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现存的康熙遗诏的汉文部分中,公认的最有价值,同时也是最为重要内容,便是康熙皇帝对于自己皇位传承的安排。
“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即遵舆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然而,在康熙关于皇位的传承安排之前,还向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一个交代和要求,那便是要善待礼烈亲王代善的子孙后代,对应的具体文字内容为:
“太祖皇帝之子礼亲王之子孙,现今俱各安全,朕身后尔等若能惕心保全,朕亦欣然安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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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之所以会留下如此的安排,不仅仅是因为代善家族在大清王朝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后来定鼎中原、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进而以这种方式对其整个家族的尊崇与褒奖。而更为关键的是,代善和硕亲王爵位的袭承者,也是康熙堂兄的康亲王杰书,对于康熙皇帝皇位的稳固以及整个国家的安定统一,也同样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这令康熙非常的怀念与感恩。与此同时,康熙皇帝与杰书之间,还保持了非常密切且和善的君臣与兄弟关系,这也令康熙皇帝在临终前无比的憧憬与感念。
由此可见,康熙皇帝让雍正善待礼亲王代善的后人,既是对雍正的最后交代与安排,同时,也是其对于雍正在处理兄弟关系上面的一种期待与劝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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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善家族,当之无愧的清朝“第一铁帽子王家族”。
历史上的代善家族,一共诞生了三个“铁帽子王”的家族传承世袭,绝对可以堪称清朝时期的“第一铁帽子王家族”。
第一个“铁帽子王”,便是代善本人开创的和硕礼亲王世袭。
代善自不用多说,作为努尔哈赤的嫡次子,自幼便随同其父努尔哈赤南征北战,立下无数战功,声望甚高,成为“四大贝勒”中的“大贝勒”,并且还曾被努尔哈赤确立为自己的接班人,只是后来被废黜掉了。而在皇太极时期,代善依旧享有了极高的地位,不仅成为皇太极时期的“四大亲王”之首,更是在百官中排列第一位。
而代善一生中,除了卓越的战功外,在努尔哈赤去后的汗位交替以及皇太极去世后的大清皇位争夺中,代善都发挥了如同“定海神针”般的作用,确保了政权的顺利交接,因而他也赢得了极高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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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铁帽子王”,是代善长子岳托开创的多罗克勤郡王世袭。
岳托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开始统领镶红旗,并且也是同样的战功卓著。与此同时,他作为皇太极的“死党”,在扶保皇太极登上后金汗位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之后他又跟随皇太极南征北战,立下战功无数,还担任了清朝历史上的第一任兵部尚书。
1638年(崇德三年),岳托与多尔衮率兵再一次越过长城,南下作战。在高阳,他击败大明帝师孙承宗,在巨鹿,又大破卢相升,一路打到了济南府。最终在济南因天花去世,年仅三十九岁,而他也成为了唯一一位死在征途之中的“铁帽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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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铁帽子王”,代善之孙勒克德浑开创的多罗顺承郡王。
实际上,如果不是勒克德浑的兄长阿达礼自我“作死”,附逆多尔衮,进而葬送了他们的父亲颖亲王萨哈廉的一世英名,这一支“铁帽子王”世袭的初创者,必然会是与岳托一样,对于皇太极登上汗位立有大功的萨哈廉。
不过令萨哈廉感到欣慰的是,他的次子勒克德浑,在清军南下,横扫南明小朝廷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进而被晋封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算是彻底为他们家这一支脉洗刷了耻辱,重塑了家族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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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代善家族功勋卓著、贡献突出,不仅仅是康熙皇帝非常的感念与推崇,包括此前的顺治皇帝,以及后来的雍正与乾隆,对于这个家族都是非常的礼敬重,而这份特别殊荣与极高待遇的取得,对于代善家族来说,也确实是实至名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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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亲王杰书,康熙皇帝最为信赖与倚重的兄弟和宗室大臣。
康亲王杰书,作为初代礼亲王代善的孙子,其世袭罔替的和硕亲王爵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袭承来的,而是经过转袭得到的,或者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捡”来的。
由于代善最为欣赏的两个儿子岳托和萨哈廉都是英年早逝,并且他们都已经开创了自己的爵位世袭,于是在代善去世后,由其生前最为宠爱的第七子满达海,袭承了其和硕亲王的爵位,进而成为了“巽亲王”。
满达海最大的功劳,便是多尔衮去世后,在郑亲王济尔哈朗的统一安排下,与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共同对多尔衮及其党羽进行了彻查与清算,帮助顺治皇帝夺回权力,并且稳定了朝堂局势。然而,就在满达海去世后的几年,他遭到了揭发,称其在清算多尔衮的过程中,侵吞了大量财物,进而被顺治皇帝削去了他本人以及其子常阿岱和硕亲王的爵位,并降为贝勒。
同时,按照努尔哈赤时期确立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原属于满达海的和硕亲王爵位,由其同族兄弟,也就是代善第八子祜塞袭承。而此时祜塞已经去世,于是作为祜塞之子的杰书,非常“幸运”的获得了和硕亲王的爵位,其名号也就此从“康郡王”变为了“康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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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书第一次发挥重要作用,便是在康熙皇帝“智擒鳌拜”的时候。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在索额图的帮助下,借由其训练的布库少年,设计“智擒”了权臣鳌拜。与此同时,康亲王杰书则当众宣读了鳌拜的“三十大罪状”,并认为鳌拜应该论罪处斩,最终鳌拜被康熙皇帝免除死刑,判以终身监禁。
由此可见,尽管在整个事件中,杰书虽不如索额图那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首功”作用,但是也是“智擒鳌拜”的重要参与者与实施者,这也说明,此时在鳌拜威严胁迫下朝不保夕的康熙皇帝,对于杰书是非常信任的。
而也正是杰书以“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名义,宣读了鳌拜的罪状,算是就此坐实了鳌拜的过错,也为康熙皇帝处置鳌拜、收回权力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此也可以看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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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三藩之乱”爆发,康亲王杰书也迎来了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这一时期,杰书被康熙任命为征南大将军,率兵南下征讨靖南王耿精忠的叛军。
他先是在康熙十三年(1674年),在浙江成功围剿掉耿精忠的部队,使其就此撤回福建。后又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率兵攻破仙霞关,杀进福建,并且将耿精忠的叛军打得是节节败退,最终在这一年的十月,败局已定的耿精忠选择了向康亲王杰书投降。
在此之后,杰书又继续率兵镇守福建,不仅多次抵御住了台湾郑氏集团的猛烈进攻,更是转战福建各地,将郑经的军队彻底赶出了福建,全面平息了东南沿海的战乱。
而康亲王杰书,也就此立下了“不世之功”,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高度肯定与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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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杰书又在康熙皇帝征讨噶尔丹的过程中,发挥了“余热”,被康熙皇帝委以了镇守归化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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