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从坐到站、再到跪，本质是“君进臣退”的直观反映：从宋到明、清，封建君主专制的加强一步步登峰造极。这不仅仅是文化的倒退，而是制度的颓败——当需要以弱化、羞辱个体来巩固统治时，说明整个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绝路。

宋朝“改坐为站”的过程，就将这一性质体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改变唐朝中后期以来的频繁政权更迭，赵匡胤必须削弱武将、强化皇权，关于他“兴文教、抑武事”的手段，估计大多数人都不陌生。他以系统性的制度削弱武人的权力，把相应的职责转向文人。

为了鼓励人们弃武从文，还采取了扩大科举录取名额、提高文官待遇等举措，甚至立下“誓不杀大臣、言官”的祖训。文官在政权中的地位达到了有史以来的巅峰状态，形成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模式。

但要明确一个基本概念：这一转变，只是在臣子这一层面改变了权力分配；在皇帝与文官的君臣关系层面，尊卑、贵贱、从属关系不仅没有弱化，甚至还需要加强。毕竟历史上文人篡位的情况也不是没出现过，王莽、司马氏可都是儒生。

赵匡胤的对策，除了继续在机构设置上下功夫、加强权力制衡外，就是要在精神、思想认知层面提高皇帝对文官的凌驾态势，具体体现上，那就是君臣会面的“仪式感”。

在宋朝之前，包括武将横行、文人空前式微的五代，皇帝与宰相等朝廷大员议事的场面是这样的：首先，皇帝会请宰相们坐下，与自己就一些事展开讨论，旁边有人记录；谈完后，皇帝赐茶、宰相们喝完告退，所谈内容形成文件、签署执行。

北宋建立后，这一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被推翻了。根据史书的说法，这是宰相范质主动推动所致。

范质是谁？后周重臣，曾备受周世宗柴荣的信任，甚至还被任命为托孤大臣。但面对赵匡胤兵变，范质却没做任何努力就主导了权力更迭的程序，其后还跟没事人一样继续为宋朝效力。

因此，当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以其为首的前朝老臣很是有些心虚。为了在新朝站住脚，他们想出了很多主意来讨皇帝的欢心。比如，改变以往君臣首先口头讨论、随后才形成文件的常规做法，每次议事前，都毕恭毕敬地形成文件呈上，并且解释道：“这样才能体现臣子们的恭敬之意”。而废除“坐而论道”的平等方式、体现君王的特殊性，也是这些人主动提出的。

而民间说法则更具画面感。相传，一天北宋君臣在朝堂上讨论政事。赵匡胤对坐在座位上的宰相范质说：“我眼睛看不太清楚，有点花，你把奏章拿过来让我仔细看看。”

范质听命起身，拿着文件给赵匡胤看，但对方让他再靠近一些。过了好一会儿，当赵匡胤终于看完、范质准备退回座位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椅子已经被人撤走了。众人秒懂，自此之后，连宰相也站着上朝。

真实的情况也许是两者兼有：赵匡胤希望强化皇权、体现帝王威严，范质等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主动提出站着上朝，从此，君臣坐而论道的和谐局面成为了过去，皇帝高坐宝座、公卿站立其下，尊卑贵贱泾渭分明。

对于推动这一转变的头号功臣范质，赵匡胤几乎是赞不绝口，他认为“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说白了就是懂规矩；而唯一的缺憾，就是“欠为世宗一死”。这话等于白说，像范质这种极端务实主义者，怎么可能会为柴荣殉节？

从零到一是质变，而从一到一百只是量变。任何坏事一旦开了头，接下来就会如同倾泻的洪水般不可遏止。

随后的元朝属于历史的特殊，君臣关系不具备代表性，它本质上类似先秦的贵族封建体系，贵族军人、僧侣、商人、工匠甚至猎户都远比读书人有地位。

明朝在这方面则具备两面性。一方面，士大夫再次在政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重臣“侍坐”屡见不鲜，君臣“坐而论道”的传统仿佛重见天日。

但在另一方面，明朝开创了对士大夫进行制度性肉体摧残的历史先河。

想当初的先秦及汉朝，对文官施加“髡刑”——即剃掉全部或部分头发，就已是一种极大羞辱；汉景帝把身着官服的晁错送到刑场，被后世痛斥“薄情寡义”；汉文帝处理严重违法高官，一般采取“赐自尽”；其后的千百年间，除非某些倒行逆施的暴君，从没有哪个王朝会把在庙堂之上对官员行刑视作天经地义。

但明朝却打破了对士大夫的制度性尊重。

明初起，朱元璋就开启了对士大夫施加严刑酷罚的风气，锦衣卫本身就是对付朝廷官员的暴力工具。明初四大案，个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胡惟庸案，被诛杀者三万多人；蓝玉案，一万五千人；户部侍郎郭桓案，死者数万；空印案，连坐被杀者七、八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