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穆涛长期沉潜于典籍阅读，从《史记》《汉书》入手，上读先秦典籍，下读唐宋、明清文献，经、史、子、集四部无遗。读原典，从典籍中汲取养分，抒写散文；把自己由一个编辑、作家读成了“汉代的经生”。他最新的历史散文作品集《中国人的大局观》是一本读史札记，共有五个专辑，分别为：“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腹有诗书气自华：关于《诗经》和《尚书》”“册命之辞：中国古代官员的任职谈话”“在制衡与失衡之间：《汉书》认识笔记”“黄帝给我们带来的”。本书以《诗经》《尚书》《史记》《礼记》《汉书》《春秋》等典籍为底本，对照当今，对传统、文化常识等给出鞭辟入里又幽默风趣的阐释，对深植于中国人内里的文化气质予以全方面展现，并结合一些社会问题，点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深远影响。
文风是关乎文化生态的，也关乎社会风气。政府的“官样文章”与作家的“民间写作”，都在这个生态之中，是一个湖泊里不同种类的鱼。一个时代里，与“官样文章”相比，作家写作的“清醒者”就会显得另类，从这个角度看，一个作家，如果能做到“开一代文风”就显得特别珍贵了。
韩愈开“八代文风”，何其贵重!
中国古代以汉代的文风为重为尊，苏轼评价韩愈上接八代，是从东汉算起。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是文风革命，核心内容是推崇汉代文章的质朴和清醒。杜甫在《偶题》中，开明宗义讲明了他的文学认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文章千古事，写作者要以心知得失，知社会得失，知人性得失。进入历史的作家都是独具个性的，没有浪得虚名的。这样的文章之道已经失传了，但在汉代，是很普遍的认识。
我们今天的文学，有没有背离杜甫的这种认识呢?现在各种文学奖盛行，如果只是以奖论文学，就是浪得虚名。
“汉道盛于斯”，汉代的文风是需要我们踏实去研究的。“汉唐气派”这个词，指示的基本就是中国气派。
中国古代官员是有文化自信的
中国古代的官员，是有文化自信的。因为是学而优则仕，要熟读儒家经典，再经过科举考试，成绩突出的，才能取得国家公务员的上岗资格。这种国家干部选拔模式，由西汉至清末，由察举制到科举制，用了大约两千年。尽管弊症也多，但至少有两个好处：因为是以读书取士，基本保证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在全体国民的平均值以上，其中有众多官员，自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专家，甚至是大家。对底层人的大门是敞开的，给普通人以希望之光，平头百姓只要读书有成，就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西汉进行干部体制改革，最初是无奈之举，因为新的权贵阶层出现了，建国功臣的二代和三代在地方坐大坐强，甚至爆发了“七国之乱”，已经危及国家安全，迫切需要对公务员的结构进行大换血。西汉的察举制，是推荐制，被推荐者的基础配置，是《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这五部经典读得出众。隋唐之后科举来了，必须经过严格规范的考试，考试范围扩大到“十二经”。到宋代，收入《孟子》，成为众所熟知的“十三经”。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范围缩小了，重点是“四书”，《论语》《孟子》，之外还有《大学》和《中庸》，后两部书是“三礼”中的部分章节。熟读了“四书”，考个秀才是可以的，但要中举人，进进士，不研究“十三经”是过不了关的。古代的官员都是经过儒家经典浸泡蒸煮过的，有中国心，自然是中国气派。
秦始皇的焚书政策是公元前213年实施的，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毁书，不单是书禁，主要是思想禁，禁书的重点是六国的史书、《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著作。秦朝这个大帝国仅存在了十五个年头，不是被陈胜、吴广的队伍打垮的，是自己把自己弄崩溃的。西汉建立之后，吸取秦的教训，开书禁，解放思想，并且把思想同中国传统智慧密切联系在一起。熟读了“五经”，才能做官，这是西汉帝国的大器之处。
古代的干部教育，重视中国智慧的同时，还重视对《礼记》这部书的研究和普及，礼是规矩，礼仪之邦是规矩之国的意思。《礼记》是中国规矩和中国秩序集大成著作。中国古代的政治，要求国民守规矩，更要求官员懂规矩，用规矩，并带头守规矩。通常礼和乐关联在一起表述，即礼乐制度。乐是《乐经》，孔子晚年删定“六经”，“五经”之外还有《乐经》，但这本书毁于秦火，佚失了。汉代儒生凭记忆整理出一部分，并入《礼记》之中。乐的核心是心态，一个人做成大事，健康的心态很重要。一个大国，尤其要有大国心态。“广博易良，《乐》教也”，“《乐》之失，奢”。奢是过分，也含有形式化的意思，要防止过分之举，也要以形式主义为戒。
当规矩和文明沦落之后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达焚书令，全国范围内实施大面积书禁。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一个浩大的帝国只存世十五年，其中的教训应该深刻反思。也在这一年，项羽率兵进了咸阳城，放了一把烧了三个月的火，整个秦皇城，包括国家馆存图书，全部化为尘埃。秦始皇的焚书之害，是恶劣的政治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次大扫荡，也是对战国以降百家争鸣宽松文化生态的终结。
从文化的角度看，由秦国终结思想活跃的战国时代，本身就是个悲剧，因为是法家胜出。法家是只讲胜负而不择手段的代表，打着文化旗帜做反文化的事情。《史记·商君列传》里有一个“三丈之木”的典型案例，商鞅在一系列改革措施出台之前，搞了个取信于民的测试，把一根三丈高的木头竖立在市场的南门。市场是人多眼杂之地，便于广告。在木头边上贴出一张告示：谁把这根木头搬到市场北门，奖励十金。告示贴了三天，没有人理会，因为奖金高得离谱，老百姓以为是政府设下的骗局。三天后更换告示，把奖金提升到五十金。一个混混抱着赌徒心理把木头搬到北门，于是他得到了五十金。这是典型的秦政府思维模式，实质上不是取信于民，而是不管他们做的事情多么出格，多么不靠谱，都不要去怀疑，只管相信并遵守就够了。秦国在公元前221年实现国家统一，十五年后，帝国大厦崩溃。大秦政府不是让陈胜吴广的游击队打垮的，而是失信于民，民心丧尽。春天到了，一棵树上的叶子绿了，漫山遍野的就都绿了。
（未完待续）
责 编 | 高思佳
审 核 | 张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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