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三月，春寒料峭，三道沟处处飘动着绿草气息。晨曦中，农舍袅袅炊烟青云直上。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露出粉红色的笑脸。雪岱山下，冰雪消融的泉水一路欢歌，奔向远方。乡间的小路上，牛羊低鸣，鸡鸭浅唱，偶尔几声犬吠，使宁静朦胧的乡村多了几分真实与生动。啊，多么美丽真实的一幅水墨画啊！
清晨，我轻声慢步地走进三道沟村，生怕破坏了这一份宁静和谐的田园风光。
我今天要采访的对象是留守珲春的上海知青赵忠烈的家，走进他家的院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近200平方米的砖瓦房，墙面贴的是花瓷砖；房前有近二亩园子地，里面种植了中药材当归；仗子周围，种满了各种花草树木；房前屋后堆满了烧火柴，我估摸着，这些烧柴，四、五年都烧不完。我想起东北农村人的一句俗话：主人家会不会过日子，人勤不勤快，看柴火垛就行。鸡舍里，30多只母鸡和几只大红冠子公鸡在相互追逐，争抢着刨吃食。
赵忠烈夫妇近照
主人公热情地和我握手问候，一口刮拉松脆略带宁波口音的上海话，马上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感和陌生感，想不到他离开上海已经45年了，乡音说得还那么流畅。我夸张地对他说：“赵忠烈，你现在是家大业大啊，够得上地主了！”
宽敞明亮的大房间，墙面是这里最流行的大白，屋顶扣的是好看的扣板，地面铺上了地板，安装了保暖的塑钢窗户，房间里摆着上海式的大立柜，五斗橱，上海无敌牌的缝纫机。处处散发着上海人生活方式的气息。这一切的一切，与城市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呢？
我的采访从赵忠烈下乡开始的。
赵先生原来是上海市大连中学68届初中生。1969年3月6号在彭浦火车站上车，想不到，送他上车的大哥，在开车后，也悄悄地来到他的身边，告诉弟弟，他带了四个人，也准备去珲春插队落户。大哥赵忠樵是68届高中毕业生，已经分配到奉贤县星火农场工作，有工资，离上海又近，但是当时就是抱着一股子革命热情：年轻人就应该出去闯一闯，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的想法。大哥去珲春，家里人谁都不知道。到珲春县后，大哥主动要求到最贫困的城西生产队插队，赵忠烈分配到了马滴达三道沟插队。想不到69届初中毕业的弟弟，1969年7月份，也主动要求到珲春来插队，先分配到了大哥那里，后来又到了赵忠烈的生产队插队。一家兄弟三个，全部到珲春来插队，这种情况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赵忠烈的哥哥和弟弟相继回到了南方工作。
赵忠烈性格刚烈，好打抱不平，眼睛里容不下一点沙子，看见不公平的事情，会一声吼的。所以年轻时候也打过架，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不好意思。赵忠烈是集体户户长，集体户一共13个人，9男4女，基本上来自一个学校，三道沟是一个特别穷的生产队，劳动力特别少。一个工只有0.11元，到年底，谁干得多，谁倒贴的就多。第一年由于吃商品粮，粮食是够吃的，但是大家谁也做不好饭，赵先生就要求大家轮流做饭，吃饭很简单，一个12印的大锅，锅热了，贴上13个玉米饼子，下面熬上半锅白菜汤。赵先生带领大家，集体户有事情大家商量，有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所以集体户慢慢地走出了困境。
由于赵先生身体很棒，特别能干，开始他与社员一起出民工，搞副业，到山上去打木梆，抬原木，到林场修道，修桥，为地质队挖地槽，住的是地窨子，下面是哗哗淌的流水，上面铺上木板，然后铺上被褥，屋顶上是塑料布，那个时候生活特别艰苦。吃的是高粱米饭，没有菜时候，把黄豆放在湿沙子里捂热，让它发芽，然后用河水把沙子洗干净，黄豆芽炒着吃。有一次，四个知青抬大木头，由于活特别累，每一次做饭都是四斤高粱米，满满的一大盆饭，四个人就着白菜汤，似乎还吃不饱。
说实在的，当时生产队没有劳动力，全队只有几个年轻人，第二年，知青们成为生产队重要劳动力了，插秧，铲地，收割，打场，基本上全部靠知青来完成。赵先生想，生产队这样的操作方法，是无法走出困境的。于是他经常给生产队出谋划策，他身体特别棒，点子又多，还肯出力，特别能干，很快受到了大家的拥戴。1978年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专管搞副业，赵先生头脑活，点子多，哪里活多，哪里活出钱多，就到哪里去干。给部队修围墙，植树造林搞绿化，很快就改变了生产队贫穷落后的面貌，乡亲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1980年赵先生还兼职当上了大队护林员，身上的担子也更重，当然，生产队也越来越离不开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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