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说李世民用人之道登峰造极？一个不讲究山头、鼓励杠精的皇帝|侯君集|房玄龄|李世民|萧瑀|魏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要明白李世民的用人之道多高明，首先得明白贞观期间的朝廷人员组成有多特殊。

派系复杂：李世民登上帝位，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而且在玄武门之变后并没有进行人员清理，故而贞观初年的群臣自带政治派系。

大的层面来说，分为秦王府、太子府、太上皇李渊嫡系；

即使在秦王府里，人员主要也有两个来源，一是所谓的关陇集团人物，如长孙无忌、李靖、侯君集等，另外一批是当初跟随李密的山东（崤山以东，下同）集团人员，以徐世勣、秦叔宝、程知节等为代表。

贵胄众多：汉、明等大一统帝国的开国功臣集团中，出身布衣、草根的不在少数；而唐朝则多出贵胄——绝大多数原本是隋朝官员，其中，萧瑀、陈叔达，分别出自南朝梁、陈皇族；裴矩、宇文士及、杨恭仁等是前朝宗室、姻亲；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柴绍、殷开山、李靖等，都是贵族子弟。

这种构成有利有弊。好处是官员整体素质高，便于开展工作；坏处在于要“压住”这些人并不容易。

如此复杂的构成，但结果却出奇的好：各种出身、各类派系的人才在同一个屋檐下合作顺畅，不仅没有其他王朝常见的高层内耗，反而相互扶持、相互帮助。

史书称“王、魏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即出自原太子府的王珪、魏征习惯于直言劝谏，而秦王府元老房玄龄、杜如晦不仅不反感，反而甘心让位、分享权力；

公元629年，房玄龄主管官员考核期间，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其处事不公，唐太宗命令侯君集核查，此时魏征挺身而出，认为房玄龄等“皆朝廷旧臣，素忠直......”，分析他们只是工作量繁重、不可能存在徇私舞弊，李世民便撤销了审查令。

在一个大环境下，如果一两个人比较正直，也许是个人品德所致；但如果绝大部分人都如此，那一定是体系、制度的功劳。而在封建君权时代，如魏征所言：“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有其王、才有其臣，帝王本人才是塑造一个环境关键。

简单来说，李世民的用人之道有三大特点：

第一，用对的人做对的事，而不是山头主义。

“自己人”这个名词在我们的管理观念中根深蒂固，许多领导者用人，首先不是看对方合不合适、能否称职，而是看对方是否可靠、是不是自己的亲信。

这就造成了一种常态：除非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那些没有山头、但却真正有才的人往往极难被安排在最适合他的岗位上。在古代，这种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无数“劣币驱逐良币”的事例给人留下无尽遗憾。

但李世民却是一股清流。贞观一朝有个奇怪的现象：秦王府的旧臣，大多小心慎微、谨言慎行，李世民的铁杆尉迟敬德曾被严厉警告，张亮、侯君集被杀；原太子府的王珪、魏徵等却看似更加畅快随意，悉数位极人臣。

以魏征为例。我们都知道，玄武门事变前，魏征曾经极力劝说李建成杀掉李世民。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当李世民夺权后，对魏征处以极刑也不为过。但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李世民却一笑泯恩仇，给魏征安排了全权安缉山东的大权。

李世民此举并不是沽名钓誉，他知道，当时天下刚刚安定、人心不稳，外有强敌突厥，内部刚刚经历惨烈的宫廷政变，山东地区并非关中集团的传统势力范围，过去曾涌现窦建德、王世充、李密等一方枭雄。因此，山东稳、则天下安，而魏征身为山东人士，曾先后在窦建德、李密等人手下服务，天生是最适合安缉山东的人选。

说白了，李世民敢用重用曾经的“仇敌”，是因为他知道对方适合做什么，也知道对方建功立业的渴望。而后来魏徵在贞观年间竟能成为人臣的标杆，更是侧面证明了唐太宗一代明君的气度与眼界。

另外，曾经并非自己嫡系的李靖、李世勣，都因出色的军事才能被委以重任（如灭东突厥的千秋壮举）；而那些众所周知的老部下，却没有享受过特殊待遇——恃功而骄的尉迟敬德被李世民用韩信、彭越的例子严重警告；在秦王府成长起来的侯君集希望做宰相，被李世民以“次第未至耳”（排序还没到）为由拒绝，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凌烟阁功臣确实不够格。

第二，用人所长、容人之短，而不是吹毛求疵。

人们都有“严于律人、宽于律己”的惯性思维，很多领导者对部下要求极高：要有才，还得有德，更得听话、忠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任劳任怨、只付出不追求回报，不能有任何低级趣味......最终，往往会变成部下投上级所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把精力都放在如何包装自己、讨领导欢心这方面，在具体工作层面却只能畏首畏尾，甚至变成做多错多、做少错少，久而久之，这个体系将腐朽不堪、走向灭亡。

在封建专制极权时代，帝王的权力可谓毫无上限，这种情况更是司空见惯，在最高统治者喜好影响下之下，历朝历代为何时常出现奸佞如鱼得水、忠臣屡被排斥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李世民在这方面则实现了突破。在写给儿子李治的《帝范》中，他给出过一番真知灼见：