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法制文化源远流长，虽然中华法系已经消亡，但是中国法制史上的璀璨文化，仍然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先问亲邻”是我国古代民间交易活动中的一项基本规则。在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该规则日趋完善，成为了民间交易的一项重要法定制度，一直沿用至明清时期，后来演化成一种民间交易习惯。
纵观当代的物权法，在不动产交易方面，规定了某些相关主体在不动产买卖中享有优先购买权，这一规定与宋代“先问亲邻”制度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本文以宋代“先问亲邻”制度为出发点，通过对比分析，探究宋代“先问亲邻”制度与物权法中，不动产优先购买权规则背后的法理文化差异，增强对法律与社会关系的理解。
一、宋代的先问亲邻制度
“卖田问邻，成券会邻，古法也。”
我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宗法伦理秩序规则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实践行为。在民间交易活动中，先问亲邻的交易习惯很早就已出现，“先问亲邻”规则产生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但现有史料分析证明：唐朝中后期，民间田土交易中出现了“先问亲邻”现象，在宋朝之前“先问亲邻”已经入法。
宋朝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化的加快，民间土地、房屋买卖活动逐渐增多，有关田宅等不动产的契约规则也逐步法定化并不断完善，“先问亲邻”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二、宋代先问亲邻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变化
这一规定表明了宋代农地宅基地买卖，应遵循的基本规则，即宅基地买卖应先向邻居请示，邻居在法律上有优先购买权。如果第三方或卖方损害邻居的优先购买权，他们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随着宋代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问邻的内容首先变得更加具体，四邻之间有了先后顺序的规定。
宋朝的法律还规定，出售农田和房屋的人必须“通过账目询问邻居”，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以书面形式征求邻居的意见。同样，如果邻居放弃优先购买权，他们也需要从邻居那里获得书面的“退款”，以便将其出售给其他人。
《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所在百姓多不晓亲邻之法，往往以为亲自亲、邻自邻……皆欲收赎执邻之说者，则凡是南北东西之邻，不问有亲无亲，亦欲取赎。”
南宋以后，法律对先问亲邻制度的规定发生了一些变化，南宋以后“先问亲邻”中的亲邻仅指“亲且邻”，排除了单纯是“亲”或“邻”的部分。此外，对于邻的范围也有清晰的界定有户田相隔的，如果不是因自然的沟河或者公共道路导致的，都不视为“邻”。
随着社会的发展，宋代田宅交易先问亲邻中的“亲邻”顺序和范围逐渐具体，问答时限也有了严格的规定，先问亲邻制度在宋代已经发展至完备状态。
三、宋代亲邻优先权与物权法中不动产优先购买权的相似性
宋代田宅交易规则中的“先问亲邻”制度，与物权法中的不动产优先购买权规则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但二者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宋代亲邻的优先权与物权法中，相关主体优先购买权的行使都是以同等条件为基础的，主要指价格相同。
两种制度都是通过对第三人平等购买权的限制，来实现不动产交易效果最优化。无论是宋代的“先问亲邻”规则，还是物权法中规定的优先权，虽然限制了第三人的平等交易权，但提升了卖主的交易安全性，因为在同等条件下宋代的“亲邻”或物权法上的优先权人对卖主来说都是比较熟悉的人。
《宋刑统》记载：“......果是抵当，则得钱人未必肯离业，用钱人亦未敢过税。”
宋代“亲邻”的优先权一般适用于田宅的抵押、典当、出卖，物权法中不动产的优先权，主要适用于按份共有的不动产份额处分，或私有房屋出租人在租赁期间出卖房屋，并且二者都对优先权的适用主体及行使期限做了明确的规定。
如果卖主与他人以欺骗的方式，损害亲邻的优先购买权将会受到惩罚。而物权法也规定，物主在出卖标的物时，如果没有依法通知优先权人，优先权人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赔偿责任。
宋代“先问亲邻”制度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社会，受传统的宗族主义和集体本位思想影响较大。而物权法产生的社会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立法指导思想是综合性的，既考虑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考虑某些特殊情况，兼顾公正效率，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志。
宋代田宅买卖合同必须要在官府备案，经官府审查并加盖印章后才有法律效力，并且违背先问亲邻的交易行为是非法的，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样做也是为了增加官府税收，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结语
无论古今，民间交易活动一直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需要相关法律规则对其规范和引导。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宋代将先问亲邻和官府审查契约，作为田宅买卖的法定生效要件，虽然具有某种局限性，但保障亲邻权益实现的这一价值追求却是值得肯定的。
物权法中规定不动产的相关主体享有优先购买权，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一价值追求，有助于促进交易活动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法律源于社会现实，社会经济的发展必将推动着法律的发展，反过来法律也会对经济产生反作用。所以立法必须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社会公认价值内涵，才能成为良法，进而为推进社会善治奠定好基础。
参考文献：
[1]沈约,《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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