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时任解放军副总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将军，在那场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专案组气势汹汹地审讯他，要他承认经不起推敲的罪名，但杨勇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坦然自若，将对方反驳得哑口无言。
看管杨勇的警卫人员隔段时间就要换一批，虽然这些年轻的战士和杨勇相处时间不长，但他们都是北京军区的人，杨勇爱兵如子，很受官兵爱戴，大家都同情首长的遭遇。
一次，有个年轻的战士冒着受处分的风险，给杨勇送来鸡蛋和挂面，安慰他说：“司令员，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国家、军队需要您！”还有几个北京军区的干部也冒着风险来探望他，当着看管人员的面，关切地说：“司令员，您的身体怎么样，要多保重呀！”类似的事情不少，让杨勇感受到了温暖。
杨勇
一个人在逆境中体会到的人情冷暖最真实。杨勇的老部下大都为他抱不平，但也有例外，有两个北京军区的干部参与了对杨勇的批斗，其中一个人还动手打了他。而杨勇将军不记仇，复出后以德报怨，还叮嘱身边人不要为难他们。
1969年，杨勇被下放到河北一个农场，没少吃苦头。后来不小心摔断了腿，专案组却把他送到石家庄的医院，不让他回北京治疗，最后还是有人向周恩来反映了情况，周恩来立即批示把杨勇送到北京301医院做手术。
那已经是1971年初了，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此前陈伯达被批，杨勇专案组的后台也被批了，中央开始调查他们随意整人的情况。一名北京军区干部到301医院看望杨勇，对他说，原北京军区几个干部参与了整人，大家正准备揭发他们这几年的过错，希望同是受害者的杨勇也揭发他们。
杨勇接见民兵
杨勇沉默片刻，拒绝了，严肃地说：“不行，他们这几年的情况我不清楚，只听说过一星半点，道听途说和猜测不能当真，如果他们有问题，组织上一定会查清的。”
见那位干部有点惊诧，杨勇又缓和了语气，语重心长地说：“这几年我被隔离，谁整过我，为什么整我，我当然心里有数。但因此向组织上揭发他们，我心里不踏实。不能因为他们整过我，我也不负责任地去整他们呀。”那位干部豁然开朗，说那我们就听司令员的，不揭发他们了。
此前杨勇的大儿子平平来看他，也说起过这件事。平平对那些整过父亲的人十分痛恨，劝父亲写揭发材料。杨勇却批评儿子，让他不要感情用事，儿子不理解，觉得挺委屈。其实杨勇在北京军区多年，对那些干部非常了解，但他待人宽厚，在这种时候无论如何也干不出落井下石的事儿。
杨勇住院期间，来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在同一层楼的养病的干部也来找他聊天，还一起打扑克，他的病房里总是很热闹。当时北京军区一个高级干部也住在那层楼，以前他跟着专案组整过人，也带头整过杨勇，大家很讨厌他，没人和他来往。
60年代北京
这个干部耐不住寂寞，有几次凑到杨勇的病房，想和大家说说话。可大家一见他进来，都不吭声了，装作没看见他，搞的他很窘迫。这种时候，只有杨勇主动和他打招呼，像以前一样和和气气的，帮他解围。
杨勇考虑到，毕竟和那个干部共事多年，不忍心他被孤立，就和夫人林彬商量，去他的房间坐坐，说说话。林彬气呼呼地说，不去，别管他。连正在病房里收拾东西的小护士也插话说：“首长，您可别去，甭看他现在倒霉，活该。谁让他过去整人！”
杨勇指了指自己额头上的一块伤疤，对小护士说：“我当然知道过去的情况。你看我头上这块疤，就是他主持的一次批斗会上被人打的。可他现在主动找上门，总是觉得自己做错事了嘛。他现在的日子不好过，我们不要疏远他嘛。”
不管夫人如何反对，杨勇还是执意去探望了那个干部，对方又愧疚又感动，眼泪都下来了。事后杨勇还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往心里去了，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
北京军区炮兵大院旧址
杨勇的做法让那个干部铭记终生。1983年，杨勇去世的前两天，那个干部给林彬打电话，泣不成声：
“我想去看看首长，医院不让探视，我去了几次，都没能进去……有好多话，我早就该对首长说了，现在已经失去了机会，再也不能够了……杨司令员是我这一生难得遇上的好领导，我对不起他……”
林彬听着对方在电话里抽泣，自己也跟着掉泪。可惜杨勇当时已经不省人事，没能听到这位老部下的道歉。这是后话。
60年代末，杨勇被隔离时，北京军区还有一个中层干部多次参与对他的批斗，有一回杨勇在批斗会上被专案组的人架着胳膊，那个干部在后面踢了他两脚。专案组撤销后，杨勇也没有找他麻烦。
1972年杨勇回到了部队，曾任沈阳军区副司令、新疆军区司令员等职，到1977年，又恢复原职，继续担任副总长。他到任后不久，北京军区开始清查那场运动遗留的问题，有人找到杨勇取证，说当年军区某干部在批斗会上踢过他，请他回忆一下情况。
杨勇却说，“你们讲的那次批斗会上，确实有人从背后踢我，可是，我当时被人扭着胳膊面朝台下，没有看见踢我的人，这件事我不能作证。”杨勇明知是谁踢的，但他就是这样，自己没亲眼看见，就不愿作证。他也不记恨那个人，还对身边人说，都不要为难他，由他去吧。
事后，那个干部托了很多关系，非要见杨勇一面。杨勇没有拒绝，想听听他要说什么。见面后，那人既没有向杨勇道歉，也没有感谢，而是拐弯抹角地表示，他没有踢过杨勇，希望杨勇帮他作证。杨勇很恼火，严肃地说：“我不能证明你踢过我，但我也不能证明你没踢过我。踢与没踢，你心里最清楚。”那人只好悻悻离去。
作为戎马半生的大将军，杨勇待人接物并非快意恩仇，而是以德报怨。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他身边的人起初不理解，后来也纷纷感叹，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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