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国殇

  • 北大营遇袭

1931年9月18日晚上十点半左右，驻扎在沈阳的北大营第7旅的士兵们被一声炮响惊醒，紧接着便是接二连三的炮弹爆炸声，北大营的军事驻地遭到了日军的炮轰。日本关东军在坦克的的掩护下，对仅穿着衬衣、未配备武器的东北军进行了猛烈的扫射。后来大家才知道，听到的第一声炮响其实是南满铁路被炸毁的声音，日军把铁路被炸的事件嫁祸给东北军，随即便对北大营发起了武力袭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 沈阳失守，东北沦陷

由于国民党实行了消极的不抵抗政策，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日，沈阳就完全落入了日军手中。在东北地方当局贯彻消极抵抗政策的情况下，这场发生在沈阳的军事冲突，给了侵华日军莫大鼓舞，日本主战派地位上升，随后便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在多数国人眼中，东北军作为当年全国的精锐部队之一，面对小规模日本关东军的侵袭，可以说是将东北拱手让人，4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总面积达128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地区全部沦为日占区，超3000万中华儿女从此就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度日。9.18也因此被国人视作国耻日。

  • 谁之过？

人们总是将导致沈阳失守、东北沦陷这一结果的原因，归结到张学良和蒋介石推行的“不抵抗政策”上来，并就二人承担的责任多少展开争辩。广义上来看，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军委主席，理应负主要责任，但从狭义上来看，张学良作为东北保安军的总司令，在东北沦陷的过程中要负无法推卸的直接责任。那么在日本关东军挑起“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为何奉行了不抵抗政策呢？

装备精良的东北军

张学良在东北的势力

1928年，汉奸川岛芳子在日本关东军的协助下主导了“皇姑屯事件”，导致张作霖重伤身亡，张学良作为其子仓促任职东北保安总司令。为了平息军队内部派系斗争，牢牢掌握军中大权，张学良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在正规军的基础上，招揽杂牌军进行辅助，规模迅速扩大到了28万。同时清退部分老将，将炮兵、工程兵等特殊兵种抽离，这使得不少军队在面对关东军发动的突然袭击时难以独当一面。

张作霖乘坐的火车被炸毁

蒋介石在1928年基本完成了对军阀的统一，的国民党内部存在的矛盾却日益尖锐。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派遣近10万精锐势力支援蒋介石进行中原大战，对冯玉祥和阎锡山发动攻击；随后又将黑龙江的2个国防步兵旅和辽宁的11个国防步兵旅、3个骑兵旅以及3个炮兵旅（仅留有一个团）全部调入关内，以讨伐妄图攻进东北的石友三，对蒋介石的支援政策和对石的讨伐，导致张学良下辖的大部精锐势力都处于关内，整个东北地区都处在紧张局势中。

“九一八”事件发生前，辽宁就只剩下5.4万正规军以及6000多杂牌军，首当其冲的沈阳，就仅有北大营第7旅的8000多名士兵负责驻守，相比近6000多人的日军，真正让第7旅“兵败如山倒”的却是上级推行的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

“九一八”事件作为日军侵华的开端，显然不是日本关东军突然发起的战争行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早在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就已经显露无疑，1927年，“田中奏折”就表明日本已经在为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做准备。而关东军的作战参谋主任石原莞尔，在1929年就已经开始谋划如何吞并东北。

爆发前

  • 中苏关系恶化

吴铁城曾对张学良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原因就在于，沙俄过去侵略我国时，曾利用我国劳动力和原材料，在东北境内修建了中东铁路。苏联在完成革命后，便提出了和中国共同管理中东铁路的要求，中东铁路也因此恢复了正常运营。
东北易帜后，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实行的是反党反苏的政策，为了遏制共产势力的蔓延，同时削弱张的实力，蒋介石一昧夸大苏联对东北稳定发展的危害，使张学良认为自己将在苏联的干涉下失去“东北王”的地位。

因为听信了一些不实情报，再加上吕荣寰等小人的挑拨，张学良低估了苏联的实力，并把威胁明显低于日本关东军的苏联当做了头号敌人，决心要从苏联手中收回中东铁路。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在苏联军队面前，东北军付出了巨大伤亡，中苏就此断交。

“日本陆军对中国军的评价是：在中苏发生纠纷时，张学良军简直是乌合之众。他们只是靠人多，可是一受到苏军便立即溃逃。尤其是在受到炮击的情况下，张学良军的脆弱性暴露得更为明显。”——《关东军与远东苏军》

在中东路事件中失利的东北军，受到了日本关东军的轻视。原本因为惧怕苏联而迟迟未对中国下手的日本，在这场战事后拾起了侵略东北的信心。

  • 张学良判断失误

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前，日本关东军就曾在东北地区先后挑起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前者挑起了中朝矛盾，使得朝鲜国内出现了暴动排华事件；后者则是由于东北军处死了在东北地区进行地图测绘等活动的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处理尸体的士兵还私自将中村的财物据为己有，日本方面在发现后，便诬陷东北军对日本平民做了谋财害命之事。所以在得知日军炮袭北大营时，张学良依旧认为日军是在恶意挑衅自己。

  • 蒋介石的要求

张学良东北易帜，使得日本将“满蒙”从中国肢解的计划破灭，因为张学良态度十分强硬，反对日本插手中国内政，日本关东军无法阻止张学良，又不想失去自己的在华既得利益，便加快了在东北地区的间谍侦察活动，试图将“满蒙”据为己有。
张学良以及国民政府早就察觉了关东军的企图，只是在商量对日政策时，张学良与蒋介石却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目的，曾对张学良发出“铣电”。

铣电内容为：“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洪钫为国民党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

蒋介石的这一要求，遂被张学良拿来对东北军各级进行了训令。

  • 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

1931年8月24日，张学良对陈群发出一封电报，随后转发给了蒋介石，张学良在这封电报里表示了自己的焦虑，日本方面的动作越来越积极，近期必定会制造更多恶意事端当做借口，那时恐怕我方的退避政策也将无力应对。应当和日本在外交方面进行明确对等的会谈。

中村事件爆发后，张学良在9月6日对臧式毅、荣臻二人发出了“鱼电”，要求二人训令各自的部队，要小心应对日方滋事，持容忍态度，不可反抗，以免酿成事端。两日后，焦头烂额的张学良再次给蒋介石发去了“限即刻到，不得停留”的加急电报，除了表明自己已对荣臻等人重申了不抵抗要求之外，也向蒋报告了日军侵华的苗头，“东京方面陆军人员尤为激昂，显有借端侵略状态。良不能亲自回辽，万分焦急。”希望能和蒋商量新的对策。

对于张学良的这封电报，蒋介石似乎并无明确回复，据何柱国记载，蒋张二人于9月11日在石家庄进行了面谈，这次会谈中，蒋介石依旧要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此时距离“九一八”事件爆发仅有7天时间。

“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何柱国《“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

爆发后：张学良的政策、态度

  • 落实蒋公的“不抵抗”方针

9月18日当晚，因为驻守沈阳的北大营第7旅旅长王以哲尚未返回军营，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就只能向东北军总参谋长荣臻求助。还尚未在军中形成较大影响力的荣臻也不敢妄下指示，便打电话询问张学良。

张学良此时还在北京的协和医院住院，听荣臻汇报完基本情况后，张学良想到此前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以为日本关东军又在恶意滋事，便让荣臻传令各属，保持冷静，切勿反抗，以免让日本找到出兵东北的理由。

  • “武器入库，不许抵抗。”

在西卡门被日军突破后，第7旅再次致电荣臻，荣臻重复了张学良下达的不抵抗命令。据李济川回忆道：荣臻告诉他们：“无论如何，就是日军进入营内，也不准抵抗，武器都要收入库内。”对方问：“日军要命怎么办？”荣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他。”

而南京军委会当晚也给东北军区发了一封令人啼笑皆非的加急电报，原文是：“顷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奏明天皇，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防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筱。”这使得臧式毅等人放下心来，以为日本关东军确实是在举行演习。

日军炮轰北大营

在层层上级明确的指示下，北大营第7旅官兵在遭到日军突袭的情况下还不得不束手束脚，部分士兵在熟睡中、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被日军击杀。据第7旅620团第3营第9连连长姜明文回忆到：“旅长电话指示到，把枪放回库里，士兵回去睡觉，要什么给什么，不要打。”姜明文预感不妙，要求本连士兵枪弹不离手，随时准备集合。果然，日本士兵见人就杀，赤手空拳的士兵们开始向其他未遇袭的团逃窜。

9月19日凌晨，张学良召开了一场重要会议，在听完荣臻发来的最新电报后，他意识到关东军此次是打算挑起一场大战，而非普通的滋事，但碍于种种原因，主张抗战的张学良依旧决定听从中央指令，以免事态扩大。9月23日，蒋介石对万福麟、鲍文樾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张学良依旧遵从了蒋的命令。

  • 结果：日军持续增加、汉奸伪军阵营

从李济川、洪钫等人的回忆中也可以知道，张学良确实对国民政府下达的不抵抗政策进行了落实。在东北军不抵抗的情况下，日本陆续增加了侵华势力，沈阳沦陷显然只是个开始。

虽然部分基层东北军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东北的快速沦陷，和部分东北军将领的逃跑或投降也有一定关系。比如在“九一八”事变后打算继续和日军交涉的臧式毅，反倒被日军劝降做起了卖国贼，更让张学良了无法容忍的是，就连自己的表弟张学成，也率军成为了日伪军势力，随后更是派人处决了张学成。

原因：

事实上，张学良在听完万福麟、鲍文樾二人的转述后，就和于学忠、王树常等人探讨了应对策略，并对主张立即与日军作战的将领们进行了讲话。据洪钫回忆，张学良多次表示：“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实际有着明确的抗日意志。

  • 有条件抗战

张学良虽然多次公开表示自己的抗战决心，但他的抗战显然不是无条件的。按照张对下属的多次表态来看，实行不抵抗政策是对国民党中央命令的听从，自己虽然主张抗战，但绝不能独自进行局部抗战。在全国抗战之前，要避免事态扩大，波及全国。

奉军入关

然而，促使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其实更像是一个幌子，前文我们已经说到，为了支援蒋介石的中原混战，张学良将驻守在东北的大部精锐势力都调进了关内，加入了蒋介石挑起的新军阀混战中，并在随后驻守在平津、河北一带。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阎锡山、石友三等人都在看张学良的好戏，张学良走错一步，就会受到对立军阀以及日军的双重打击。

日军步兵进入北大营

考虑到当前割据形势，张学良并不敢将军队撤出关内，所以就希望蒋介石能带领国民政府发起全国抗战，确保后方不会受到阎锡山等人的偷袭。张学良就这样以不抵抗的形式等待着全国抗战，但蒋介石并未对其进行支持，所以在12月的锦州事变中，即使国民政府希望张发起抵抗，张也命令其部队继续后撤。

  • 寄希望于国际联盟

张学良把蒋公的不抵抗政策执行到底，其实还和张学良、顾维钧等人对和平和国际组织的盲目迷信有关。在9月19日当天，张学良和顾维钧、章士钊等人从外交层面对此进行了探讨。顾维钧作为东北外交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在会上表示：“东北外交须先请由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他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

在顾维钧等人看来，国际联盟若是对日本的行为坐视不管，就会在国际社会失去其公信力，《国际盟约》等协议也会失去其法定效力。所以通过国际联盟来抑制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开展的军事行动，依然有很大的可行性。

张学良等人之所以会对此抱有希望，是因为在1928年曾发生过济南惨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途中，日军以保护侨民为由入侵济南，并对济南进行了大屠杀，超1.7万人死于日军之手。在国际联盟介入之后，中日双方才结束了军事对立。

在中国外交人员的努力下，国际联盟也对“九一八”事件进行了调查，在1932年10月才得出日本属于侵略一方的结论。此时的日本内阁早已失势，关东军不但没有听从国联命令撤离中国，还宣布退出该组织，并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 “保存实力”之说

张学良在安抚手下将领时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自己绝不愿用跟随自己多年的将士们的生命，去赢得民族英雄的称号，还不到报国仇家恨的时候。在部分人眼中，张学良的这一套漂亮说辞并不能站住脚，张学良早就意识到，自己带领的东北军，整体实力远在关东军之下，实行按兵不动的不抵抗政策，其实也是为了保存自身实力。

态度转变：蒋张从意见一致到出现矛盾

1931年10月，随着关东军在东北地区的大肆推进，眼看自己的地盘就要保不住，张学良开始怀疑蒋介石“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的可行性，这点从蒋介石给张学良发去的电报中就可以推测出。只是蒋介石不但没有给出解决办法，反倒和张打起了太极，于是张学良便决定自行应对日军接下来的攻击。

1931年11月5日，张学良对马占山下达了首个抵抗命令，要求东北军“力图自卫，设法抵御”。6日，张、马发表通电，宣誓抵抗，四日后，马占山、谢珂发表抗战檄文，一直到江桥抗战打响，蒋介石都保持着沉默。

总结评价

虽然张学良对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事业进行了支持，后来发动的西安事变也促成了国共二次合作，为我国的抗日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但不能忽视的是，其前期实行的不抵抗政策，几乎造成了将东三省“拱手让人”的局面，中国抗日军队失去了东北地区相对完善的军工资源，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抗日事业的难度，而张也因此背上了骂名。

张学良与蒋介石

至于蒋介石，在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还执意挑起新军阀混战，导致国内各派势力失衡，辽宁之所以会在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呈现出兵力空虚的情况，就和蒋介石有莫大关系。此外，蒋介石还督促张推行不抵抗政策，以及对主张北上抗日的红军进行追杀围剿，如果将参与新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的军队都用来对日作战，日军侵华初期绝不会如此顺利，中国大半个国土的沦陷，蒋有着无法推脱的责任。

对于张学良这样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往往都会呈现出两极分化。对此，若是想保持眼光的客观公正性，我们不但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还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避免被动的对他们进行丑化或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