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赞普”与桃龙藏族

唐代前期，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开始向东扩展。《旧唐书》记载：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吐蕃击败位于青海的吐谷浑后，又“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松潘）西境”。原羌人聚居区大多成为吐蕃的统治区，四川腹地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唐王朝多次发兵反击，但最终未能将其逐回。白草河上游与松潘接壤，当年肯定有吐蕃翻越桦子林来到北川定居，但因长期与羌族相处，以致连明清时期的官员和学者也不能将其完全分割开来。《明史》在记述北川西北部的少数民族时说“白草者，吐蕃赞普遗种”，把白草河与青片河上游的部落都说成是吐蕃首领的后裔。清代石泉知县姜炳璋经过实地考察，认为上述地区主要是羌族，因而将其统称为“羌番”。但在记述其历史渊源时，为了顾及《明史》的说法，他又在“白草”之后加一个“坝”字，说是“白草坝者，吐蕃赞普遗种”，将吐蕃聚居区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姜炳璋是为了照应《明史》的记载，他的本意并不是说白草坝才是吐蕃聚居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北川境内无论羌族还是藏族，大都淡化了的自身的民族特性，在确认民族成分时，只能根据其习俗的一些差异和民族认同来判定是羌族还是藏族了。

桃龙是北川县境内藏族最集中的乡，但历史上却被统称为白草番。和白草河、青片河上游的其他几个乡镇一样，历史上都属于白草番“山下十八寨”。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都由当地头人自行管理，即使在1547年被明代官军征服，继而于1579年迫于官军的强大压力“归顺”地方政府，也没有改变自我管理的模式。直到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才正式划归石泉县衙直接管理，属治所设在今小坝场的太平乡。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龙藏场建立龙藏乡苏维埃，桃龙自此才有了乡级建制。1951年3月，析小坝乡分置桃龙乡，桃龙自此成为乡名。1985年4月，将桃龙改置为羌族藏族乡。2003年7月6日，批准北川改建为羌族自治县后，民族乡建制被撤销。2004年5月，根据县内少数民族构成情况和国家相关规定，经省政府批准，将桃龙乡改建为桃龙藏族乡。

桃龙之名，系由桃红、龙藏两个地名各取一字组成。龙藏,是清代所设场市的名称。据民国《北川县志》记载：龙藏场，清嘉庆初年(大约1800年)设，名盘龙场，后改为龙藏场。1911年被水淹没，于是迁往新街，故有新街老街之名。因人口稀少，北川解放前已不成场市。桃红,则是当地一个古寨的名称。《石泉县志》有一段文字记述明代何卿将军镇守坝底堡的事迹,说1519年正月,白草羌多次围攻坝底堡,何卿率官军打退羌人的进攻后,招募乡勇，组建了一支八百人的精锐部队,“取道桃红转架,所过碉寨皆毁之”。文中提到的桃红、转架都是地名, 转架的具体位置不详,而桃红就在今桃龙境内。这说明桃红其名早在明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明代桃龙一带的居民还在普遍使用羌语, 桃红是羌语的发音还是外地人取的汉语地名,现在已经无从知晓。到了清代, 桃红又有大桃红和小桃红之分。清乾隆年间，知县姜炳璋有一首诗记述自己深入番寨考察的行程，诗云：“嗟我来作吏，驱车河西东；大鸭渡从小鸭渡，小桃红过大桃红。”说他来到石泉（北川）担任知县后，曾经到青片河与白草河上游考察，所到过的寨子包括大鸭渡、小鸭渡、小桃红、大桃红。大鸭渡、小鸭渡在今青片乡，小桃红、大桃红在今桃龙乡境内，这些古寨子的名字一直沿用下来。1951年3月新设立乡级建制时，就在桃红、龙藏两个古地名中各取一字,构成桃龙来作为乡名。

桃龙藏族乡政府驻地

桃龙藏族乡政府办公楼

晚清商贸城遗址九成号

九成号是清代后期形成的一个商号，在今桃龙乡九成村。这里虽未在交通干道上，但向南顺禹穴沟可至县城禹里，向东可通小坝，向西翻山可至马槽，旧时曾是白草河中上游地区重要的商贸场所，由此形成的九成号成为县境有名的商贸城。九成号，传说是山西商人文九成所建。占地10余亩,有内外两层城墙，长300余米,墙体最高处达10余米,大部依山而建。城墙内外有碉堡遗址3处，为防匪患而建。城墙内曾建有文家大院、文家祠堂，祠堂里有水井、酿酒坊，还有柴房、客栈、栓马场、交易市场、戏院等，建筑面积1000余平方米。当地人说九成号形成于明末清初，但那时白草河上游被官军武力征伐后“归顺”地方政府的时间不长，外地人还不敢轻易深入大山之中，这种说法并不可信。清代后期，才有很多外地汉人来到北川各地，定居下来经商。根据当地现存最早的文家墓碑推测，山西商人文九成来到北川的时间定为清代后期更为可信。九成号形成于清代后期，民国时期逐渐衰败，其兴盛时间可能只有几十年。现仅城墙尚存。

九成号新貌

肉尔挂轶事

明代前期，桃龙境域属白草番“上下十八寨”。“上下十八寨”作为一个整体以强悍见载于史册，但18个寨子的名字却已无从知晓。到了明代后期，“上下十八寨”迫于官军的强大压力表示愿意“投顺”时，已经演变为28寨，这28个寨子的名字有幸被《万历武功录》一一罗列，在今桃龙乡境内有个叫肉尔挂（又写作肉儿挂）的便是其中之一。清代，上述地区被称为“石泉番寨”，28寨也发展为59寨。随着数量增加，寨子名称也相应发生变化，但肉尔挂的寨名却一直使用到清末。

肉尔挂位于今桃龙乡芽地村。明朝万历年间，肉尔挂寨的头人叫饿拓，有很高的威望，在“上下十八寨”最终“归顺”地方政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万历武功录》记载，万历五年（1577），丢骨、人荒、没舌三寨（俱属松潘）之番众袭击松潘，御史大夫（四川巡抚）王廷瞻、副使杨一桂、总兵刘显发兵剿之，三个寨子的番民大半逃至附近的寨子躲藏了起来。为官军打探消息的人密报：他们藏身的地点在白草、风村、野猪窝等寨。巡抚王廷瞻得知后，派遣官军三千人，分路追捕那些逃亡者，并宣布：如果有人胆敢在家中收留藏匿他们，就通通抓起来。此前30年，即1547年，“上下十八寨”遭到官军毁灭性打击，早已无力再与官军对抗。这时，风村一十七寨羌民见官军来势汹汹，都急忙逃往肉尔挂，对饿拓等人述说其不白之冤：“我们实在没有藏匿那些松潘的逃亡者，为什么将军要派兵捣毁我们的寨子？现在我们寨中的人全都吓得仓皇逃走了。我们的确愿意缴纳赋税，每年交粮二斗，和那些‘编民’（指录入政府户口簿的老百姓）一样。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愿望转告将军，让将军赐给我们白色的旗帜，把它竖在寨子里，不要再把我们看成是乱民。”

肉尔挂，在今桃龙乡，而风村则在青片河流域。风村羌民有难逃到肉尔挂，希望头人饿拓帮助他们洗清冤情，说明当时无论是羌还是藏，各寨之间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而这个肉尔挂的饿拓则是个既在番寨有威望，又得到官军信任的头人。饿拓和风村的逃亡者商量以后，来到指挥使步天衢驻地（在今开坪乡永平堡），叩头反映实情后说：“风村等寨现在准备了马、羊及脑包、哈喇、弓箭、番刀，前来归降。”而恰好另有官员也向兵使者讲明真相，风村等17寨愿意“投顺”的要求才终于得到应允。官军于是下令，要十七个寨子杀牛宰猪，并且按羌人的习俗刻木盟誓。不久，风村、野猪窝18寨头人，顺着茅皮底赶到守备宗绶的驻地（在今禹里），诚恳地陈述他们像风村一样的遭遇，要求归降，并且请求放开通往大印、龙州的道路（今都开路方向），宗绶答应了。

上面说的风村等17寨和风村、野猪窝18寨有重复交叉，实际上就是明初的“上下十八寨”，此时的28寨。这些寨子在与官军对抗百年之后，终于“投顺”了地方政府，包括桃龙乡在内的白草河与青片河上游地区正式纳入石泉县衙的管理范围。

肉尔挂，应该是用汉字记载的羌语或藏语地名，饿拓，显然是个少数民族名字。《万历武功录》在还记载了不少人名，如黑煞、万山保、帅小、帅六者、柘索等，都不是汉族姓名。现在北川羌藏族都使用汉语，名字也和汉族一样，这个变化的起点，就在饿拓生活的时代。据《万历武功录》记载，当时28寨的人习惯露着头不戴帽子。饿拓为风村洗清冤情后两年，即1579年，石泉驻军决定为28寨举行一个“受降”仪式，让石泉县令李茂元预备了一些汉族式样的帽子，在上面写上汉族的姓名。做好准备后，召集各寨前来“投顺”的少数民族代表来到军营。军营门口锣鼓声震天，少数民族代表鱼贯而入，望见汉式帽子和木杆上悬挂的彩旗，都非常高兴，欢呼声震天动地。兵使者于是赏赐给他们帽子，让他们一一戴上。从此以后，他们就开始使用帽子上所写的汉字作自己的姓氏了。

石泉“受降”仪式后，各寨仍由当地头人管理，和此前不同的是，官方在继续实施武力威慑的前提下，还在文化方面进行干预。当初，石泉的少数民族都特别爱好刀剑，随身佩带，时刻不离手，稍微有愤恨不满，就动刀杀人。于是，知县李茂元召集他们谈话，感叹道：“各位不想看看头上的帽子吗？你们这样早晚都弄刀舞剑，弄得乒乒乓乓的，对得起赏赐给你们的帽子吗？”下令把刀剑都收藏起来。羌藏民按照要求，藏起了刀剑，戴着汉族式样的帽子，学习和遵守汉族的礼仪，简直就和“编民”（县衙直接管理的百姓）是一样的了。

稿件来源：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

（北川羌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

《史志北川》2019年第16期 撰稿:赵兴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