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这个称号，距如今的我们来说已经相当遥远，但只要有人提到，却还是立刻就能在脑海中呈现出一副恶毒的面孔，以及剥削、压迫、冷酷等词汇来。
可见当初地主阶级给人民留下的巨大的时代伤痛。
在近代普罗大众的记忆中，经典的“四大地主”形象定然是挥之不去的，但实际上在这四人当中，黄世仁是虚构的形象，南霸天的故事和原型毫无关系，只有刘文彩是真实人物而且的确作恶无数。
至于最富有名气的周扒皮，则是一个更加特殊的例子，他的原型人物之生平经历，比起戏剧和文艺作品中的演绎，堪称有过之而无不及......
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在今天属于瓦房店市，在清朝初年的时候，一帮山东人在闯关东的大潮之下从家乡迁居到这里，其中就有一户周家。
既然闯关东，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所以周家几代人都十分勤劳节俭，上下一心努力打拼挣钱，赚到的钱就用来购置一些土地。
周家人生活十分寒颤，裤腰带舍不得买，用布条搓成。吃剩的粉条舍不得扔，捞出来晒干接着吃。——《周扒皮的“1947”·先锋国家历史》
所以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经营后，一直到周春富的时候，家中已然有了些资产。
这所谓的资产其实也就是100多亩田地，在那个年代来说，这算贫穷吗？当然不算，可是对于一个上下二十多口人的家族来说，也顶多算是殷实。
而且周家的田地是没有任何出租的，全都是自家人在料理，所以周春富年轻的时候充其量是个富农。
不过他和祖辈一样热爱买地而且善于经营，所以到了后来田地增加到240亩，另外还有了油坊、磨坊、染坊各一，再加上一个杂货铺的产业。
只是当自己的家业的确越来越多的时候，周春富自然开始忙不过来了，那么他就只能开始雇长工来帮着打理，由他给这些工人支付工资和管饭，这些人则帮他干活。
这便是周春富，他的大半人生都可谓是极其乏味，根本没有什么好拿出来说的地方，但过得也可以说相当平稳幸福。
毕竟在那样的一个动乱的时代，周家有田有钱，家里有老婆孩子热炕头，他这辈子本应该就这么在无人知晓中默默结束。
但包括周春富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恐怕都没法想到，就在他的晚年，以及身后，将发生无数天翻地覆的转变，乃至于将这个小老头推上历史的前台，左右几代中国人的记忆......
1947年10月，当解放战争的号角已经全面吹响时，革命区后方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后，各地积极响应，开始划分阶级，准备消灭地主。
周春富其实之前不是没有被“划”过，他第一次被划为富农，第二次的时候因为已经有了作坊，所以被划成了双富农，这都是中肯的。
这一年的12月份，黄店屯的所有人都得到了通知，赶到村小学的操场，在这里，一群贫下中农的代表依次站在周春富面前发言，也就是控诉罪状。
期间还有几个人，他们都是和周春富有过过节的人，趁着发言的机会，偷摸踢了他几脚。而大多数和周春富接触过的人，对周春富的态度还是比较平和的。
而当时周春富年岁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常年的疾病，回家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
于是，那些过去和周春富有矛盾的人又开始煽风点火，说在农民的力量下成功打倒了一个地主，还有树立榜样。
实际上，周春富可以说完全是被冤枉的，首先如前面所说，他的家业是几代人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靠的是人的努力，而不是对别人的欺压、剥削。这也是上级指示没有将他划分为地主阶级的原因。
其次，周春富对待自己手底下的长短工人，非但不存在什么“残酷”的行为，反而可以说是相当之良心，放到今天，恐怕都可以算作一个好老板了。
这话可不是凭空杜撰，因为在当时的黄店屯村里，有不少曾给周家做过活的，这些人留下了很多自己真实的证词。
长工王义桢后来回忆：
自己那会儿身体比较瘦弱，但周春富却说只要会锄地、能扛得动粮食就行。 20岁的那年，母亲做了件白褂子，周春富还让人拿到自家染坊免费给他染了色。
——杜兴 《各界·周扒皮是个厚道人》
另一个长工孔宪德则说：
自己一年在周家干活的时候，不但工钱，还能有好吃好喝，一年能挣到8石粮食，养活了自己一家人。
60年代时，一位曾经的周家长工孔兆明也表示：
“当时我们在周家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豆腐。”
既然大家都知道周春富是好人，那当年为什么那么多人恨周春富？
其实一方面是他的确小有资产，另一方面则是村里不少人的供词，指责他“压迫家里人”，说的是他给四个儿媳妇安排了轮岗的工作，一个月到头都要干活，其他家庭成员也不得休闲，都必须手里忙着。
“五个儿子各有分工都能干活，对几个儿媳却十分苛刻，要她们还有孩子都穿打补丁衣服”—— ——《周扒皮的“1947”·先锋国家历史》
以当时的人对地主的印象，一下子就觉得，你对家里人都这么狠，那压榨起老百姓岂不是就更惨无人道了，这已经是铁打的证据了。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周春富自己“嘴欠”，据长工王义帧回忆：
“老头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就问，你家地卖不卖啊?”
再加上周春富本来就不穷，这很自然而然就让人将他和地主划上了等号。
但实际上据日后的详细取证就可以知道，周家几代辛苦致富，周春富认为勤劳是现在家业的来源，所以严格管束子女，不让他们养尊处优，但对其他人反而十分宽厚，从无任何压迫工人的行为。
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周春富不仅是被冤枉的，而且他本身算是个颇为厚道的人，可是在他已经死后，又如何成了“周扒皮”呢？
到了1955年4月，一本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横空出世，书里讲的故事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名叫高玉宝的娃娃从小受到一个周姓地主的欺压剥削，后来想尽办法出逃，最终从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这本书一经出版，几乎瞬间火爆全国，由于故事本身正能量，又能引起当时绝大多数痛恨地主阶级的农民的共情，所以很快成为了超级畅销书，前前后后一共印了500多万册，在国内以7种语言文字发行，在海外被翻译成了20多类语言，刷新了当时畅销小说的记录。
尤其是在书中的第9章节，讲了这个外号叫做“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能让工人们早点起来干活，甚至自己钻进鸡窝，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学鸡叫，如此情节既深刻又惹人发笑，成为了传世经典。
然而在书外，作者高玉宝本人，正是辽宁瓦房店人，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他笔下这个“周扒皮”原型正是周春富。
这有什么问题呢？其实问题非常多。
第一，高玉宝其实根本和周家没有关系，顶多是当时听说过这家人的事，因为在《高玉宝》出名之后，从周家后人和许多当年周家的长工口中，都一致证明了从来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人。
到后来，有一个同村的人偶遇高玉宝，自然问他书里说的事是不是真的，而高玉宝则表示，这其实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
但事到如此还没有结束，在很久之后，更令人惊讶的消息出现了。
2008年的时候，有人匿名在四川资阳文艺网上发了一篇文章，直接表示：《高玉宝》一书根本不是高玉宝本人所写，而是出自一位资阳作家郭永江之手。
这件事很快引起了广泛关注，为了切实取证，周春富的外孙孟令骞通过资阳作协主席，找到了资阳史志研究作家王洪林，他是郭永江生前的挚友，也是经过他的作证，一切才真相大白。
高玉宝出身于一个纯粹的贫农家庭，从小是没有读过什么书，他参军后确实在自学，但是绝对达不到很高的文学素养，因此他如何能写出一本文笔客观、情节流畅，还颇有些深度的小说来？
原来当时高玉宝是喜欢找人提问的典型，郭永江便找到了他，让高玉宝“修改”自己的自传。
说是修改，其实根本连原稿都没有，完全是郭永江根据高玉宝的一些口述整理来写的。
当时，是郭永江写完一章，高玉宝就拿去抄一章，然后拿去发表，得到的稿费两个人平分。
而且文章和小说的末尾都要附上注解，证明这本书是在郭永江的帮助下完成的。
例如，郭永江(笔名：荒草) 曾给资阳县志办写过一封信提到：
《荒草小传》从资料搜集到整理旷费时日……《高玉宝》小说十三章成书经过仍在整理中。
而且如今有更多的学者研究发现，书中经典的“夜半鸡叫”等许多巧妙情节，很可能是作者靠灵感虚构出来的：
"半夜鸡叫"本身缺乏科学依据,……周春富后人对前人遭遇的重新挖掘，在某种程度上驳斥了"半夜鸡叫"的合理性。
——黄华·中国传媒大学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对“信念论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机制的考察——以“半夜鸡叫”的文本演变为例》
可是到了后来，由于成分原因，郭永江在“反右”的时候被打成了坏人，于是他的名字就从《高玉宝》中完全消失了。
之后的人们在再也不知道这本书与他有关系，郭永江只跟自己家人以及好友王洪林透露过这件事。
事实证明，有些时候，故事之外的故事甚至可能和故事本身一样精彩，从周春富身上延伸出来的“周扒皮”形象，已经深入了中国千万人心，但他却又的确是个忠厚老实人，一介善良勤恳的富农，如此离奇的差异，更多是一个小人物在时代大潮下的缩影。
但是非善恶自在人心，在黄店屯村，没有人因为一本小说就真的把周家当成什么封建地主恶霸，恰恰相反，许多当年在周家干过活的长工，甚至一直和周家后人保持着良好的联系......
而“黄世仁”，“周扒皮”这样的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身上包含了太多旧社会的影子。这些地主在小说和影视剧中的所作所为，让受苦受难的人民百姓感同身受。
那个年代，没日没夜的拼命干活最终却还是只能以乞讨为生，甚至被活活累死，都无法像地主家的一条狗一样得以安葬……
现如今，虽然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那个时代的人和事，依然像警钟一样在我们头上长鸣：
周春富不是“周扒皮”，但在那个旧中国的土地上，处处都有“周扒皮”！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