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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商王康年，卖假药给志愿军牟取暴利增加伤亡，伟人大怒：该杀！
1952年春天，我军志愿军中发生了一些十分离奇的事件。
一些得了伤寒病的志愿军战士，在服用氯霉素后并没有好转，反而病情加重了。
随后，一些受伤的志愿军战士在服用止痛药后没有效果，医生不断加大剂量后也没有效果。
再后来越来越离谱，消毒棉花是废旧棉花，纱布和绷带还带有污迹，饼干是用发霉面粉做的。
彭德怀知道后，怒不可遏，一封加急电报就把负责志愿军后勤的聂荣臻给告到了毛主席那里，说他给志愿军发送假药和变质食物。
那么，这件事背后的人到底是谁？他为何有这么大的胆子如此做呢？
丧尽天良的奸商
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肯定不是聂荣臻干的，但是他是国内负责抗美援朝后勤的，彭德怀只能够找他这个偷偷算账了。
聂荣臻经过调查取证，这些药品、医药用品和食物全部来自上海，中央立即命令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马上彻查。
陈毅丝毫不敢怠慢，火速亲自跑到市公安局督查。
调查结果也很快就出来了，这些药品、医药用品和食物都是本市大康西药房提供的，而大康西药房的老板王康年前几天已经被抓起来了。
在王康年被捕期间，负责大康西药房收货发货的滕仲年和马维善到公安局举报王康年，去年八九月份，志愿军到店里采购药品，当场付了三亿元的货款。
王康年收了货款后，就带采购人员出去大吃大喝，还送了手表，但是却迟迟没有按照志愿军的采购单备货。
眼看发货时间越来越近，两个人就催促王康年赶紧采购，王康年却说手头没钱，先拖一拖。
志愿军那边见约定先发货的急需消炎止痛药一直没有发过去，就隔三差五写信过来催促，王康年干脆把信压了下来。
到12月11日，已经是最后的交货期限了，滕仲年和马维善发现库房里给志愿军的物资还差一半多，他俩十分着急地跑到经理室汇报。
正在经理室的会计主任董渊，听了后立即问王康年怎么处理，王康年却回答说，不用急，朝鲜那么远，耽搁十天半月也是正常的。
王康年还说大康西药房就是一个“干部改造所”，哪一个干部来了自己都能够摆平，志愿军采购这件事情，自己已经十拿九稳了。
后来董渊也到公安局检举揭发了王康年，但是他们三人对王康年弄到库房里的那一半物资是假冒伪劣产品还不知情。
随后，平原省志愿军荣康医院也专门跑到上海投诉大康西药房，说他们两年前道到上海来买X光机，找遍上海国营医药公司没有买到。
后来经人推荐大康西药房购买，该药店当时也没有现货，王康年说自己马上可以从香港订购英国货，保证一周内到货。
双方当天签订了采购合同，荣康医院在五天内，把2.5亿元转给了大康西药房，支付货款一个星期后，荣康医院没有收到机器，就打电话催。
一直催了四个多月，大康西药房才把发往荣康医院，不过是坏的，差两只灯泡，到现在也还是个摆设。
后来大康西药房的夏雅伦技师还告诉荣康医院，这台X光机的合格品市价是1.8亿元，对方还包调试安装。
王康年似乎特别喜欢骗军队，大康西药房的工人王祖蕃，向公安人员检举揭发了药房卖过期变质药品给皖北军区的犯罪事实。
两年前，军区叶海清到药店来购买止咳糖浆，当时库房里正好有一批已经过期变质的止咳糖浆，一共有300磅，全部当成合格品发给了皖北军区。
结果军区那边发现了，质问王康年，王康年竟然回答，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些过期药品又吃不死人。
随着调查的深入，公安人员发现，王康年在解放前就已经臭名远扬了，导致生意已经做不下去了。
奇怪的是，解放后突然起死回生，而且主要是同政府、军队等做生意，生意越做越大。
隐藏的奸商
奸商王康年，卖假药给志愿军牟取暴利增加伤亡，此人为何有这么大胆子？
1941年，王康年进入上海大亚电台上班，负责播报广告和商品行情，时间一久，他就萌生了自己开店做生意的想法，但是却苦于没有本钱。
过了两年，王康年追到了租界一位巡捕的女儿，这位岳父大人对王康年关爱有加，在生吉里给女婿盘下一间门店，帮助女婿开了一家名叫大康行的百货店。
百货的毛利润非常微薄，而且也比较耐用，人们购买的频次不高，王康年的生意只能勉强度日。
王康年后来看见上海的西药供不应求，又找到他岳父，在景星里给自己弄了一个门店改行卖西药。
正因为西药是紧俏品，批发公司全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王康年没有那么多本钱，不过，他脑瓜子灵活，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十分荒谬的妙招。
王康年在批发公司和药厂那边出高价采购，前提是对方允许赊账，部分商家见王康年把价格提高了很多，就壮着胆子把药品赊卖给他。
王康年拿到药品后，为了快速回笼资金，他又来了一个神操作，把药品再低价转卖给其他药店，但是必须付现金。
理论上说，因为存在一个账期时间差，王康年这种自杀式套现，只要资金链不断裂，就可以一直拆东墙补西墙玩下去。
手里套取到一些资金后，王康年又把店铺搬到了汉口路，也就是这个时期，药品像发了疯似的暴涨。
一天一个价，今天卖出去的资金，明天有时候甚至进不回来一半的货，王康年这个大康药行的生意越兴隆，他背下的债务也越多。
没过多久，王康年就吃不消了，一些债主陆陆续续把他告上了法庭，被逼到死角的王康年很快又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
彼时一些药房采购药品后，会寄存在大康药行，王康年就把这些其他药房寄存在自己店铺里的药品拿去卖了，这可是个无本万利的事情。
仅仅是从一个名叫严广骏的人手中，王康年就吞掉了他两亿法币，而像严广骏这样的药店店主还有很多。
这些店主被王康年骗了货物后，咽不下这口气，就把他给告了，王康年一点也不慌，他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王康年找到律师，让律师告诉这些被自己骗了货物的店主，大康药行已经破产了，就算把这些货物折算成钱，王康年也还不起，你们去法院告他也没有用。
这些被骗货的店主不买账，坚持去法院告王康年，而此时离上海解放已经不到一个月了，国民党的法官哪里还有心思管这些事情，这些官司只好不了了之。
上海解放后，为了稳定上海经济，对一些认罪态度好的个体工商户网开一面，还给予他们多方面的支持。
王康年正好成为了这些表现好的个体工商户中的一员，新中国的法院在审理大康药行侵吞他人货物时，把这些货物折算成了钱，让王康年以后慢慢还。
为了让王康年的药行能够重新经营，政府出面协调银行，安排银行放款给王康年，王康年拿到银行的钱后，把店名更改为大康西药房重新开业。
当时的王康年确实是对新政府十分感恩的，他的表现也十分积极，因此兼任了本街道肃反副主任。
王康年对大康西药房的经营十分卖力，最开始也非常中规中矩，生意一天天好起来以后，该还的帐他也陆陆续续还了一些。
当年年底，淮阴某机关到大康西药房采购酊剂，王康年发现库存还差两百多磅，本来他可以直接告诉对方，随后给补上。
但是王康年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指使自己的亲哥哥，把合格的酊剂取出来加上自来水，生产了两百多磅的假药。
淮阴这个机关把这些假药拿回去，到全部使用完也没有发现大康西药房卖给自己的是假药。
这一次冒险没有出问题，王康年的胆子开始越来越大，伪造的假药也越来越多。
为了能够把这些假药卖出去，王康年开始用金钱、高档礼品，甚至美色贿赂有业务往来的单位领导，让他们来药房采购时大开方便之门。
王康年甚至觉得这样赚钱的速度也太慢了，他把目光瞄准了银行。
最终暴露
奸商王康年，卖假药给志愿军牟取暴利增加伤亡，毛主席大怒！
1951年八月份，王康年找到冯贵财担保，用他的药品为抵押物，向金城银行广州分行贷款4亿元，让香港的李世明为大康西药房代购药品。
按照正常的流程，李世明为王康年买到药品后，通过运输行转运到上海，王康年需要在银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去还清贷款再取货。
如果这样的话，王康年就骗不到银行的钱了，当货物抵达运输行在上海的站点后，王康年并不急于去取货。
而是等取货日期超期后，才绕开放款银行暗箱操作取出货物。
比如当年12月15日，王康年通过金城银行广州分行，用押汇的方式购买了13公斤西林油。
广州铁路把这些西林油运送到上海后，王康年并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会同金城银行上海分行的工作人员去取货。
取货日期到了后，当金城银行广州分行委托安余报关行到取货点去取货时，王康年已经暗中绕开金城银行上海分行去把这批西林油取走了。
随后，王康年先后又通过金城银行广州分行，用押汇10多亿元和两亿多元的方式，分别购买西药。
这批西药分别由振大、振记和恒发运送到上海后，王康年又如法炮制，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会同金城银行上海分行的工作人员去取货。
当金城银行上海分行去到这三家运输行上海取货点去取货时，王康年再次暗中绕开金城银行上海分行先一步把这些西药取走了。
货物取走了，12亿多贷款却没有还，第二年元月25日，金城银行就让陈健民去追讨贷款，王康年没还，银行又派邢维俭过去协助陈健民。
十分不巧的是，这一天正好是除夕夜，大康西药房只有几名值班的员工，贷款还是没有追讨回来。
到大年初六，金城银行有些急了，让王康年到银行面谈，王康年过来了，东拉西扯地给银行胡吹海侃一番，把银行蒙过去了。
到2月4日上午，金城银行再次通知王康年时，王康年干脆躲起来不见面了，这两笔资金高达十多亿元，金城银行坐不住了，向上海公安局报案。
金城银行虽然成立于1917年，但是是一家私人银行，相对来说，对贷款人的要求要宽泛一些。
如果说王康年骗取了金城银行的贷款还能够理解的话，人民银行的管理就相当规范了，而且对贷款人的要求也特别高。
王康年依然用骗取金城银行同样的手段，骗到了上海第二营业部5亿多的贷款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王康年被抓起来没几天，彭德怀就找上聂荣臻了，随着对王康年调查的推进，发现他的案件异常复杂，上海方面在五月份成立了专案组。
专案组通过近一年的调查，确认王康年盗骗欺诈金额高达26亿元，牵涉进来的干部也不少。
比如，王康年为了把16架显微镜卖给苏北卫生局，向局长请客送礼265万元，然后把每架显微镜再加价300万元卖给了该局。
为了挽回国家和当事单位、个人的损失，上海市公安局对王康年大康西药房的资产进行了盘点，通过销售存货和追回欠款的方式来清偿部分损失。
事实上，坑志愿军的远远不止王康年一人，有在汽车、鞋子、铁锹等工具、用具和物品上面打主意的。
也有在压缩饼干、肉类、豆腐干和大米等吃的上面动手脚的，这些商人不只是来自上海，也来自武汉、苏州、济南等地。
当志愿军们在战场上保护我们的时候，这些不法商人却在干着令志愿军心酸和绝望的勾当，哪怕是把他们杀一千次一万次，也是死有余辜。
聂荣臻把这些调查结果拿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十分震怒，猛地一拍桌子：“该杀！”
王康年盗骗国家财物、偷税漏税和行贿等犯罪事实清楚，而且影响极其恶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1953年2月28日，王康年终于走向了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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