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司长级领导亲自护送一份文件来到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
在和当地的机关人员对接后,一行人赶到丰顺县民政局,向他们调取一位回归大陆的台湾地下党员资料。
当经手的工作人员调出这份资料时,他们不由地惊奇:这不正是五年前回大陆探亲的老农叶依奎吗?
当时他虽然也申诉过自己的地下党身份,但由于档案资料不充分,最终当地民政局只给他办理了一个月20元的“困难台胞”补助,没想到几年后组织部的高级别领导居然亲自携文件来证明他的身份!
听到工作人员的疑惑,组织部的领导们不无感慨地回答,这位化名叶依奎的老人实际上是当年我国大陆在台湾硕果仅存的红色间谍,也是在无数磨难中依然久经考验、矢志忠诚的坚定共产党人——谢汉光。
忠诚坚定、奉命潜伏
1917年秋天,谢汉光出生于梅州市采芝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中,除他之外,家里还有十个孩子。
作为家中次子,谢汉光早早明白了父母生活的艰辛,因此从小便发奋好学,虽然在日寇的侵略和生活的重压下,谢汉光的修学之路一直断断续续,但他依然靠自学完成了高中学业。
1940年,盘踞梅县的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抗日大业,与第一次反共高潮逆流遥相呼应,悍然宣布解散梅县所有抗日救亡团体,并逮捕7名学抗会(全称梅县中等学校学生抗敌同志会)学生。
为营救他们,以梁铮卿等共产党员为首的救援小组积极发动当地学生、群众奋起斗争,争取各阶层人士的共同助力。
在家备考的谢汉光也利用自己的法务专长,帮助他们进行合法申诉,并参与撰写控告信。
最终,国民党当局迫于梅县人民声势浩大的抗日热情,将七位学生全部无罪释放,史称“梅县七君子”。
同年,有深刻实践经验的谢汉光信心满满地报考广西大学法务系,但恰逢当年广西大学取消法务系,无奈之下他只能转投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很快便被录取。
1941年10月,由于梁铮卿先前使用的身份已被国民党识破,于是他也考入广西大学森林系,与谢汉光成为了同学。
在此期间,受梁铮卿影响,谢汉光与同为地下党员的陈仲豪、张伯哲等人接触,学习到了共产主义的新思想,在这些革命志士的带动下,谢汉光的思想也逐渐受到熏陶,萌生了对党的好感。
据后来成长为潮汕教育界泰斗级人物的陈仲豪先生回忆,在读书时,谢汉光已经明确展露出了对新思想的倾慕。当时陈仲豪在广西大学校内创办《中国学生导报》,谢汉光曾多次为其撰写文章。
在与陈仲豪的接触中,谢汉光认识到一位名叫曾秀萍的女学生,听说她漂亮知性、思想前卫,谈吐不凡。
1942年毕业后,谢汉光立即根据陈仲豪的指引,到五经富镇与曾秀萍见面。
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陈仲豪在家乡名望颇高,有他的介绍,曾秀萍也对谢汉光颇为看重,几次相处后,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同年便选择了结婚。
然而,婚后第九天,昔日同学便找到了他,邀请他到广西桂林的“黔桂铁路柳州农场”任职,谢汉光燕尔新婚,对这样的建议其实并不愿意。
见谢汉光心存顾虑,这位同学说出了实际的目的,自潮汕陷落后,大批进步青年无家可归,只得逃往广东广西内陆谋生。
但广东国民党顽固派性质比广西恶劣,许多好青年好同志现在急需一个庇护容身之地,而谢汉光专业特长且能力出众,因此组织希望他帮忙经营农场,给这些人一个容身之处。
谢汉光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刻与妻子告别,强忍新婚分别的痛苦投入到工作中,很快成为农场主任。
利用职务之便,谢汉光为许多进步青年与我党同志安排工作、提供住所,帮助他们逃脱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队的追捕。
年轻时的谢汉光
其中有记载的包括陈莹、陈静、王珉等许多进步青年,最为突出的则是解放后为祖国军备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七〇二厂厂长兼总工程师邱达生。
谢汉光做出的贡献实际上早已足够成为党员,但形势所迫,谢汉光一直只能以“党外友好人士”身份开展工作。
谢汉光离开后不久,他的妻子曾秀萍发觉自己怀孕,并在老家生下长子谢定文。
1943年开始,日寇频繁对广东未沦陷区进行轰炸骚扰,由于担心妻儿,谢汉光将他们接到桂林,并安排妻子在附近中学担任教员。
1944年底,日军攻陷桂林,无奈之下谢汉光只能暂时带着亲人逃到四川,他的入党事业也因此而被迫中断。
直到日军投降后,谢汉光终于得以回到家乡,重新建立起与党组织的联系。
然而,正当谢汉光满心欢喜地认为自己可以安享战后太平时,他昔日的森林系导师林谓访教授却想起了他。
原来当年还在广西大学时,林谓访教授便对谢汉光颇为欣赏,在毕业前他也曾勉励谢汉光要继续从事农学、植物学工作。
抗战胜利后,林谓访以专业的资历成为接手日寇在台湾所设林业试验所的不二人选,林教授接到任命后便立即想到了爱徒谢汉光,于是立即写信邀请他一起到台湾工作。
谢汉光接到恩师来信后马上找到了党组织并表明了自己的心意:林教授是他的恩师,在台湾为他准备的工作也正是能发挥他特长的,因此谢汉光希望能带全家到台湾工作。
对于这个要求,潮梅地区的党组织并没有提出异议,只是希望他到香港换乘时能代为联系中共华南分局驻香港负责人苏惠、方方。
在香港,苏惠和方方在和谢汉光会谈时提出,希望他像过去一样利用自己的身份之便为党工作,安排一些秘密党员潜入台湾。
苏惠女士还特意强调:
“你的一些校友,很快也会到台湾,希望你能为他们安排一个职位,方便他们开展工作。”
谢汉光多年受党的影响,对地下工作轻车熟路,又听说要和老同学一起工作,不由得喜上眉梢,立刻同意了。
但方方此时却严肃地告诉他:
“台湾的斗争形势比大陆要恶劣得多,你的老师又没见过你的妻儿,如果贸然把他们带去,恐怕你的身份会受到怀疑。”
听到这话,谢汉光不由地陷入了沉思:自己虽然为党工作多年,但秘密身份始终没有在家人面前暴露。
现在到台湾潜伏,自己的身份一旦被识破,家人便是无路可逃,思索再三后,谢汉光狠下心来,让曾秀萍背着儿子独自回乡,自己则不再回头地踏上了潜伏之路。
台海渺渺,烟波茫茫,他们不会想到,这一别就是整整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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