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7日，党中央毛主席亲自签署命令，调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到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考虑到当时，原西南局第二书记刘伯承已经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并出任院长兼政委，西南局的工作都由贺老总负责，中央决定重新调整西南局的领导班子。
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宋任穷调西南局任第一副书记，张际春任第二副书记，李井泉任第三副书记。
不过，宋任穷调西南局工作后，对副书记的排名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张际春、李井泉都应该排在他前面，特别是张际春。
“张际春同时是第二野战军的第三号人物，地位仅次于刘邓。”
之所以称张际春为二野三号人物，主要是因为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一
在许多战士心目中，二野的首长就只有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他们四个人可以看做是一个整体。
四个人中、刘伯承是二野司令员，李达是参谋长，所以他们之间主管打仗的事儿，而邓小平与张际春则主管政治工作，当然，在实际配合中，四个人经常是不分彼此。
四位首长说话做事风格都不尽相同，比如刘伯承威严而又亲切、邓政委严肃而又冷峻，相比之下，任副政委的张际春就要和蔼很多，以至于在战士心目中，有“老妈妈”的称呼。
张际春的革命资历很老。
1900年12月20日，张际春出生于湖南宜章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22年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因受到校讲授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毛泽东的影响，逐渐倾向于革命。
年轻时的张际春，最出名的事就是同张经武、曾希圣、伍云甫等同志一起在第三师范学校发动和领导了驱逐反动校长的学生运动。
至1926年11月，张际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过，张际春还没入党一年，蒋介石便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12日），张际春也遭到通缉，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在老家宜章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1月，朱德、陈毅领导南昌起义一部分队伍来到湘南，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张际春也积极在老家发动农民运动响应。
湘南起义失败后，张际春随队伍上了井冈山。
张际春虽然不是军事干部出身，但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部队工作，并担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党支部书记居多，因此积累了丰厚的政治工作经验。
做部队政治工作，自然也少不了宣传。
张际春是党内出色的政治宣传家，早在红军时期就担负宣传工作，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期间，就自编自导了讽刺剧《庐山之雪》，广受红军指战员好评。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成立了红军大学，张际春调任政治部主任和政治主任教员。还动员同学们利用业余时间办战火墙报、出《红炉》校刊，反映学员的学习、生活、思想动态，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很有吸引力，对提高思想觉悟，增强革命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
张际春负责政治工作，并不单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自己身体力行来完成。熟悉张际春的人都称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对同志们更是关怀备至。
1943年1月，抗大接到中央命令返回陕北，时任抗大政治研究室主任的沙旅却有些忧心，因为他刚准备和太行鲁迅艺术学校工作的女朋友段方结婚。
战争年代结婚并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容易，是要经过组织批准的，沙旅与女友段方好不容易才达到条件，却很快又要因为一纸调令而天各一方，可即便是临时操办婚礼也来不及，当时命令下达的很突然，出发的日期一日紧似一日，而双方距离间隔100多里，一来一回时间上根本来不及。
时任抗大代政委的张际春听说了此事后，为了成全这桩喜事，立马写了封调令给鲁艺，巧的是，当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罗瑞卿正准备到鲁艺视察。
罗瑞卿知道事情刻不容缓，快马加鞭赶赴鲁艺，并把调令交给鲁艺负责人，在领导同意后，段方立马踏上去抗大的路，当时抗大已经出发，段方骑着马沿途不敢休息，仅三天时间就赶到了抗大临时停留的驻地。
至陕北绥德后，沙旅与段方便举行了婚礼。
对于这段经历，直至多年后，沙旅仍然很感动，如果不是张际春写的那张调令，他和段方的婚礼还不知要到何年何月。
沙旅、段方的故事，也只是张际春一生之中遇到的最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他始终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被许多抗大的师生誉为“严师、慈母、好领导”。
宋任穷就曾这样评价过张际春：
“张际春同志任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多年，他作为红大和抗大优秀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为培养造就大批治党、治国、治军人才付出了很大的心血，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1945年4月，张际春在延安出席七大，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8月出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并兼任宣传部长、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不久后又兼任了政治部主任。
从这天开始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张际春便一直在刘邓首长身边配合工作，是刘、邓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
张际春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军区、野战军工作期间，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如何改造、教育新加入部队的解放战士，并发掘了全军典型“王克勤”。
王克勤是个解放战士，在国民党军中当过三年兵，受尽了欺压，被俘后经过教育，加上亲眼看见解放区老百姓都得到了土地，过着自由和丰衣足食的生活以后，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后来成为我军的战斗英雄。
张际春不仅在全军推动学习王克勤的运动，还学习王克勤的经验，在全军开展诉苦、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使得部队保持了旺盛强大的战斗力。
1947年5月，中央研究决定转入战略反攻，要求刘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为了执行这一战略任务，中央同时决定，成立新的中原局，张际春任中原局常务委员。
值得一提的是，至1948年5月，鉴于中原的战局变化，刘邓向中央请示扩大中原局干部的规模，中央后来从华野调来不少干部充实中原局。
其中陈毅、邓子恢调任中原局后，分任第二、第三书记，陈毅还兼任陈毅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但并没有影响张际春在中野的实际地位。是中野仅次于刘陈邓的“四号人物”。
可即便如此，张际春却始终很低调。
三
张际春始终坚持与部队战士们同甘共苦，也赢得了战士们的尊重。
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过黄泛区时，有战士注意到张际春行走很吃力，跟不上大队，劝说他坐一段时间车，被张际春婉言谢绝。
一次，部队搞宣传，将张际春的相片同刘邓首长并列摆放在一起，张际春看见以后，严厉指出：
“一个庙里有几个神？怎么能把我和刘邓并列！”
在张际春严肃要求下，战士们无奈撤下了他的照片。
1948年，部队驻扎在宝丰柳林镇，有一个部队的同志来野司政治部组织部联系工作，结果遇到了在村头散步的张际春。
这名同志询问张际春打听组织部的所在，张际春告诉他：
“农村没有门牌不好找，我带你去吧！”
从始至终，这名同志都没有认出，眼前的这个人是仅次于刘、陈、邓的“四号首长”张际春。一直到找到组织部后，有工作人员打招呼，来人这才知道眼前之人就是张际春，他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我原以为他是伙夫、马夫呢！“
张际春有个习惯，经常不打招呼就到各部门视察工作，以至于身边的警卫经常弄丢“首长”。
张际春不喜欢自己身边前呼后拥的跟着人，哪怕是后来建国以后。
1949年12月，张际春兼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一次他乘车到重庆市委去，结果车坏在半路，警卫员想打电话再要一辆汽车过来，被张际春拒绝，坚持走路去，结果到了重庆市委后，因门口守卫不认识拒绝他进门。
事后误会解除，守卫连连道歉，张际春不仅没有怪罪，反而还赞扬他：
“你做得对。”
1950年，张际春应邀到西南革命大学做报告，当时保卫部门决定派几个武装战士随身保护，被张际春严词拒绝：
“这是干什么？这样前呼后拥的不好，这与国民党官僚有什么区别？我们可是要警惕呀！”
不过有个特别遗憾的事情是，张际春后来未参与55年大授衔。
事实上，张际春在建国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担任军职，至1955年5月，张际春还兼任着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按照这样一个逻辑，张际春被授衔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评定各级干部等级的指示》，对地方与军队干部统一进行了行政评级，当时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张际春，被评为军委委员级，参照同样被评为军委委员级别的大多数人，1955年都被授予了大将军衔（少数是正兵团级，比如王树声、许光达）。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类似黄克诚的情况，张际春还同时参与了地方评级，被评为行政四级，这一级别按照享受待遇，对应的也是大将军衔。
张际春后来之所以未被授衔，主要原因是他在建国后从事地方工作比较多，更为关键的是，在1954年1月，毛主席亲自点名张际春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要知道在当时，授衔的消息已经人所共知，此时离开部队，就意味着与授衔无缘，但接到中央命令后，张际春没有丝毫犹豫，就交接了工作。
面对他人的惋惜之声，张际春坚定地回答道：
“能够继续为国家工作我已经很开心了，更何况，和那些在战争年代牺牲的同志们相比，我已经够幸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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