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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来，印度最明显但未被充分研究的趋势之一是外交政策作为国内政治问题的出现。
过去，学者和密切观察人士认为，外交政策主要是精英们关注的焦点，是德里、孟买和班加罗尔等大城市的鸡尾酒会、客厅八卦和智库研讨会的素材。
外交政策被认为过于复杂、过于抽象，与普通人（ aam aadmi ）相差太远，普通人更关心满足基本需求，而不是印度总理与中国总理的平衡或印度在多边论坛中的地位。
但今天，当人们审视印度的政治格局时，就会发现外交政策似乎已经从其稀有的地位下降了。
在街角、餐桌上和众所周知的饮水机周围，都可以听到关于印度在世界上的角色的讨论。
尽管精英们可能仍然主导着外交政策的制定，但外交政策的消费已经民主化。
外交政策的向下渗透有大有小。全国城镇的竞选海报都在赞扬印度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
印度外交部长受到该党的地区领导人的热切邀请，向普通成员介绍印度在世界上的地位。
就连政治反对派也不得不引起注意。尽管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频繁的海外进军可能会引起社交媒体的嘲笑，但他的政党印度国大党（以下简称国大党）也认识到，它也必须阐明印度在海外所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该党的 2024 年大选宣言包含多页有关外交政策、国防和内部安全的内容。
随着印度选民准备在 4 月至 6 月投票，外交政策肯定会成为竞选的一个标志，因为执政的印度人民党 (BJP) 寻求利用其长达十年的记录来巩固其对选民的控制。
外交政策中国内货币的升值必须被理解为印度寻求成为日益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中的关键参与者的更广泛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交政策对普通印度人的重要性是由结构性地缘政治转变、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及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独特的政治信誉共同推动的。
尽管现有证据表明，外交政策的升级正在带来丰厚的政治红利，但其全面后果仍不清楚。
崛起的大国和对地位的追求
在民主世界各地有关国内政治的讨论中，社会地位和“寻求地位”的实践日益成为政治分析的核心。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人或群体对自我价值的评估与社会中其他人如何看待其群体的地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例如，印度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发展是由达利特人和落后种姓的所谓无声革命塑造的。
独立后，这些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花了数十年的时间争取并最终赢得了更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代表性。
当然，自下而上对尊严政治的追求遭到了社会等级较高者的抵制，他们渴望防止自己的社会地位受到侵蚀，因为他们的卓越地位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那些寻求提高地位的人和那些希望保持特权地位的人之间出现的摩擦常常导致暴力、骚乱和社会规范的重新谈判，这一过程今天仍在该国的某些地区继续展开。
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中，美国对地位的诉求仍然是国内政治竞争的标志。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在 2016 年的选举中意外获胜，其动力至少部分是由于白人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地位焦虑。
许多与特朗普运动有关的人对在人口迅速变化和多样化的情况下维持所谓的美国身份感到担忧。
反过来，一些保守派指责自由进步派以近乎反向歧视的方式支持种族和族裔少数群体的地位问题。
如今，追求地位的行为已成为理解不同政体中国内政治中的个人和群体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但一个令人信服的逻辑将这些动力延伸到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
罗汉·慕克吉 (Rohan Mukherjee)解释说，像印度这样的崛起大国非常关心自己在全球国家体系中的地位。
与国内事务一样，获得更高的“地位”既有工具价值，也有表达价值。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追求更高的地位，以促进进入有价值的经济网络、重要的多边论坛和标准制定机构以及有利的战略伙伴关系。
地位还可以给新兴大国带来穆克吉所说的“象征性平等”，这种平等通过在全球高桌上将新兴大国视为平等的规范、习俗和机构来体现。
这些国家希望得到他们认为其影响力不断增长的协议的尊重。
平心而论，印度寻求地位承认并不新鲜。
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到曼莫汉·辛格，历届总理都宣扬了印度的文明例外论，并主张将印度纳入专属俱乐部，以符合世界大国之一的身份。
但人们明显感觉到莫迪政府正在发生一些性质不同的事情。本届政府不仅表达了印度从“制衡”大国转变为“主导”大国的愿望，而且还表示这一地位转变已经部分实现。
为了支持其主张，它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印度目前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并且是先进工业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备受追捧的合作伙伴。
历届印度总理都支持“多元声音”的概念，即国际秩序应该由代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一系列声音来塑造。
莫迪政府走得更远，主张建立基于多极化原则的全球秩序，其中印度是主要一极之一。
这种思维转变似乎引起了广大印度人的共鸣，他们对印度国内的期望与印度在国际上投射力量的愿望相匹配。
从精英到大众
历史上学者们对印度的政策问题提出了两类看法。正如阿舒托什·瓦尔什尼（Ashutosh Varshney）的名言，印度传统上将“精英”问题和“大众”问题分开。
精英问题是那些对普通人来说几乎没有共鸣的问题。相反，它们是由一小部分精英进行讨论、辩论和决定的，这些精英行使问题所有权并享有广泛的回旋自由。
外交政策、国防和国际贸易问题属于这一类。
与此相反的是直接影响印度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大众”问题。这一类别包括各种问题，例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就业和福利分配。
“精英”和“大众”问题之间的尖锐分歧现已打破。
从2019年开始，印度选民开始定期谈论莫迪如何让印度名声大噪，暗示他的领导帮助该国从死水一跃跃居领先地位。
正如一位专家所说：“所传达的信息是，印度确实在世界上变得非常强大。这只是因为莫迪。”
换句话说，人们普遍认为印度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大国，但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国家。如今，许多普通印度人的感觉是，印度被视为既大国又重要。
更系统的证据也支持这一论点。
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 (CSDS) 的 Lokniti 项目与 NDTV 联合开展的 2023 年 5 月印度全国代表性调查显示，63%的受访者表示，自 2014 年莫迪上任以来，印度的全球地位有所提升。
同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印度人认为，在莫迪任期内，该国在文化资本、世界领袖地位以及作为外国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方面取得了进步。
然而，“精英”和“大众”问题之间的模糊界限仍未得到充分认识，部分原因是难以衡量。
在像选举前夕定期进行的标准民意调查中，很难辨别外交政策对国内政治选择的影响。
在大多数调查中，选民都会看到一系列影响他们在选举日投票选择的问题，并被要求选择“最重要”的问题。
发展、通货膨胀、就业和生计等传统“大众”问题经常位居榜首，这并不奇怪。
事实上，Lokniti-CSDS自 2009 年以来的全国选举调查一直表明，选民在投票时将经济相关问题视为最关心的问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外交政策对国内不重要。
在某些情况下，外交政策的影响可以直接观察到。
2019 年 2 月，就在大选投票开始前两个月，恐怖分子在克什米尔普尔瓦马袭击了一支印度准军事部队车队，引发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短暂、高风险的对峙。
普尔瓦马袭击事件以及莫迪政府随后对巴基斯坦巴拉科特恐怖训练营的空袭，帮助制造了印度人民党热情利用的民族主义热情，而沙文主义媒体和社交媒体回声室使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容易。
根据印亚新闻社和CVoter的民意调查数据，在普尔瓦马和巴拉科特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周内，对印度人民党中央政府的满意度上升了15个百分点，然后部分恢复（见图2）。
Lokniti-CSDS 的一项调查发现，2019 年大选中大约 80% 的选民听说过巴拉科特空袭，其中 46% 的选民支持莫迪连任，而不知道印度报复性袭击的选民中有 32% 的人支持莫迪。
然而，像2019年普尔瓦马袭击和随后的巴拉科特报复这样的外交政策危机相对罕见，而且发生的时间也难以预测，这意味着根据及时的舆论数据得出明确的推论可能并不总是可行。
抛开危机不谈，外交政策更有可能将无形的“哈瓦”因素考虑在内，即神话般的“风”或捕捉印度选举周围公众情绪的嗡嗡声。
这样，与已知的、成败的选举日问题相比，现任者在外交政策领域取得的感知收益可能不一定会在民意调查数据中得到强烈反映。
尽管如此，这些成果可以进一步给现任者留下成就感，有助于在选民投票时营造一种良好的情绪。
出于同样的原因，感知到的外交政策损失可能会加剧执政党周围的普遍消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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