定国大营分散，“将滋内乱”，出现不可收拾的严重后果，而接连上启陈明利害请求收回此令，这才作罢。

但却下令取消了对李定国在云南的安西大营的粮饷供应。对此，王尚礼不敢违背，但为稳定大局，他暗中仍予接济，致使李定国家眷及安西大营，“得不狼狈”。

孙、李矛盾进一步加剧。从此，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互相提防和牵制之上，严重影响了抗清大业。

密敕案之后，孙可望除对永历帝、对李定国采取毫不留情的态度之外，他自己则是加快了准备称帝自立的步伐。

他从贵州回云南，选择吉日，准备六月初一称帝登极。可是到期，已制作好的皇冠竟小得不能戴，从清晨到中午又“大雨倾盆，雷电交作”。

“可望不悦而止，遂归贵州”。当然他绝不就此罢休。八月，孙可望设科取士，“以慧光寺为贡院，取中陈士基等五十四人。”

俨然朝廷。困居安龙的永历帝已毫无作为。度日如年的永历帝环顾左右，可以辅佐他的文臣武将已无一人，处境危殆。

此刻他把唯一生存的希望寄托在李定国身上。

4、李定国的彷徨

李定国当密敕案事发之后，为防止兵强势盛的孙可望的袭击。开始转移部队，进行东征。从四月起，复廉州（今广西合浦)、雷州（今广东海康）、高州之后，连续攻取罗定、新兴、石城、阳江、阳春等县。后进攻梧州，不克。

从十月起，进围广州。并与海上郑成功取得联系，约定同时进兵，于广州会师。

李定国按期组织兵力猛攻。

十二月，再攻新会。由于郑成功约期之兵不至，李定国数月包围，消耗极大。

而清朝增援大军开至。结果于新会珊洲一战败于清兵，损失惨重。

数月间收复的三府三州十八县尽失。广东难以立足，于永历九年(1655)春退守南宁。

此时，李定国之军仅6000人。处于衰困状态。但这一军事转移，却使不知虚实的孙可望大惊，他以为李定国就要袭击安龙，前来接驾。

于是急遣刘镇国、刘肇明、张明志等十三营兵马，共4万之众，由关有才统帅，“迎拒定国”。

关有才一过安龙，便实行坚壁清野，“尽烧土汉仓贮，以绝定国之来”。

此时的李定国已夹于两个强敌之间，可谓腹背受敌，形势岌岌可危。正在这困迫之时永历帝密遣的兵部侍郎萧尹持血字诏书来到南宁。

李定国奉诏，“伏地恸哭不能起”。感动万分，他表示要“誓死先为陛下除逆贼，后议恢复。”决定把接驾迎永历帝作为首要任务。

但谈何容易！

李定国虽驻南宁，却“衰弱不振”，面对和他直接对阵的孙可望的总兵官张明志、关有才等，“计无所出”。

这时，他的中书金维新、曹延生说：

“明志等兵虽多，皆帅主旧部下，安敢相敌！今以奇兵袭之，彼不虞我之至也，且惊而溃，我乘胜至安龙，迎皇上入云南，美名厚实，兼收之矣。”

李定国同意了这个分析，于是安下心来，伺机而动。事实确如金、曹二人的分析。关有才等率4万之兵开出之后，经过侦探，了解到定国的虚实，断定“定国所向，绝无入滇之信”。

真是“不虞我之至”。于是屯兵出州。

但时间一久，由于兵马众多，田州地小，粮饷不继，便就近劫掠，因所得无几，为生存计，便逐渐远去掠食，因而田州各军营多为空营，而守兵很少。

李定国探得此情之后，便派兵偷袭。抄小路急驰三昼一夜，突然来到田州，一举攻入关营。当时关有才不在营中，刘镇国等以为清兵从天而降，慌张逃去。

其余兵将知是李定国来到，“皆胆落跪迎”。

李定国并未展开厮杀，而是以好言相谕，“两军相遇，如家人父子，喜慰交庆”。

次日，李定国又对关有才的部下说：

“本藩与秦王兄弟也，为小人所间，彼此情不自通。将来相见，兄弟之好如故。岂有令尔等杀戮之理乎？本藩回西粤时，已分兵下贵州，今下云南，兵马众多，尔等且宜歇息，俟本藩会晤秦王，另调尔等出兵。”

话虽有虚有实，但感情真挚。说毕又发银2万两犒军，“众皆感悦”。李定国遂不动干戈，瓦解了孙可望相拒之师，并收得3000余人，壮大了自己。

十月，孙可望担心关有才兵力不足，派遣白文选率兵援助。

5、叶应祯的逼迫

当白文选来到安龙朝见了永历帝后，方得知关有才已弃营而逃。

于是驰报孙可望，而自己则留住安龙不动，别有打算。

白文选、陕西吴堡人，张献忠大西军前军府都督，与王尚礼、王自奇为同辈。

张献忠死后随孙可望等入云贵。永历四年(1650)随刘文秀进兵四川，留守嘉定。后攻湖南，以象阵克辰州，而“威声颇著”。

他虽为孙可望信任，但“心不直其所为”。

当时明四川巡抚钱邦芑，见其“忠诚可用”，便激励他说：

“忠义美名也，叛逆恶号也，孺子且辨之，丈夫可身陷不义乎？”

白文选“大感动”，决心效忠明室。

后钱邦芑同他谈到永历帝困居安龙，指出“主辱臣死”的道理，并“泣下数行”。

白文选“折箭誓必杀可望”。

当孙可望派白文选进安龙增援关有才时，正合文选心意，决心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