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没了，人也没了。
文丨华商韬略 陈斯文
2009年，十八年没拍过片子的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准备再当一次导演。
他拿到了一个好剧本：《建国大业》。
在《建国大业》的投资方里，不乏中影、英皇、寰亚等巨头，一家名叫DMG的公司，尽管名不见经传，也位列其中。
打动韩三平的，是DMG老板肖文革的一句话：
“我不是来分钱的，而是来帮着赚钱的。”
在所有的公开资料里，肖文革的出身都是一个谜。
他出生在1967年，因此起名“文革”，多年后，感觉时代烙印太强的他，还曾把名字改成了“肖文阁”。
他自称出身军人家庭，曾经在政府和部队工作，而这种经历往往会被当成是“有关系、有能量”的。
1993年，肖文革创立了DMG娱乐传媒公司，两个合伙人，一个叫丹·密茨，对外官宣是来自美国好莱坞的导演；另一个叫吴冰，是八十年代的全国体操冠军，退役后沉浮香港，从武打替身开始，拍了一连串动作电影。
▲从左至右为肖文革、吴冰、丹·密茨
据肖文革自述，三人能走到一起，是因为“都是电影的狂热爱好者”。
但DMG的起家业务，却和电影没什么关系。
关于要不要干电影，他们讨论了好一阵子，结论是90年代的中国电影刚起步，院线少、观众少、市场有限，最重要的是：审查制度太严。
《红高粱》被批缺乏崇高、歌颂土匪；《大红灯笼高高挂》被批丑化民族、迎合洋人；《活着》差点给枪毙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送审时，姜文浑身紧张，整天拎着一把斧子在院里转悠。
人都快神经了。
所以三个人达成了一个约定：宁可不做中国电影的先锋，也坚决不做中国电影的先烈。
但不拍电影的DMG仍然拿起了摄影机——给企业拍广告片。
这个业务，DMG干得很真诚。用吴冰的话说：
“再小的广告片，也当成好莱坞大片拍，再小的客户，也当成大客户维护。”
靠这份真诚，DMG开始在广告公关行业崭露头角。根据官方宣传，十几年里，美国Summit广告奖、戛纳广告金奖、伦敦国际广告奖提名，DMG把圈子里的大奖拿了个遍。
它的客户，也从最早的嘉陵摩托，一路扩展到宝马、奥迪、耐克、NBA、一汽大众、中国移动等国际大品牌。
但肖文革他们，仍然一直在暗中观察中国电影，等待一个入场的好时机。
多年后，当媒体问到“好时机究竟是什么”时，肖文革和吴冰同时伸出一只手，对着镜头张开了五指。
张开五指的手，代表的是5000块银幕。
2009年，中国电影院线的银幕总数突破了5000块。对于行业，这里面藏着两个机会。
一方面，如同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一样，5000块银幕，意味着中国电影的市场规模冲破了临界点，消费者观影需求上去了，中国电影终于可以靠市场养活自己了。
另一方面，作为国内广告业的资深机构，DMG曾经为许多客户做过电影广告植入，肖文革他们很清楚其中的商业价值——5000块银幕，就是5000块广告牌。
喜上加喜的是，根据肖文革打探来的“内幕消息”，国务院正在制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影视制作行业被列为重点发展行业，过去的审查制度将会松动。
大干一场的时候，到了！
为了进军中国电影行业，DMG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在美国成立分公司，收购好莱坞的剧本公司，也包括找一个“打响第一炮”的机会。
那一年的春天，肖文革他们发现了一个绝佳的良机：18年没拍电影的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居然要重新拍片了。
打动韩三平的剧本，叫作《建国大业》，反映了抗战胜利到新中国建立的历史，是一部向建国60周年的献礼片。
在那之前的主旋律影片，其实不太能吸引观众。但在电影筹备会上，名导陈凯歌出了个主意：想让更多人进电影院，就要搞全明星阵容。
于是剧组开始到处拉人，一开始大家都不太情愿，但随着姜文、张国立、葛优、陈凯歌、冯小刚等人的加入，影视圈纷纷行动，主动表态要来参演，不少经纪人甚至托人表态：
就是不说话，露个脸也行。
《建国大业》的明星越聚越多，等到周星驰想要参演，另一位导演黄建新回复说：
“抱歉，您连跑龙套的机会都没了。”
最后，《建国大业》剧组集合了172位专业演员，其中明星、名导83位。为了电影拍摄，多部门一路开绿灯，连南京的“总统府”景点都破例让剧组进入。
让片子更有商业价值的是，这些明星都是义演，省掉了巨大的片酬。基本上播了就能火，火了就能赚。
肖文革找到韩三平时，《建国大业》其实不缺投资方。虽然彼此早就认识，但韩三平并没有太强意愿让DMG分一杯羹。
可肖文革只说了一句话，就打动了韩三平：“DMG不是来分钱的，是来帮着赚钱的。”
肖文革拿来参与《建国大业》的资格，是中国电影产业一直想学，却始终没有学到手的盈利模式——在电影中不动声色，恰到好处的广告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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