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上朝都是怎么上的？现在90%的人印象都是错的！|古代上朝|大臣|朝会|朱元璋

“ 皇上御朝则天下安，不御朝则天下危，早朝则救天下之全，迟御则救大下之半，若终不御朝，则大下终无救而已矣！” —左光斗

说起古代皇帝们上早朝，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不是像下面这幅图这样的一幅场景：

影视剧《山河月明》中的上朝景象

如果你的印象是这样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古代对于朝会制度的规定十分严格，上早朝的仪式十分繁琐，且参加早朝的文武大臣们人数众多，绝不像影视剧中那样才寥寥数十人而已。

那么古代究竟是怎么上朝的？都有哪些人参加朝会？早朝对于国家的治理到底有多大作用？为什么有些皇帝可以数十年不上朝却依然牢牢把持着国家大权？今天我们就以明朝时皇帝们的早朝制度为例来看看古代真实的早朝究竟是什么样子。

壹

明朝早起朝会制度

实际上各个朝代的朝会制度各不相同，跟每个朝代皇帝的执政风格有很大关系。明代以前，根据政事的不同，皇帝会分别在不同的大殿接见大臣，所以会有内朝、外朝、燕朝、治朝等不同朝会形式。

在唐朝，每个不同级别的官员朝见皇帝的频率有所不同，比如文官五品以上的以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以及太常博士等政府高级官员是每天都要朝见皇帝的，这叫“日参”，这些官员被称为“日参官”。

反映古代上朝盛况的画作

而其他官员则有“九参”（一月朝见九次）、“六参”（一月朝见六次）以及“四时参”（一年只朝见四次）等种种区别，这显示了唐朝朝会的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随着文武官员级别的降低，他们有机会朝见皇帝的频率也随之降低，并不是不加区别、一股脑全部朝见的。

可是这种情况随着明太祖朱元璋的到来而发生巨大改变。大家都知道朱元璋是一位精力十分充沛、控制欲极强、十分勤政的一位“模范皇帝”，他辛辛苦苦十五年，一刀一枪打下来的天下，一心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大明王朝打造成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的“理想之国”。

影视剧《山河月明》中的朱元璋形象

在开国之初，朱元璋沿用了元朝的中书省以及宰辅制度，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发现丞相的权力过于强大了，百官的章奏中书省和宰相可以自行处理，根本无需向朱元璋汇报请示，皇权有被架空的危险。

这对于拼了命打下来天下的平民皇帝朱元璋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于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掀起了“胡惟庸案”，诛杀了中书省右丞相胡惟庸并借机废除了中书省和已沿用千年的宰相制度，将六部升格为正二品衙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直接号令百官，大权独揽。

可是这样一来，皇帝的工作量可就大大的增加了，政事散于六部，没有人总领其纲，凡事都要请旨而行，大大小小的政事便如洪水般向朱元璋涌来。

影视剧《山河月明》中的胡惟庸形象

因此，朱元璋改革了朝会制度，他力图通过每天的朝会直面百官，将大明帝国所有政事的处置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当时朱元璋规定，每天两朝，除了早朝之外，还有晚朝。当时早朝的规模相当之大，大到六部尚书，小到九品小吏，甚至不入流的杂职，都要每天上朝，基本不做任何区分，乌泱乌泱数千人聚集在朝会之上，场面何其壮观！

除了每天的“常朝”之外，朱元璋规定每年的元旦（正月初一）、冬至和皇帝生日三天，以及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的“朔、望朝”还要举行礼仪性的大朝会，大朝在奉天殿（今太和殿）举行。每天的“常朝”则在奉天门（今太和门）举行，数千名官员在此奏事，皇帝一一进行决断，发号施令，往来寒暑，日日如此。

今故宫太和门（明朝前期称奉天门）

那么当时的早朝，朱元璋的工作量有多大呢？我们以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的一天为例，据史书记载当天朱元璋定府、部各衙门“合奏启事目”达184件事，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外，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追赃不足家属”等之类的杂事；这还没完，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还要官旗小校径直奏闻，民间的纠纷也要据实奏闻，就连守卫皇城的官军搜检出被盗的内府财物，也要引到御前，由朱元璋亲自发落，可以想象朱元璋事必躬亲到了什么程度！

所以洪武一朝的朝会就会呈现出一副奇特的景象：除了朝参的官员之外，凡是奉诏而来的耆老、学官、儒者等，皆令“随朝观政”，将官子弟年纪稍大着也令“随班朝参，以观礼仪”，当时“四方来着云拥而林布”，场面极其壮观。

朱元璋居高临下的坐在奉天门下，亲自“试文辞，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回答的比较好的官员往往深得圣心，当场予以提拔；而犯法的官员则要被“面责而处之”；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将朝会作为宣化教育臣民的场所，“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于大班中，竭气语谕之再三”，必欲臣民“立志成人”，更将那些“其状丑恶”的罪犯引入公朝，“使凶顽知警”，以起到警示的作用。

看到这里我们实在不得不佩服朱元璋，他以忧国忧民的情怀、一丝不苟的态度、不知疲倦的态度勤勤恳恳的治理这个国家，大事小事都要亲自过问，不敢懈怠，试问这样的皇帝怎么可能治理不好多家呢？明朝初期的“洪武之治”不是白来的，正是在朱元璋如此辛勤的治理下得来的。

影视剧《山河月明》中的大朝场景比较接近实际

可以说朝会制度是朱元璋勤政治国的一个缩影，如同明初的其他制度一样，深深的镌刻着朱元璋的个人印记。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制度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因此当它作为祖制被继承下来时，他的后世子孙们根本无法完成这一“壮举”，因此朝会制度将会不可避免的走向“形式化”。

贰

明朝中期朝会的形式化

现代的人们常常认为明朝的皇帝都是从后期开始逐渐懒政不上朝的，其实不然，凡事的发展都有个过程。即便是同样勤政的明成祖朱棣，由于他常年在外领军打仗，不在南京，因此早在永乐时期，早朝就不能像洪武时期一样每天举行了，此时朝会与皇帝治理国家的关系已经大大弱化了。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在北京，以北地天寒地冻为由，命以后“俟鸿胪寺官引谢恩见辞者行礼毕，驾御右顺门内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无事者退治职务，朔望如常仪”。也就是说从这时候开始，早朝的形式和规模被大大的简化了，只在便殿奏事，无事的官员参拜完皇帝就可以回去上班了，而有事的官员则一个个入内奏事，洪武事前盛况空前的早朝已不复存在。

明成祖朱棣AI修复图

朱棣晚年身体不好，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十五年（1417年）以后朱棣

“鲜御外朝，政事悉付于皇太子决之”。

到这个时候朝会基本处于半停废状态。

到了明仁宗朱高炽即位，这种情况则更为恶化，据朝鲜使臣的记载：

“洪熙沉于酒色，听政不时，百官莫知早暮”。

这段史料显示自仁宗开始，后世皇帝们已经不能按照太祖制定的朝会模式来履行听政的义务了，朱元璋规定的朝会性质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自明宣宗时期开始出现的官员大规模“失朝”事件。

《明实录》中关于文武重臣集体“失误朝参”的记载首次出现是在宣德元年（1426年），这一年的七月初四日早朝，公侯、尚书、寺卿等官员有三十多人无故不到，开启了官员集体旷工的先河；而到了宣德六年（1431年）六月初八日，行在鸿胪寺奏：早朝文武官不至者五百余人，清治其罪，其中“二三次失朝者”即达三百余人。

影视剧《大明风华》中的朱瞻基形象

正所谓“上行而下效”，宣德时期明朝文武大臣胆敢如此大规模的、甚至多次的旷工，肯定与“促织天子”朱瞻基的懒政有关，这在治国极其严厉的洪武一朝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问题来了，明宣宗朱瞻基如果天天不上朝的话那国家大事如何处理？天下岂不大乱？在这种情况下，延续了两百多年直至大明灭亡的“票拟”制度就应运而生了。

“票拟”制度最早起源于明仁宗朱高炽，而在明宣宗朱瞻基时代逐渐巩固完善继而发展称为定制。“票拟”就是指内阁大学士们将百官的章奏一一处理，并将处理意见用小票贴在章奏的外面，然后呈奏给皇帝，由皇帝或者司礼监秉笔太监参照内阁的处理意见进行“御批”。

“票拟”和“批红”制度可以说是在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后世皇帝懒政、早朝制度形式化等一系列原因下的必然产物，从“御门听政”到“内阁票拟”，皇帝处理政务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进步，毕竟后世没有经历过早期艰难创业史的皇帝们是不可能有如此大的精力去处理如此庞杂的政务的，“票拟”制度的形成可以说对明朝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快这种制度便在明英宗时期起到重大作用。

今故宫博物院文渊阁

明宣宗朱瞻基英年早逝，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年仅9岁，9岁的孩子自然不具备临朝听政的能力，但是明太祖定下的早朝制度没人敢废除，因此早朝的形式不得不变得形式化，为此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们就想出了下面的办法：

首先限制每次早朝奏事的件数，规定每天不得超过八件；其次，所奏之事，在前一天就以“面帖”的形式进呈给皇帝，然后有内阁预先讨论好，给出处理意见，早朝时皇帝只需要照答即可。

而到了英宗成年之后，这种模式也早已固定下来，无法恢复旧制。至此，每日的早朝几乎彻底失去了“讲政”的功能，只剩下一套象征性的礼仪，皇帝端坐在朝堂之上，按照已经处理好的意见“答旨”，传命施行而已，除此之外几乎别无一句多话。

影视剧《大明风华》中的朱祁镇形象

对此，明末清初的文人孙承泽在他的《春明梦余录》中有以下记载：

内系吏部者，圣旨：“吏部知道”。户、礼、兵、刑、工等部俱如之。该都察院者，圣旨：“都察院知道”。其云本司奏者，圣旨：“该衙门知道”。官员遣祭复命、升迁谢恩、到京陛见，以及各衙门奏事无“请旨”字样者，俱不旨答。太常寺奏祭祀，京营官请神祭旗，旗手卫请祭旗纛并六月初六日请旗纛晒晾，吏、兵二部奏颁给文武官诰敕以及尚宝司请宝、捧宝并请用宝及奏关金牌，旨俱答“是”。

除了“是”，还有其他一些“例言”。如官员面辞有当领敕的，叩头毕，圣旨云：“与他敕”，捧敕官捧敕授之。有该赐酒饭的，受敕叩头毕，旨云．“与他酒饭吃。”又有该赐银两的，谢酒饭叩头毕，旨云：“与他赏赐"。吏科进旨意题本，兵科进守卫官军揭帖，旨云：“接来"。司礼监太监承断接上。年终各衙门类奏差错，旨云，“你每说的是，且都饶这遭，在外的还行文与他每知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而到了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明宪宗朱见深下诏说盛暑祁寒日，廷臣奏毋得过五事，也就是说，一次朝会，顶多处理五件政事。由于早朝所行皆徇成规，空文太多，礼体又极严，史书记载说：

“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

君臣双方的主动性都受到严重制约，到最后，“奉天门奏事，徒为观听之具”，早朝彻底沦为一种走过场的形式，失去了议政的功能。

叁

明朝晚期的停朝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皇帝们几乎连形式也懒得走了，“演戏”演多了也累，所以干脆不演了，从明武宗朱厚照开始，明朝开始了第一个长时间的停朝期。

明武宗朱厚照从小被父亲明孝宗娇生惯养，因此性格十分乖张。等他当上皇帝以后，要么住在宫外的“豹房”之内，要么在边关重镇宣府一带舞刀弄枪，要么在江南巡游，总之就是爱玩爱折腾，上朝这么无聊的事情他怎么可能坚持的下来，因此免朝在正德时期几乎成了常态。

影视剧中的明武宗朱厚照形象

武宗驾崩以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由外藩入继大统，起初可谓是年轻有为，勤于政事，常常天不亮就点烛上朝。后来渐渐的沉迷道教，开始“不亲朝讲，朝仪间阙”。朱厚熜十分有意思，他很爱面子，怕大臣们说他懒政，说他“放恣自肆”，因此一再告谕礼官播告，说自己身体多病，常须调养，“本心非放恣声色”。

尽管如此，文武百官们可不吃这套，既然皇帝都不上朝了，那也就别怪我们懒惰了，于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开始明目张胆的旷工了，而监察御史们也“便人自便，一不之劾”，既然没人管了，那官员们可就有恃无恐了，纷纷找各种理由逃避早朝，史书记载说：

或借言公差，或妄称疾病，填注门籍，岁无虚月，乃至经年累月称疾不朝。

后来朱厚熜极力想要挽回颓风，下令对失朝者“夺禄”，后来又加重处罚，下令“初失朝者夺俸一月，至于再者两月，至于三者法司逮问”，但是毫无效果。几番整顿下来，朱厚熜放弃了，不得已抛出了“早朝无用论”，公开说：“朝堂一坐亦何益？”

明世宗嘉靖皇帝画像

这样一来，从嘉靖十三年（1518年）以后直至驾崩，朱厚熜几乎三十年不上朝，可谓是前无古人（但后有来者）。他自己辩解说：

“早朝率多弥文，至军国大务，何尝不日经心？”

平心而论，此时的早朝早已失去了明太祖朱元璋设立时的初衷，朱元璋后世的子孙们根本没有如此强烈的意愿和能力能够事必躬亲的处理如何庞杂的政务，皇帝也好，大臣也罢，也都不愿在寒冬腊月早早起床去参加这么空洞的仪式了。嘉靖皇帝只是将其一语道破而已，但是他也只是将其抛弃，而不是试图去改造它。

原因也很简单，发展到此时，一套由内阁对百官章奏进行“票拟”、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皇帝进行“批红”的公文处理制度已经十分成熟完备了，如遇有军国大事，皇帝可以单独召见内阁大学士、六部九卿等高级官员当面讨论，然后再由内阁按照皇帝的指示“票拟”，进而“批红”后下发给各衙门执行，因此皇帝牢牢掌握者帝国的军政大权，根本无需在每日早朝上处理政务。

《大明王朝1566》中的嘉靖皇帝形象

嘉靖皇帝驾崩后，明穆宗朱载垕即位，他重拾朝仪，曾短暂的坐回到朝堂上，但是穆宗上朝，基本“一言不发”，空有形式而已。到了穆宗驾崩，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即位，早朝难以为继，为此一向务实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以皇帝尚小为由，讲朝会之期改为了每月逢三、六、九上朝，从此早朝就改为了一月九次，再也不能称为“日朝”了。

而等到张居正去世以后，年轻的万历皇帝开始彻底放飞自我，不仅毫不客气的对自己的老师张居正进行彻底清算，而且由于“争国本”事件开始跟大臣们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对峙，为此他开始学他爷爷嘉靖皇帝，同样开始了长达三十年不上朝的“懒政”时期。

可是他只学到了他爷爷的皮毛，没有学到精髓。嘉靖皇帝有能力、有魄力、有谋略，能够将文武百官玩弄于股掌之间，朝政大权一手掌握，可是万历皇帝远远不如自己的爷爷这么有政治手段，他根本无力也无心控制朝政，万历中后期朝政彻底荒废，京城的衙门却官十分严重，只能靠剩下的官员苦苦维持，大明王朝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影视剧中的万历皇帝形象

此时朝廷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了这种危险，眼看帝国慢慢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他们心急如焚，将每天的上朝同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为此，左光斗在他的《宗社危在剥肤疏》中言辞恳切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