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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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语·周语上》《穆天子传》有关犬戎居地及周穆王伐犬戎背景、交通路线记载的重大差异，说明《穆天子传》作者对于西周时期穆王伐犬戎的历史事件已全然不知，而完全出于凭空虚构。通过语言学、文献学等多角度分析，似乎可以推知，《山海经》的《山经》部分成书时代可能早于《穆天子传》，而《山海经》的《海经》《荒经》部分的成书年代，可能又晚于《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西征南河以下，多附会《西次三经》地名，杂凑而成。《穆天子传》西征地名具有的模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学术界对《穆天子传》西征地名的考证很难做到准确无误。学术界在对《穆天子传》西征地名考证过程中，首先应正确处理好《穆天子传》西征地名的精确与模糊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模糊性
《穆天子传》卷一到卷四，详细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天下，行程三万五千里，会见西王母之事。由于古代文献固有的复杂性，学术界对穆天子西征的传说，历来信疑者各半，自古及今，未有定论。兹约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多重思考，以期对穆天子西征传说的由来及其真伪，略陈管见。
一、《国语》《穆天子传》所记穆王征犬戎之差异
（一）《国语》所记犬戎居地与穆王征犬戎的地理交通问题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早在文王时期，即有“伐犬戎”的军事行动。《正义》引《说文》说“赤狄本犬种”，并引《后汉书》云“犬戎，槃瓠之后也”，又引《毛诗疏》云“犬戎昆夷”是也。《国语·周语上》韦昭注：“犬戎，西戎之别名也，在荒服之中。”以上文字表述虽然难以准确揭示出先秦时期犬戎兴起、发展的历史轨迹，但通读以上文字后大体可以获知，犬戎是我国境内历史颇为悠久的古老族群，先秦秦汉时期，该族群有着一个不断分化组合的过程。文王伐犬戎的结果，《史记·周本纪》并未说明，但从《国语·周语上》中“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的记载看，则不难获悉，在周穆王之前的相当长时期，犬戎是臣属于周王朝的，并与周王朝之间保持着职贡关系。
《后汉书·西羌传》对穆王征犬戎的起因和结果的记载，与《国语·周语上》有同有异：“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后汉书·西羌传》虽然著作时代较晚，但以上记载大体上出自《国语·周语上》和古本《竹书纪年》，其自当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文字中提到的周穆王征伐犬戎后“迁戎于太原”一事。犬戎被迁到太原后，与周之间的关系日渐恶化。《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及宣王时期，“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周王朝和包括犬戎在内的戎族之间的军事斗争，始终没有停止下来，交战双方互有胜负。《诗经·小雅·六月》亦提到周宣王时期，“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及周朝军队“薄伐狁，至于大原”之事。以上文献所记“太原”“大原”之地，是西周穆王以后迄西周末年，西周王朝与犬戎、狁等戎族之间政治、军事力量的交错地带。顾炎武较早由泾阳所在而推测，“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尔”。笔者以为，将西周时期犬戎、狁等西戎诸族所居之“太原”“大原”，和平凉一地对号入座，未免机械绝对，戎族居地之“太原”“大原”或即泾水上游更为辽阔的原地一带的泛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固原等地西周时期的田野考古工作逐步展开，日益丰富的田野考古资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西周时期犬戎、狁等戎族的地理位置与周穆王征犬戎的交通路线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启发和大量有价值的线索。考古资料表明，西周时期的固原一带，是西周王朝和殷遗民、戎族等政治、军事力量交错与多元文化交汇地带。1981年4月，宁夏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在中河公社孙家庄林场清理车马坑和西周时期墓葬各1座。根据出土器物可以判断，此墓应属西周早期，相当于成王或康王时期。考古工作者指出，孙家庄林场西周墓出土的鼎、簋，从形制和纹饰来看，与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M178号墓出土的鼎和簋极为相似，与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早期墓出土的鼎、簋亦近相似；车轴饰、车軎、车辖、銮铃与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西周早期车马坑出土的几乎完全一致。商、周之际，宁夏固原地区是周人和戎族接触极为频繁的地区，但这座墓的主人是周人还是与西周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少数民族，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2017年4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姚河塬考古队对姚河塬城址开展专题调查、考古勘探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城墙、护城壕、高等级墓葬区、小型墓地、宫殿建筑基址、铸铜作坊区、道路、水网等遗迹，出土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骨角器、象牙器、蚌贝饰、原始瓷器、刻辞甲骨等珍贵遗物，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考古工作者认为，姚河塬城址属周文化遗存，但殷遗民是城址的居民主体，城内有殷遗民、周人、寺洼文化人群混居，表现出西北边疆区域族群构成的复杂性。其中2017PYⅠM13出土“入戎于获侯”的卜辞，说明姚河塬城址可能是西周早期分封的诸侯国获国的都邑城址，是目前发现的周人最西北的军事前哨基地，主要对抗的人群是西周边疆以西的戎人族群。
目前，简单地将以上墓葬、城址与西周时期某一特定人群、文化相对应，显然问题颇大，然不少专家认为，西周时期的“大原”即今固原一带。由此似可推测，周穆王征犬戎大体沿着自关中地区溯泾水而上至于今宁夏固原一带的交通路线。
（二）《穆天子传》中的犬戎居地与北征犬戎路线
《穆天子传》卷一至卷四，详细地记录了穆天子西行的交通路线。由于该问题极其复杂，长期以来，《穆天子传》中的诸多地名、族名及地理交通，很难做到处处落实。兹仅择取《穆天子传》中与犬戎相关的地名略作考察，以与周穆王征犬戎的地理交通约略进行一番比较。
《穆天子传》卷一记载，天子北征犬戎之前的主要地名有蠲山、漳水、盘石、钘山、“虖沱”，天子北征犬戎提到的主要地名有当水之阳，接着天子西征，又提到隃关、焉居、禺知、人、智、漆泽（渗泽）、阳纡之山、燕然之山等。兹在前人考证基础之上，作出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勾稽出《穆天子传》犬戎活动的大致区域范围与周穆王北征路线。
蠲山，丁谦释曰：“蠲山无考，观下北绝漳水，知此山必在漳南，今彰德府境。”小川琢治以为：“泫、蠲（原文作“觸”，疑误）音通。想即赵、秦故战场长平附近之山。”顾实赞同小川琢治之说，以为“蠲山，当在今山西泽州高平县”，“泫山即蠲山”。现代学者从语言学角度推测：“战国韩地有泫氏，后入赵、秦，属上党郡，其地在今山西高平县。蠲古音支韵见纽，泫属真韵匣纽，声韵皆近可转通。其地初名蠲，后作泫。”综上可知，《穆天子传》记载穆王自宗周瀍水出发，向北进入今山西高平境内，方位和路线，大体不误。
漳水，郭璞较早注曰：“漳水，今在邺县。”檀萃释曰：“漳有二源，浊漳出长子县发鸠山，过壶关县北，屯留县、潞县北，故世人亦谓浊漳为潞水。又东过武安县东，县属邺，清漳自涉县东南来入之，所谓交漳口。又东过邺县西，穆王绝漳在是矣。”顾实说：“漳水，即源出今山西潞安府长子县发鸠山东之浊漳水也。蠲山在今高平，从高平而北绝漳水，正入潞安府长子县境内。横截浊漳水之上流而过，甚明也。”顾实认为：“晋时邺县，在今河南彰德府临漳县。惟卷四明言西征出发，‘自宗周瀍水以西’，则郭注以临漳县之漳水当之，未免道迂。”顾实的分析颇有一定道理，《穆天子传》的漳水或即在今山西长子一带。岑仲勉曾独立“知穆传之漳水，即秦、汉之长水，与今山西之漳水无涉”一说，由于缺乏可靠的证据，已被学术界彻底否定。
盘石，檀萃曰：“邺西北有鼓山，上有石鼓之形，穆王觞于其上。”陈逢衡说：“《太平寰宇记》河东道平定县：‘盘石故关在县东北七十里。’宋平定县，今山西平定州。”顾实亦云：“盘石当在今山西平定州。······盖曰蠲山之上，曰盘石之上，曰渗泽之上，以文例求之，则盘石当是一著名之地方，故后世犹遗名迹也。且以下文言‘载立不舍，至于钘山之下’而推证之，则必离钘山不远。今审盘石故关之地望，亦甚合矣。”同样，惟有岑仲勉仍先入为主地另立一说：“惟《侍行记》三过邠州后经火石咀，‘驲路两旁皆山，平正如阶级，窑洞密若蜂衙，窑洞者穴山以居，《诗》所谓陶复陶穴也，秦地多此，邠境尤多’。又十五里到大佛寺，唐尉迟敬德因石为佛，据说高八丈五。或即古盘石之遗迹欤？”靳生禾对岑说屡屡提出批评：“岑先生借《侍行记》提到的当今陕西邠县火石咀抑或大佛寺疑为古盘石遗迹，却连陈氏仅凭地名同音固属勉强的依据亦未提出。”“岑先生所云邠州一带······然而，直到西汉中叶，从张骞通西域打通亚洲大陆交通线为肇始，随着‘丝绸之路’的不断开辟和发展，这一带才逐渐发达起来，而在先秦时期不仅远无井陉口一带的交通条件，亦无任何文献说明那里在战国前已是一条人所共知的通衢大道。······《穆传》作者所说‘盘石’在东至古石邑，西迄盘石故关一带井陉口地区，应是毋庸置疑的。”经过靳生禾的辨析，《穆天子传》盘石的地望问题，大体已经明晰，概即今山西平定故关一带。
钘山，古代学者普遍认为，在今河北井陉一带，几无二致。郭璞注：“燕赵谓山脊为钘，即井钘山也，今在常山石邑县，钘音邢。”檀萃疏曰：“今井陉县也。《汉志》石邑县井陉山在西。······井陉山今名苍岩山，危峰叠翠，高出云表，中有石泉，是穆王所猎，在今真定府井陉县山也。”洪颐煊引钱辛楯詹事云：“井钘即井陉。古读钘如陉。”陈逢衡说：“直隶正定府猎台在井陉县陉山之上，相传周穆王猎铏山时筑。”翟云升说：“井钘，井陉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王翦将上地，下井陉’，服虔曰：‘山名，在常山。’”丁谦说：“钘山即井陉山，亦称陉山，在井陉县北。其西阿，今险隘口地。”顾实说：“井钘即井陉山，在今直隶正定府井陉县。钘、陉古韵同部字。”岑仲勉批评郭注“误人不浅”，释《穆天子传》钘山即《汉书·地理志》之“汧山”，并继续强调说：“穆王由宗周西北出，故过汧山。”岑说受到学者批评：“岑先生所以单单强调《集韵》一个方面的解释音坚，以至于得出《穆传》的‘钘山’即今陕西的‘汧山’的结论，不外也是先替穆王既定了所谓由镐京径直西北行的路线而生的附会······实在不能不加以匡正。”综上可知，《穆天子传》钘山在今河北井陉一带，已基本成为古今学者的共识。
“虖沱”，郭璞注：“虖沱河，今在雁门卤城县。”檀萃疏曰：“卤城前属代郡，后属雁门。《山海经》：‘泰戏之山，呼沱之水出焉。’”陈逢衡说：“汉卤城县在今山西代州繁峙县东。”顾实说：“虖沱水，源出今山西代州繁峙县东北，泰戏山。东流至直隶天津，会白河、桑干诸水，东入海。”此后，惟岑仲勉释“虖沱”“本水之通名”，并以为《穆天子传》之“虖沱”“殆今泾水之正流”。岑说“鉴于未曾举出一种原始的直接材料”受到学者批评，被认为不足征信，并列举大量颇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滹沱河在战国已是海内名河”，“先秦时期闻名的虖沱······盖指当今晋冀间的滹沱河”。综上可知，《穆天子传》中的“虖沱”即为晋冀间的滹沱河，这在当今学术界几成共识。
根据以上分析，大体可以勾稽出《穆天子传》所记的穆王出行路线。周穆王自宗周瀍水出发，进入今山西境内，沿着太行山西侧一线，向北进入今山西高平境内，然后继续北行，过今山西长子一带，再向北过今山西平定故关，到达井陉口，并继续向北进入今晋冀间的滹沱河流域一带。再往下，《穆天子传》才提到北征犬戎之事。
根据《穆天子传》卷一记载，天子北征犬戎提到的主要地名有当水之阳，显然，当水所在，是确定《穆天子传》犬戎所在的关键。此“当水”，洪颐煊、丁谦、小川琢治等均作“雷水”，顾实则以为“大误也”，“当水即今山西、直隶之沙河及唐河，而下流曰猪龙河者，是也”。由于缺乏坚实的材料作为支持，对于《穆天子传》犬戎居地，不妨采取模糊性原则，但其大致在晋冀间唐河、桑干河流域一带，或大体不误。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北征犬戎后，继续西征，首先到达的是隃关。郭璞注：“疑此谓北陵西隃。西隃，雁门山也。”陈逢衡、顾实、靳生禾等学者均赞同郭注。檀萃则谓：“此雁门应极远，未必即今之雁门也。”檀氏仅仅以“今雁门在山西内地，西征云者，征行之征耳”加以解释，显然理由并不充分。此外，岑仲勉认为，“所谓隃之关隥者，大约即今固原南之六盘山脉”。岑氏的以上观点，曾受到学者的批评。靳生禾即曾批评岑氏“强本书就己见······一误皆误”。随着《穆天子传》交通地理研究的不断深入，岑氏理论的证据和所作结论，已基本不为学术界所认可。
（三）《穆天子传》《国语》所记犬戎居地与穆王征犬戎交通路线差异分析
对照《国语·周语上》和《穆天子传》卷一周穆王征犬戎的记载可知，不惟二书所记穆王征犬戎的氛围完全不同，而且犬戎居地和穆王征犬戎路线，也大不相同。
首先，《国语·周语上》所记穆王征犬戎是一次重大军事活动，该书记载周穆王不听祭公谋父劝谏，坚持出兵征伐犬戎，“得四白狼、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而《穆天子传》所记周穆王征犬戎是在一种友好祥和的气氛中进行的。早在清代，陈逢衡即指出：“此（按：指《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于犬戎，征字不当作征伐解，盖巡行之谓。”顾实也曾指出：“北征者，犹北行也；非奉辞伐罪曰征也。”此后，顾颉刚也说：“《国语》说‘穆王将征犬戎’，征是征伐；这里（按：指《穆天子传》）说的‘北征犬戎’，乃是征行的意义，否则犬戎决不会立即杯酒联欢的。”以上学者均以为，《国语·周语上》和《穆天子传》所记周穆王征犬戎分别为不同的事件，他们对北征所作“征字不当作征伐解，盖巡行之谓”“犹北行也”“征行”等解释，揭示出部分历史实际。
其次，《国语》所记西周时期的犬戎在太原，即今宁夏固原一带，周穆王伐犬戎大体沿着自关中地区溯泾水而上至于今宁夏固原一带的交通路线。而《穆天子传》所记，周穆王自宗周瀍水出发，进入今山西境内，沿着太行山西侧一线，向北进入今山西高平境内，然后继续北行，过今山西长子一带，再向北过今山西平定故关，到达井陉口，并继续向北进入今晋冀间的滹沱河流域一带。再往下，《穆天子传》才提到北征犬戎之事。《穆天子传》中记载的犬戎居地，大致在晋冀间唐河、桑干河流域一带。
综上可知，《穆天子传》作者对于西周时期犬戎的居地和穆王伐犬戎之事已全然不知，其所记犬戎居地与穆王伐犬戎背景、交通路线，和《国语·周语上》所记大相径庭。自晋代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少学者笃信《穆天子传》为西周史官记录，倘若如此，《穆天子传》和《国语》关于犬戎居地和穆王伐犬戎背景、交通路线记载的巨大差异，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国语·周语上》所记犬戎居地和穆王征伐犬戎的交通路线，得到田野考古资料的印证，当为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穆天子传》所记犬戎居地和穆王征犬戎路线，则是出于作者的凭空虚构。清代以来不少学者由于确信《穆天子传》为西周时期的文献，分别以“上文云，戊寅，天子北征，下文，甲午，天子西征也。郭以《国语》征犬戎注此，疑穆王征伐犬戎之事在先，天子北征至于犬戎之事在后，分两事看自明”，“《国语》《纪年》所载者，当别为一事。郭注并为一谈，由未深考故也”来调和《穆天子传》与《国语》关于犬戎居地和周穆王征犬戎的背景、交通路线的差异，不仅没有将问题说清楚，反而徒增不少新的混乱。
二、穆王西征与《穆天子传》《山海经》成书先后问题
《穆天子传》记载，天子西征，离开隃关后，继续到达焉居、禺知、人、智、漆泽（渗泽）、阳纡之山、燕然之山，见到河宗氏。顾颉刚说：“自从漳水直到河宗氏，都是赵国人直接的见闻，当然都有其实际性。河宗是武灵王势力所及，他能从九原直南入秦，当然到过那边；对于河宗及那边的上帝的祭祀，他也许行过这些典礼。那边都是畜牧的部落，见了赵王献上豹皮牛马，自是本色；其藏有河图及记载出产的典册，亦极可能；其神道设教，更无足异。自从到了‘积石南河’，作者就开始采用《山海经》的名词，加上自己的想象了。······他必然以《山海经》为底本，而硬性地规定了路程和日期，以致许多地方和《山海经》合不拢来。”顾氏的以上推测，颇可值得注意。早在1934年，顾氏弟子张公量曾在《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发表《〈穆传〉〈山经〉合证》一文，“仅就西征之路线地名与《山海经》较”后发现：“以《山经》言之：穆王经北西中三山，而《西次三经》尤赅泰半之足迹。”张氏以“《西次三经》神话独多”对“《西次三经》之地名何以与《穆传》独多符合之故”进行解释，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然时过境迁，颇有必要对该文之得失予以重新考察，以期不断推动《穆天子传》西征地理与交通问题的研究向着更高水准发展。
《山海经》一书的性质颇为复杂，迄今学术界普遍认为，其是一部充满着诸多重大争议的奇书，也是一部包括山川、地理、民族、物产、药物、祭祀等内容的古代文献。《山海经》的成书过程颇为复杂，该书的作者、产生地域、成书年代等问题，迄今学术界尚无定论。有的学者通过全面考察《山海经》中的基本词汇、语法特点，根据有断代价值的语言现象在汉语史中所属的历时特点推断，“《山经》的成书年代是战国中晚期，在《墨子》（墨子，前480—前420）成书至《吕氏春秋》（前289）成书之间”，“《海经》的成书年代是战国末秦汉初，在《荀子》成书（荀子，前313—前238）之后，《淮南子》（前140）成书之前”，“《荒经》的成书年代也是战国末秦汉初，在《淮南子》成书（前140）之前，与《韩非子》（韩非，前280—前233）成书时间接近”。如果以上推测，能够获得更多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持，则对《穆天子传》年代推定，颇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山海经》中，即使《山经》的成书年代略早，其下限也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前的战国末期。张氏又从“地理观念之演进”及“神话愈出而愈丰”的角度推测，“《穆传》不能甚后”。张氏的推测，自可备一说，但尚有一些疑问，需进一步深入思考。
早在明代，胡应麟即曾分别对《穆天子传》和《列子》及《山海经》的成书先后问题，进行过讨论。胡氏坚持“《穆天子传》六卷，其文典则淳古，宛然三代范型，盖周穆史官所记”的传统观点，并将《穆天子传》和《列子》比较后认为：“《穆天子传》与《列子》体制不同，各极古雅，此篇（按：指《穆天子传》）奇字皆《列》本书所无，信知《列子》引《穆传》，非《穆传》本《列子》也。”根据前面对《穆天子传》和《国语》所记犬戎居地与周穆王征犬戎路线的比较可知，《穆天子传》作者对于西周时期犬戎居地和周穆王征犬戎路线的记载，与西周时期的历史地理实际完全不符，显系作者凭空虚构。既然如此，胡氏《穆天子传》“盖周穆王史官所记”的观点，显然大谬，无须再辨。然胡氏认为“《列子》引《穆传》，非《穆传》本《列子》”的观点，则颇有一定的道理。《列子》一书的成书过程极其复杂，目前学术界普遍赞同，《列子》是一部先秦典籍，《列子》成书后，屡经后代学者和好事者增订编纂，才形成《列子》今天的面貌。由于我们无法看到战国时期《列子》一书的样貌，自然也很难准确判断出《穆天子传》和《列子》两书的先后。
在《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两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上，胡应麟推测，《山海经》乃“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侈大博极之；杂传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问》之遐旨，《南华》《郑圃》之寓言，以成此书”。胡氏认为，《穆天子传》成书早于《山海经》，张公量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和胡应麟大体一致。然而，胡、张二氏似乎都忽略了和《列子》成书过程类似，《山海经》的成书背景同样极其复杂，《山海经》《穆天子传》成书孰早孰晚，并无定论。此正如胡氏所说：“《穆天子传》至晋始出，而此书（按：指《山海经》）汉世独完，缘是前代文人率未能定其先后。”张公量将《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之文体进行比较后也曾指出：“文皆有韵。不识二书孰为宗祖，孰为孳乳者乎？原夫‘所谓’‘实惟’，乃稽古之词，旨趣相若，而各居其一，遂无以判其先后。”如果仅仅从语言文字判断，《山海经》与《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孰早孰晚，的确尚难以获得确切答案。
迄今为止，更多的学者赞同《穆天子传》与《山海经》的《山经》均为战国时期文献，而《穆天子传》自埋入地下至晋代出土之前，未曾有过改动，《山海经》中的《海经》和《荒经》部分，则恰恰成书于战国末至西汉初一段时间，《山海经》最终成书时间显然当在西汉初年。此前，有的学者对《山海经》与《穆天子传》的成书背景和文献性质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后指出，“《山海经》当是神仙方术之士事先备好的资料汇编”，“《山海经》中绝大多数的志怪神话并非史前文化的‘遗存’，而是战国时代根据特定社会需求对前赋文化做出的新综合”，“《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是方术家的作品”。以上分析，颇有一些道理，但将《山海经》《穆天子传》均视为方士家言，显然存在的疑问颇多。诸如，《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形象，就差别巨大。袁珂说，《西次三经》中的西王母“乃益增其狞猛之气，升天而为神矣”，而《穆天子传》里的西王母，则完全人格化了。这一变化，似乎和先秦时期大禹的形象由“山川神主”向人王和夏宗转变的情形类似。若依此推测，则《穆天子传》成书似又当在《西次三经》之后。综前所论，《山经》成书年代的下限约为《吕氏春秋》成书之前的公元前239年，这或许也是《穆天子传》可能成书的最早年代。《山海经》全书最终成书的年代，大约在《淮南子》成书之前的公元前140年。
但似乎又可以肯定，《穆天子传》成书不大可能晚至于西汉初年。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穆天子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生活于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竟然对该书一无所知？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又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得很清楚：“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显然，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提到的“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的古老传说，或出自《秦记》，或来自西汉时期流传于西域的传说。综合以上分析，似乎可以推知，《山海经》的《山经》部分成书时代可能早于《穆天子传》，而《山海经》的《海经》《荒经》部分的成书年代，可能又晚于《穆天子传》。
三、《穆天子传》西征地名的精确与模糊问题
综前所论，自南河以下，《穆天子传》多用《山海经》之《西次三经》地名。学者多以为，南河以下地理交通，《穆天子传》作者并不熟悉，或系根据西域各族的传说，附会《山海经》之《西次三经》地名，杂凑而成。20世纪初期，在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的影响下，丁谦、刘师培、顾实等学者分别对《穆天子传》之西王母之邦和大旷原作出种种大胆推测，诸如丁谦将《穆天子传》卷二所记黄鼠山，推定在“今波斯西境，并由此判定“穆王所至西王母之邦为亚西里亚”。刘师培《〈穆天子传〉补释》说昆仑丘即佛经上的须弥。顾实不仅将西王母之邦的地望精确到“今波斯之第希兰（Teherian）附近”，而且还将《穆天子传》“西北之大旷原”释为“今欧洲大平原”。诸如此类的天方夜谭观点，曾风靡一时，影响深远。顾颉刚曾就以上问题，提出批评：“其实，本书（按：指《穆天子传》）作者自己说，从宗周（洛阳）到阳纡（河套）三千四百里，从阳纡到西北的终点才七千里，算起来至多只有到新疆哈密呢！”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公量曾以“《山经》之地理观念，西尚不及今新疆，北尚不越今蒙古，故以流沙随四方而有”为据，批判顾实谓穆王“自华尔羌走逾今布哈尔，转入波斯，更自波斯而北，直抵今里、黑海，俄罗斯南部间之旷原，大猎三月而还”者，“诚无稽之谈也！”张氏批判顾说的理据，是颇有说服力的，唯其又不自觉地将《穆天子传》所记周穆王西征的传说绕回到西周时期的史事上，并继续断言“西周之人乌足以语此”，则未免以谬驳谬，反而给人以画蛇添足之嫌，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张公量在文中曾注意到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对《穆天子传》地名的考证，《禹贡》半月刊1937年第6—7期收录刘厚滋译《〈穆天子传〉地名考》一文，内容仅仅涉及《穆天子传》卷一中的部分地名。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等著，江侠庵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先秦经籍考》（下）有小川琢治《穆天子传》地名考证八节，兹将作者有关《穆天子传》地名考证的观点，列表如下：
综上可知，小川琢治考证出的《穆天子传》西行路线，与张公量所考证之“穆王自首都洛阳戒途，逾太行，涉滹沱，出雁门，循桑干河（雷水），折而西，越黄河之北，描一大弧形，转而南的东北角，抵包头，祭河伯；复经凉州东北之西膜部落，逾贺兰山，于宁夏近旁黄河西岸，斜断鄂尔图斯沙漠，再抵包头以归”的路线，大体一致。
还应值得注意的，是著名史学家赵俪生的《〈穆天子传〉中一些部落的方位考实》（以下简称《考实》）一文。该文强调，“《穆传》不是‘小说’，是可供依据的有用的史料”，《穆传》的内容“是一场官方的旅行，目的不外察阅山川、联系诸部落的头人和人民、采集一些异域中的动植矿物而已”。赵氏自己说，他做的工作是，“将一些尽可能辨析清楚（哪怕半清楚也好）的山川部落，来落实一下”。兹将赵氏《考实》一文的主要观点，列表如下：
事实上，无论小川琢治，还是赵俪生，均实事求是地承认：“追迹西征旅行路线，今名由古名所遗留者甚少，颇属困难。只有若干地点，见于《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此较可得，自日数而推算距离与方向。加以考定，则只能从大体上推定之而已。”“《穆传》中有不少地处很难落实。”小川琢治和赵俪生都反复强调，他们对《穆天子传》地名所做的只是“大体上推定”，“尽可能辨析清楚”，这正表明，《穆天子传》西征山川、河流及氏族部落名称，具有固有的模糊性和复杂性特点。综观二氏所作《穆天子传》地名考订，不难发现，不仅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相反，却又徒增不少新的问题。
诸如小川琢治运用语言学材料解释阏氏胡：
阏氏一语，是伊祁语之lki，即一，禺知语之Utshi，即三，而缀为汉字者。乃由土耳其语之Altji即六之意味。同时在汉代以此字呼匈奴单于之妃，想亦与普通名词同源。由此推之，则单于阏氏者，殆因有六人之妃所生乎？当在呼衍王之地方是否当有阏氏胡氏，出而为单于之妃，所以发生关系。虽然未明，要之，在匈奴勃兴数百年前，已有阏氏部落之存在，则应注意也。
又如，其同样运用语言学材料言及苏谷：“汉代并合于匈奴，为须卜氏部落所散住之地方。查须卜氏之事迹，据《史记·匈奴传》呼延氏下裴骃注：‘呼延氏、须卜氏常与单于婚姻。’《霍去病传》元狩二年，诏云‘讨遬濮’索隐注：‘遬音速，濮音卜。’则遬濮亦是同名。且遬与苏谷及积通，又推定濮字含有准语之Bag，即村庄之意味。”
在以上推定基础上，小川琢治综合推断：
如此推究，则呼衍氏乃哈密附近阏氏胡之后，其东南之诸顸氏（苏谷）即须卜氏，皆于匈奴单于统一后，尚得为与之拮抗之大姓，事甚显著。
小川琢治仅仅以语言学材料推定《穆天子传》之阏氏胡、诸顸氏（苏谷）与汉代匈奴呼衍氏、须卜氏之族属、地域上的渊源关系，自然证据显得极其薄弱，且自战国至汉代，以上人群内就多有发生分合、流动。小川琢治的以上大胆推测，疑点重重，问题颇多，自然也影响到其一系列《穆天子传》西征地名考证的科学合理性。至于赵俪生将洋水、黑水、黑水之西河“落实”在帕米尔地区，将浊繇氏、骨氏、重氏“落实”在苏联费尔干省，则似乎和丁谦、顾实、刘师培等天方夜谭式的大胆想象，别无二致。由于其极不合情理，自然无须多辨。
小川琢治和赵俪生在《穆天子传》地名考订过程中，暴露出一系列新的问题，给学术界以重要启示，即学者在对《穆天子传》西征地名进行考证之前，应首先正确处理好《穆天子传》西征地名的精确与模糊的关系问题。诸如《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学术界或以为是“见于中国古籍传说中的一个部落或人物”，或以为西王母故事“只是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而非有典可据的历史记载”。即使认为西王母为古代西部氏族部落的学者，对于西王母方位的意见，也相去甚远。如黄文弼说：“《穆天子传》中之西王母国，即在昆仑山之西，兴都库什山之北。”徐中舒则说：“西王母可能指古代康藏地区的女国······有人说穆王西征到达了帕米尔地区，那是不可靠的。”
继续坚持《穆天子传》为西周史官逐日记录的《起居注》，“是当时最真实的地理书”观点的任乃强则认为：
这条线（按：指丝绸之路）上的沙漠绿洲，原始居住的民族是从西藏高原上来的羌族分支，古称“葱茈羌”。他与河西地区月氏，和天山南路的龟兹同类，语言、习俗与中华相近。很早就成为中华与葱岭外西亚诸国商队的东导主人······他以女子为王，官吏都是女子，男子只做远道经商与战斗射猎的工作，所以华人称他作“西王母”。周穆王好远游，曾到其国，属实。
任乃强还另论及《西域传》里的婼羌“是指青藏高原上牧民部落（保存着母系氏族制度的部落）的华人称呼。指的是今青藏高原上羌塘、柴达木和阿里诸地面的牧部，不属于沙漠绿洲之国，而是沙漠绿洲之国的人种（葱茈羌）来源地，语言相通，农牧交易不绝，故《西域传》附带言之。他们自呼为RO，故云‘婼羌’。这样的母系氏族部落······《隋书》《唐书》称之为‘女国’，有东女国、西女国与苏毗诸名。汉以前人皆称之为西王母。《汉书·地理志》临羌县西海盐池说的‘西王母石室’，所指为茶卡盐湖附近古女国的遗迹，不是《穆天子传》的西王母。《海内北经》说的‘西王母’可能即是指的这里古女王之国的传说”。任乃强将《穆天子传》视为周穆王西行的真实地理记录，且以为周穆王到达西王母之邦，是真实可信的历史事实，在我们今天看来，显然与西周时期的历史实际大相径庭。然而任氏是驰名内外的民族史家，其对康藏地区民族分合的历史颇为熟悉。其对古代不同文献中西王母传说的分析，进一步彰显了《穆天子传》西征地理的模糊性、复杂性特点。这一点，事实上，任氏也认识到了。如任氏指出，《西次三经》路线“与周穆王西巡至西王母国路线相当”，而该经之“三危之山”，“按之《禹贡》，当在今玉门县南，而此经亦排次为玉山又西一千一百里。而且更西五百四十里即为‘天山’。若谓祁连山本义即是天山，则道里、方位、叙次全谬。若谓天山即今新疆之天山，虽道里方位皆可强合，中间山名则刺谬难解。从来研究地理者莫能说通”。既然如此，忽略了《穆天子传》西征地理的模糊性和复杂性特点，将《穆天子传》中诸多原本无法落实的山川、氏族部落名称一一“落实”的各种大胆、辛苦的探索，将注定徒劳无功。
作者：周书灿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2期
选稿：黎淑琪
编辑：汪鸿琴
校对：徐和惠子
审订：杜佳玲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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