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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在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美国驻华使馆的去留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1月初，司徒雷登向国务院提议一方面充分支持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考虑后事，如果蒋介石或其继承者决定率绝大部分政府机构南迁，美国使馆则应随行。

但他估计，已成乌合之众的国民党多半无法顺利南迁，未来的迁都很可能类似个人逃窜。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使馆就应当留在南京。在得知国民党政府南逃广州的计划后，他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即委派一名使馆高级官员驻广州，而他本人和多数僚属留在南京。他还告诉国务院，其他西方国家驻华使馆也将采取类似的做法。

1、美国不撤离使馆的理由

1949年1月下旬，艾奇逊批准了他的建议，公使衔参赞刘易斯·克拉克被派往广州，设立“美国大使馆广州办事处”。

然而，问题至此并未了结。南京解放前夕，艾奇逊突然电示司徒雷登：

一俟“共产党政权在南京确立不移”，立即返回美国。

司徒雷登接电后颇为不满，力陈留在南京的理由，这才取得了国务院的最后同意。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维护美国在华利益。

按照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的说法，从东北到长江下游一带是美国侨民及其利益集中的主要地区，如果美国政府要为之提供协助和保护，就需要有能够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的代表留在那里。

司徒雷登被认为是最佳人选：

中文流利，同中国所有各派领导人都认识，甚至相当熟悉，而且作为燕京大学前校长，“在同许多中国人的关系中占据着先生对学生这一传统地位”，特别是有近一半学生在共产党营垒内。

司徒雷登告诉国务院：

美国思想文化影响是今后同中国共产党作斗争的大本钱，留在中共控制地区的美国使馆和其他官方机构可以“散布激励性的思想和实在的消息”，以此促进中国人民抵抗“不容异端的严密管辖”。

他还希望留在南京观察并设法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他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多半会“使他们惯常的暴行持久化”，但这有可能出于执政之初的“自我表现”心理或对美国的真实误解。

因此，应当通过同中共领导人的交谈探知其意图，甚至争取打消其误会和“偏执”。

在试图通过接触来影响中共领导这一点上，国务院远不如司徒雷登那么起劲。

明了此项差别，对于正确理解以后的事态发展是重要的，因为只有如此，才不会象某些学者那样，把司徒雷登在和中国共产党对话问题上的某些个人愿望同国务院的态度和政策混淆起来。

2、司徒雷登的擅自行事

其实，司徒雷登先前已经几次同国务院发生重要分歧，而且屡屡擅自行事。

在行政当局中，他是主张为国民党承担更多义务的主要人物之一，不赞成上司为避免过深地陷于中国泥潭而规定的方针政策。

1948年6月，他向马歇尔建议让驻华军事顾问承担在战略上指挥和监督国民党军队的权力，但未得到理睬。

两个月后，他又建议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而在蒋介石倒台或即将倒台时，援助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中共分庭抗礼。马歇尔婉言否定了这个主张。

10月下旬，他又要求大大增加美国顾问的人数和权力，直接替蒋介石指挥内战和掌管经济。

马歇尔断然拒绝，指出这将使美国承担“包下中国政府的责任”，“陷入一种实际上将无法摆脱的持久义务”。

与此同时，他还答复了司徒雷登关于是否应当促使蒋介石下野、让李宗仁等接替的询问，说这会使美国难以解脱地承担起支持后继政权的责任。

尽管如此，司徒雷登还是擅自介入了国民党政府改换门面的幕后活动。

李宗仁上台后，国务院鉴于国民党败局已定，拒绝作出支持他顽抗的承诺。

司徒雷登虽然明知国务院的政策，却建议予以援助，并主张发表旨在遏阻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声明。

他和国务院的分歧还表现在是否应重新致力于和平解决国共冲突的问题上。国民党政府越是接近垮台，他就越是倾向于重开和谈建立“联合政府”，把这看成是保存国民党的势力的最后手段。

但国务院认为，这将使美国为国民党承担新的、履行不起的责任，并将导致中国共产党最终和平地取得全部政权。

马歇尔使华结束后，国务院一再表示美国对华政策已不是促进建立联合政府，司徒雷登却违背这一精神，于1948年2月下旬公开宣称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国共恢复谈判。

3月，杜鲁门和国务院宣布美国反对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司徒雷登却依然在6、7月间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联系，谋求美苏联合调停，并且对国务院和使馆其他官员隐瞒内情。

李宗仁上台前不久，国务院鉴于他一再违背政策，预先明确指示不得插手国共谈判问题。

然而，他不仅对李宗仁的和谈抱有很大希望，而且还暗中促使一些中间人士向国共两党呼吁和平。

同样，在和中国共产党对话问题上，司徒雷登已经并将继续表现出和华盛顿不同的态度。

3、我党与美国接触的动因

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致电艾奇逊，请求批准在适当的时机同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会晤。这是一份典型地表现他的幻想和矛盾心理的电报。

他一方面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反美态度来源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克里姆林宫的激励”，另一方面又觉得这多少是出自对美国动机的误解。

如果能消除或减少这种误解，就能为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铺平道路。

为此，他告诉艾奇逊他准备向中共领导人表示美国对中国只有善意，同时教训和威吓他们。

他说，他将指出如果在中国建立“极权主义国家”，就很可能遭到中国人民抵抗，由此造成的混乱将危及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将“竭尽全力恢复中国人民的真正自由”。

中国共产党要想避免“人民苦难和经济破坏”，就应当改变政策，为“共同利益”同美国合作。

他竟认为中国共产党有可能接受这一套：

“我将不仅作为美国政府的官方代表，而且作为一个长期居住在这里、以一贯致力于中国民族独立、民主进步和主要为中国人民造福的美中亲密关亲而著称的人士同中共打交道。
不管他们可能怎样地不相信我，认为我近年来已变得同他们谴责的侵略性的美帝国主义相一致，但我预料，我过去的成绩和我同他们中许多人相燕这一点不会被完全忽视。”

4月6日，艾奇逊回电，同意他择机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会晤。鉴于美国不宜明确承担支持中国大陆反动势力的义务，艾奇逊要他把对中国共产党的威吓改得含糊些，并指示他对会晤及其内容绝对保密。以后的事态证明，艾奇逊的同意是靠不住的。

中国共产党也有同美国对话的愿望。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坚持反对美国的基本政策和扫除其在华势力的前提下，可以同美国方面进行某些接触，甚至争取达成某些谅解。

中共似曾估计，国民党政府垮台可能使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一些可以利用的变化。

1949年1月下旬，反映我党对国际问题看法的《世界知识》杂志发表文章，认为艾奇逊就任国务卿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将依然如故，但策略上会有几分变化。

该文把美国对华政策称为“观望政策”，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形势迫使美国决策者考虑对付中国革命的新方法，而新方法之一可能是用经济交往影响新中国。

这种估计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长姚依林，于4月底派人会见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主动提议华北解放区同美国占领下的日本进行换货贸易，并表示希望中美贸易能恢复到战前水平。

此后一个多月里，周恩来、陈毅、乔冠华和章汉夫等人也直接或间接地向美国方面表示，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交往和经济合作，中国共产党对于同美国对话，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有所准备的。

中共中央注意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使馆，不随国民党政府南逃的事实，于4月30日通过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宣布：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4、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北平、天津和南京等大城市时，一方面保护一切守法的美国人，另一方面不承认美国使领馆人员具有官方地位，在法理上将其作为普通美侨对待。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不排除必要时利用美国使领馆作为同美方接触的非正式渠道，允许南京使馆和北平总领事馆同华盛顿进行密码联系，而且有时还降低抨击美国的调子。

中共对司徒雷登个人特别予以关照。

南京解放后第二天，10余名解放军官兵出于好奇心，擅自闯入司徒雷登住宅。南京军管会立即通过一些社会知名人士表示，类似的事件不会再发生。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后来还非正式地会见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对此表示歉意。

此外，军管会在入城初期局势尚未安定的情况下，对所有外国外交官、尤其是司徒雷登实施了严格的安全保护。

5月初，显然出于司徒雷登的授意，傅泾波主动与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接触。黄华曾就学于燕京大学，又是傅泾波的同窗，先前在北平军管会担任同样的职务，被调至南京多半是为了方便和司徒雷登对话。

在交谈中，黄华强烈地批评了美国的助蒋剿共政策，并表示不承认司徒雷登有官方地位。尽管如此，他还是接受了傅泾波的提议，同意去访问“老校长”，从5月中旬到6月初，黄华根据中共中央及南京市委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同司徒雷登和傅泾波进行了几次交谈。

在此期间，司徒雷登以为中国共产党急于求得美国对人民政府的外交承认和经济援助。

他指望通过交谈，使中共感到有可能在这两方面取得进展，因而主动提出请求，使他能从有利地位出发争取到最大让步。

因此，他对黄华宣称，美国政府希望消除由于“误解、担忧和猜疑”造成的紧张状态，恢复中美友好。他要黄华注意，他留在南京是有重要意义的，并说如果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美国使馆不会跟着去。

他还声称，美国政府“完全承认中国人民拥有选择他们所希望的任何形式的政府的权利”。

在谈到恢复中国经济时，他试探性地问道他能做些什么?

然而，按照司徒雷登的意思，中国共产党要获得美国的善待，就必须继承国民党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愿意并能够履行“国际义务”，而且要放弃“视世界革命和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

他威吓说，如果中共实行致力于推翻别国政府的政策，美国就将把这当作“超出纯粹中国问题的某种东西”来对待。

司徒雷登的希望未能实现。黄华在和傅泾波的首次会见中就强调，到时候，应当由美国首先采取行动和新中国建立正常关系。

此后，他又向司徒雷登指出，美国和新中国能否建交，取决于美国是否停止援助国民党政权，与之断绝联系。

他还要求美国撤出驻青岛的海军陆战队。

在经济问题上，黄华说明中共不可能实行把自己孤立起来的政策，新中国愿意同美国作经贸往来，但他同时又申明中国要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主宰自己的命运。

5、司徒雷登访问北平的要求

黄华的态度使司徒雷登感到，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在国际领域内自主决定的权利极为敏感”，到6月中旬，司徒雷登显然已觉得和黄华的接触没有成效。

他知道，无论是国务院，还是中国的形势，都不会允许他过久地留在中国。

因此，他急于寻找另外的渠道同中共领导人对话，争取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改变中共的政策。

6月10日，民革领导人陈铭枢在前往北京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途中路过南京，司徒雷登认为这是“和中共最高领导联系的难得机会”，请陈铭枢转达他已向黄华表述过的基本观点。

他特意要国务院把他返美的时间安排在陈铭枢7月中旬返宁之后，以便他得知中共领导的反应。

翌日，他前往上海，6天后返回南京住地。在此期间，他“非常秘密地”会见了一些“政治上活跃的人士”，包括民盟副主席罗隆基。

他在向国务院汇报上海之行时，只称这些会见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而不透露详情。

据后来的中国报刊资料称，他曾擅自要罗隆基转告中共领导人：只要不追随苏联，美国可以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

司徒雷登不仅试图通过某些中介和中共领导人对话，还争取与之当面交谈。

6月初，傅泾波以司徒雷登一向在燕京大学过生日为由，问黄华是否有可能允许司徒雷登访问北平，黄华当时未予答复。

司徒雷登随即请熟人周幼康去北平打听消息。6月26日，周返回南京，说已得知中共领导人同意他前往北平。同时，燕京大学负责人陆志韦亦来信说明了这一点。

司徒雷登即于6月28日遭傅泾波携陆志韦信造访黄华，得到证实。黄华随即当面通知司徒雷登：毛泽东和周恩来欢迎他以燕京大学前校长的身份访问北平。

对于同司徒雷登在北平对话，中国共产党是既积极又慎重的。

中共中央认为，在南京的接触虽然没有、也不大可能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但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在防止美国军事干涉问题上），似乎不无效果。

中央依据“我不依赖你，而是你依赖我”的主观判断，估计美国有可能和新中国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

因此，在坚持原则和保留回旋余地的前提下，同司徒雷登进行高层非正式会晤是可以接受的。

6月中旬到下旬，美国政府一直很关心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事件（瓦尔德事件）出现了某些松动迹象。

司徒雷登在上海活动期间，同上海军管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接触，印象是“中共地方当局渴望发展国际贸易…因此，他们特别渴望同美国友好相处”。

大约一星期后，司徒雷登得到陈铭枢口信，说已经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了“完全令人满意的”交谈，要他切勿过早返回美国，这些可能都和中共领导人准备同司徒雷登会晤有关。

还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发表讲话，宣告中国人民决心完全不受外来干涉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同时表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并对新中国采取真正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他还声明，“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

毛泽东心目中所设想的听众，无疑包括正在试探能否访问北平的司徒雷登。

6、美国国务院的态度

6月30日，司徒雷登致电艾奇逊，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欢迎他去北平的消息，说此行利大于弊，请求批准。

从他最初通过傅泾波提出访问北平以来的近一个月里，他对国务院完全隐瞒了关于此事的设想和安排，直到他和中国共产党商妥后，才向国务院请示。

显然，他担心国务院虽曾原则上同意他择时机同中共最高领导会晤，但到头来仍有可能予以否决。从一开始，国务院对他留在南京试探对话就比较消极。

从南京解放到6月底，他接连不断地汇报他和中共方面的直接间接接触，国务院却始终不予评论和指示。可能特别令他不安的是，国务院于6月中旬要他一俟驻沈阳领馆人员撤离中国即返美“述职”。

这等于是说，他滞留中国与试图通过对话影响中共的基本政策毫无关系。

华盛顿的政策是对抗，而不是对话。

国务院收到司徒雷登来电后，巴特沃思认为即使批准北平之行，也应当以中共方面立即让沈阳领馆人员返回美国为先决条件。

戴维斯则认为仅仅迫使中共在此问题上让步还不够，还必须规定北平会谈的主要内容是训斥中共领导人，并由国务院把情况公诸于世。

主要决策者的态度更加强硬。7月1日下午，杜鲁门打电话给艾奇逊，说他反对司徒雷登前往北平。

艾奇逊随即指示司徒雷登：根据“最高层的考虑”，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访问北平。

他还告诉司徒雷登，作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正是司徒雷登在来电中承认的那些不利因素，即北平之行不仅会使行政当局遭到国会内外亲蒋势力的激烈抨击，还将“大大提高中共和毛泽东本人的国内国际威望”，并且导致其他西方国家背离美国倡导的反对新中国的“联合阵线政策”。

整个事件中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杜鲁门政府，在对待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一事上，坚持敌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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